以《喧哗与骚动》为例，略谈意识流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之“端倪”。

“意识流”，这个概念，首先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创造出来的。用来表示个体的“经验”与“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意识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后来，“意识流”引入到文学中，特别是小说创作之中，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

前边，我们一直强调过作家的“深入生活”与“体验生活”之问题。作家“深入生活”，得到的收获是，“经验”；而“体验生活”，收获的是“体验”。一般来说，“经验”对小说讲述之“故事”有很大影响。比如丹麦作家耶勒鲁普之长篇巨著《明娜》之故事，可以说就直接得益于作家本人之生活。

如果耶勒鲁普本人没有那一段感情生活，就不可能有这部伟大的作品。在这一层意义上，正像我们曾说过的，作家是“活”出来的。

相较于“深入生活”的作家，也即有很深生活经验的作家来言，那些“体验生活”的作家，相对来讲，感觉能力很好，做起小说来，“故事”性相对较弱，反而小说文本之中关于心理、哲学问题，就会很多。比如博尔赫斯。还比如昆德拉。在他们的小说中，哲学问题很多。但是还有一类作家，本人有很深的生活投入，并且感觉能力，体验能力也很强大，比如普鲁斯特，他本人就有很特别的那种生活，并且由于有病，他很敏感。小说中不乏生活之厚度，当然有关哲学、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多。因此，成就《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大著。

一般来言，小说中探讨哲学、心理学等种种问题过多，势必会影响他的故事性，特别是影响到故事情节的推动。比如《悲惨世界》，雨果就采用“题外话”的方式，来将这些问题“单列出来”，以这种方法，使他小说的情节，相对来讲，保持一致性。这种方法，就显得“笨拙”一些。当“意识流”出现的时候，这个问题，在普鲁斯特这里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上边，我们说过意识流，本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詹姆斯，创造出来的概念。后来引入到小说创作中。比如英国作家伍尔芙，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还有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等，可以说都是意识流这一派别的小说大著。

下边，我们讨论咱们的话题：即意识流手法，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端倪。

这样的文章，偶打算再做这一个，就不打算再干下去。因为，我担心一些朋友会误解，我这是在搞“中国文学中心化”。 其实，咱们的想法，早就表明过，只是给中国文学一点“自信”，给中国作家一点“勇气”，当然也是给我们自己一点信心与力量。  闲话少说，转入正题。“意识流”这样的手法，早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被运用过，只不过，没有或很少人去关注与总结罢了。

比如诗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有意识流。

我们来看《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诗句：“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这一段梦中之所历、所见、所感，皆是以“意识”的自然流动为路径来描摹出来的。是不受诗人“理性”控制的，时间变化倥偬，空间转移倏然，时空对接交错反复，诗人之内心感受之豪迈、之沉郁、之豁朗，一波三折，参差错落。这段描写，难道不是“意识流”手法吗？

还有我们常举的例子，李义山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中过去、现在、将来时空的变化对接，不亦是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吗？

然后，我们再来看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我们将之与《红楼梦》对照看。《喧哗与骚动》，讲述的是美国南方没落农场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红楼梦》讲述的是封建末期贾史王薜四大家庭的兴亡史，也可以说是家庭悲剧。也就是说，如果将《喧》与《红》做比较，在内容上，《红楼梦》倒要比《喧哗与骚动》更见厚重了些，是不是？

更见巧儿的是，《喧哗与骚动》康普生有三个儿子，主要是这三个儿了的内心独白。而《红楼梦》史老太君有贾敕、政两个儿子，还有宁府之中老太君侄儿贾敬。是敕、政、敬（这一支主要讲贾珍），是这三个人物（家庭）的故事。当然，福克纳的小说应用之手段，主要是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现在我们看《红楼梦》，第一章，一僧一道，跛脚道人和癞头和尚从大荒山无稽崖一路走来，历经多少年月，走过多少路途，竟走到了哪里？走到了十里街（势力街），仁清巷（人情巷）甄士隐夏日午间的梦中来了。虚与实，真与幻，时空的变化错乱，是不是意识流？

由此，我们可以说，世界文学上，现代小说中，这些一度十分骄人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方法，并不是像某些评论家说的那样神秘，那样西方，那样高不可攀，反倒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早已经运用过的一种技术了。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将这些技术与手段发扬光大之？这，不是中国作家的责任。为什么偶这样说？我们以李佩甫先生《羊的门》为例。《羊的门》初版时，前面有一大章写中原草的文字，当时就有许多批评家说这些文字与小说无关，呵呵。后来，大家知道，这本书被禁了。再后来，我们见到这本书以另一个书名《通天人物》刊印行世，但很不幸的是，前边那一大章写中原草的文字不见了，竟是在文未以“附录”出现。是不是批评界对这一大章文字，批评的多的原因？我不得而知，总之，这一章文字，发现其中奥妙的批评家不是很多。我印象。

现在中国文坛的格局是，主编、批评家、作家，作家亦然是“小三”的地位了。

与民国，民国之前文坛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古代文坛见不到主编的影子；现在倒好，处处是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影子。这也是作家将这些人”惯“的。当然，更多的是文坛体制的问题。因此，偶常常说，作家，咱们的作家朋友已然是最辛苦的一类人了，还要写东西，还要搞关系，不然作品就出版、发表不了。还一个个不敢对杂志主编，小编们说不，他们都是爷，作家活得跟个孙子一样。 是不是？没有李白的傲气了，那得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呢。怼编辑，怼批评家，这些货才是中国文学败落的“罪大恶极”的人。一些伟大的小说家，在他们一手操控的中国文坛，一直不得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