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白的新古典主義詩歌

                                                                          李霞

從中原到北美，蘇小白構建了一個游移於古典意境與現代異鄉之間的獨特詩性空間。他的筆下，季節不是單純的布景，而是承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的容器。晚風是“老黃狗”，啃着秋天“僅剩的骨頭”；南瓜燈在霜風裡“呲牙咧嘴”，星子則是故國“蜿蜒的隱隱山脈”。這些意象絕非靜物寫生，而是被賦予了強烈的動作性與情感張力，使農曆風情、故國傳說在異鄉的土壤里倔強地呼吸。

一

詩繪製了一幅精神地圖，其間布滿文化的溝壑與情感的等高線。蘇小白以細膩而克制的筆觸，將個人的鄉愁升華為一種普遍性的現代境遇描摹。人如何在流動的時代裡，攜帶自身文化的“年輪”，在異質的風景中辨認出那些“惟有農曆才有的風情”，並最終在語言的創造中，完成對離散靈魂的短暫收留與永恆安慰。詩行之間，古典的月光依舊皎潔，卻靜靜照在異國的鐵橋與松樹上，映出一種清冷而執拗的光輝。

詩人巧妙地運用了“新古典主義”的視角，並非簡單挪用古典意象，而是進行了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與重組。落日可以是蒼黃的炮口，明月可以是巨輪，鐵橋的陰影能“泊定疲倦的輪船”，而倒車鏡里竟能同時陷落“火星與紫微星”。這種將歷史（1846年的炮台、蘇軾的月亮、禹州鈞瓷）與當下（特斯拉、賭場霓虹、微信玫瑰）並置的手法，產生了強烈的時空壓縮感。文化記憶如同“河圖洛書”般的密碼，刻在彈痕上，也刻在遊子的解讀里，形成一種既厚重又飄零的審美體驗。

他的寫作姿態，始終是一個“觀察者”與“介入者”的矛盾統一體。時而“倚着老宅的門板”體味農曆，時而“雙手交抱”在月光的“莊嚴法庭”接受審判；既是“落魄的詩人”收集溪頭的銀色，又是透過鐵門接受“神的恩典”的佇立者。這種穿梭於不同文化場景、不同情感維度的視角，使詩歌形成多聲部的復調。故鄉的井台梅花與美西診所的夕陽形成對位，小鎮的冬晚既是凋零的樹，又是國畫裡的“向晚春山”，在在揭示出靈魂在兩種文化間的拉扯與棲居。

詩的深層結構，是對“離散”與“棲居”這一永恆母題的當代書寫。雁陣暗示“簽證的長度”，候鳥在“城中濕地”密謀“綠色暴動”，黃葉是“蓋着郵戳的信札”。位移帶來的不僅是地理的隔閡，更是時間感知的錯位與語言家園的重建。詩人用漢語的“細嫩的牙”去咬異鄉的衣領，在聖蓋博河漂流中尋找“瑪雅文明失傳的密碼”，最終在“火車無休無止的運行”與“地球那端的潮聲”里，確認了一種流動的、懸置的、卻又在詩行中牢牢錨定的存在。

    二

蘇小白詩中的“思”與“情”，並非簡單的並列或交融，而是一種深邃的共生結構——思是情的骨架，情是思的血肉，二者共同構成其詩歌世界中遊蕩的靈魂。

他的“思”，是一種帶有地理坐標的文明之思。思的起點，往往是身體所處的具體空間——美西小鎮的鐵橋、羅斯山脈前的鐵門、1846年的老炮台。然而，思的軌跡並不停留於此，它必然沿着記憶與文化的經緯度，穿行回歷史的深處與故國的風景中。於是，炮台上的彈痕成為閱讀“河圖洛書”的密碼，小鎮的月亮被指認為“蘇軾的月亮”，聖蓋博河的水流竟映出“乾隆年間的月亮”。這種思，是離散者特有的精神導航，它不斷在異鄉的此刻與文化的源頭之間建立連線，用古典的意象坐標系來為當下的存在定位，從而抵禦因地理位移帶來的失重感。

他的“情”，則是一種高度意象化與克制化的存在。情很少直接傾瀉，而是被冷凝、物化為一個個可觸可感的客體：是“玉米在新月下用細嫩的牙咬着衣領”的農曆風情，是“淚滴太重。身子蒼老”的落葉，是“液態蛙鳴”與“被捆綁的雲”。情感獲得了物質的重量與形態。最為典型的是鄉愁，它並非空泛的呼喚，而是“南瓜燈在霜風裡呲牙咧嘴”的頑韌，是“行李箱般整飭的雲朵”的漂泊感，是“一束未拆的玫瑰”所泄露的“清露中間的小山河”。情，就這樣被思賦予了具體形象，被安放在跨越太平洋的意象擺渡船上。

思與情在其詩中最精妙的化合，在於創造出一種 “審判”與“療愈”並置的意境。在《城中濕地》，明月高懸搭建“莊嚴法庭”，詩人的倒影成為“被羈押的靈魂”，接受“澄明底審判”。這是思對情的審視——對自身文化之根與異鄉之身的矛盾進行冷靜剖析。而在《走在鋪滿黃葉的小徑》，當“那個人，衣襬拂過時/忍不住回首，看見彼此”，以及最終黃葉成為“大地平和的脈搏”時，又完成了情的療愈。思的銳利與情的柔軟，在此達成和解。這種內省式的“審判”與共情式的“療愈”循環，構成了其詩歌情感的深層節奏。

蘇小白的詩歌印證了，最深刻的“情”必由最複雜的“思”所承載，而最遼遠的“思”亦需最精微的“情”來注入溫度。他的詩行，是思與情相互冶煉的坩堝，鍛打出的是一種屬於當代漂泊者的、既承載着文明重量、又閃爍着人性微光的獨特詩性金屬。在這金屬的冷峻光澤下，跳動着的是一顆溫暖而固執的歸鄉之心。

    三

蘇小白詩歌中的“詞”與“物”，絕非簡單的命名與被命名關係，而是構成了一種相互喚醒、彼此重塑的創造性契約。在他的詩學世界裡，物並非沉默的客體，詞也非透明的標籤，二者通過詩人獨特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成了一套充滿張力與隱喻的符號系統，共同承載着離散經驗與文明鄉愁。

物，是攜帶記憶密碼的“文化容器”。 蘇小白筆下的物，極少是單純的物理存在，它們天然地負載着時間的層理和文化的印記。南瓜燈、稻草人、農曆、鐵橋、炮台、石橋、鈞瓷……這些物象被從日常語境中提煉出來，成為連通“此時此地”與“彼時彼國”的密鑰。鐵橋可以幻化為“一條飛龍”，其陰影能“泊定疲倦的輪船”；老炮台的彈痕，可供遊子像讀解“河圖洛書”般解讀自身文化。物在這裡，脫離了其原始功能，成為文明記憶的活化石與情感坐標的參照點。它們既是異鄉風景的組成部分，又是故國世界的忠實信使，在詞的選擇與調用下，物的內在文化維度被激活、被彰顯。

詞，是進行時空嫁接的“鍊金術”。 蘇小白的用詞，精妙地體現在對物的“重新賦義”與“跨語境嫁接”上。他擅用古典詩詞的凝練與意境，來點染現代異鄉的物象。“雁字”暗示“簽證的長度”，“新月”會“笑着吐吐舌頭”，“黃葉”是“蓋着郵戳的信札”。動詞的使用尤為出彩：晚風“啃食”枝椏，苔蘚“啃噬”炮台，明月“碾出”怒火，夜色“偷襲”。詞賦予物以強烈的動態和擬人化生命，使靜態的場景充滿戲劇張力。更關鍵的是，他通過詞，將不同時空的物並置、疊加，如“特斯拉”倒車鏡里同時陷落“火星與紫微星”，“瑪雅文明失傳的密碼”順聖蓋博河漂流。詞在這裡扮演了時空隧道與意義焊接機的角色，將離散的、異質的物，編織進一個統一的、充滿個人歷史感的意義網絡之中。

詞與物的關係，最終指向一種“詩意的棲居”策略。 在蘇小白的詩歌中，詞與物的結合，本質上是詩人為自己，也為讀者，在異質文化環境中建構一個可以“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的過程。當“菖蒲”能隔開城市，“蘆葦叢”豎立成柵欄，“一杆燈”像華美柱石時，詞重新組織了物的秩序，創造出一個既源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的審美空間。這個空間允許“穿唐裝的外鄉人”接受明月的“審判”，允許“從唐朝來的異鄉人”騎着“五花馬”過南丘。通過詞對物的重塑，物理上的“異鄉”被轉化為一個可以容納古典情懷、進行文化反思的詩性場域。詞，成為詩人對抗地理與文化疏離的武器；物，則成為這場精神戰役中忠實而豐饒的根據地。

因此，蘇小白詩中的詞與物，共同構建了一種抵禦精神流散的“詩學裝置”。物以其堅固的物理性和豐沛的文化記憶，為詞提供錨點與礦藏；詞則以其敏銳的感知力和強大的隱喻功能，為物解鎖新的意義維度，將其從異鄉風景中解放出來，轉化為可以安放鄉愁、延續文脈的“故國飛地”。正是在這種詞與物持續不斷的相互發明中，詩人完成了對自我身份的艱難確認，也實現了對新古典主義詩學在當代、在海外的一次深情而有力的重構。

    四

蘇小白詩中的“異鄉人情結”，是一個在其詩學中反覆鍛造的核心母題。它呈現出一種立體的精神圖譜：在空間上是離散的，在時間上是追憶的，在文化上是古典的，在情感上則始終處於自我審視之中。

異鄉人身份：作為永恆的觀察者與“受審者”。蘇小白明確地將自我指認為“異鄉人”、“外鄉人”或“穿唐裝的外鄉人”。這一身份是其所有書寫的出發點。他詩歌中的“我”，天然地與環境保持着審慎的距離，帶着“試探今秋雨水的深淺”的警覺。

最獨特的，是他將這種隔閡感意象化為一場精神的“審判”。在《城中濕地》中，異鄉人的倒影是“一團被捆綁底雲/遭羈押的靈魂”，在明月搭建的“莊嚴法庭”上，為“肉身之罪孽”接受澄明的審判。這“罪孽”可以理解為精神與故土的分離，也可以是對新環境的無法全然融入。這場內在的“審判”，是其異鄉人情結中自我懷疑與精神潔癖的終極體現。

文化應對策略：用古典語彙翻譯異鄉景觀。面對異鄉，蘇小白並非被動承受，而是主動運用自己最熟悉的文化武器——古典詩詞的意境、語彙和節奏，來“翻譯”和“馴化”陌生的美國西部景觀。這種策略，正是為了在精神上“收復失地”。

時間的並置，他把眼前的聖蓋博河，看作是“禹州鈞瓷一樣映著羅斯山角的黃昏”，其中游動着“乾隆年間的月亮”。異鄉的黃昏因古典意象的注入，瞬間被賦予了文明的深度。

空間的嫁接，他騎車過鐵橋，感覺“猶若騎上五花馬”；看到“白色的特斯拉”駛過，倒車鏡里的幻象卻是故鄉村口石橋眼中“蘇軾的月亮”。現代交通工具被古典意象“點化”，異質的空間由此被連接。

傳統的召喚。蘇小白“總是以古人的眼光來看世界，在在把現代生活翻譯為古代版本”。這種“翻譯”不僅是修辭，更是一種深刻的文化本能和生存策略，他用這種方式在異國他鄉為自己搭建了一個熟悉且安全的精神家園。這使他雖身處美國，但“古典的世界一直圍繞在蘇小白的身邊”。

精神歸宿，地理的故鄉與心靈的棲所。那麼，蘇小白的“故鄉”究竟指向何方？他的情結呈現出雙重向度：對地理故鄉的追憶，詩歌中充滿了對“老宅”、“農曆”、“玉米”、“井台梅花”等具體風物的深情回望，這是一種基於真實生命體驗的、血肉豐滿的鄉愁。對文化原鄉的皈依，對於蘇小白，真正的故鄉“坐落我心裡”，是一個由古典詩詞、審美情趣構築的“文字國”。這個“文字國”比地理上的故鄉更恆久、更純粹。因此，他的“歸鄉”往往不是物理的回歸，而是在詩行中完成的精神棲居。無論身在河南、北京還是洛杉磯，他都在持續地營造那個“花的海洋、樹的故鄉、鳥的天堂”般的古典意境。

蘇小白的異鄉人情結，最終指向的是一種在文化懸置狀態下的詩意創造。他不是簡單地哀嘆“獨在異鄉為異客”，而是將這種懸置感轉化為創造的張力。一方面，他通過古典的透鏡凝視異鄉，獲得審美的新鮮與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他又將異鄉的經驗納入古典的詩學框架，使其筆下的古典世界不至於淪為僵死的標本，而煥發出與當下生命體驗對接的活力。他成為了一個文化的“擺渡人”，在太平洋兩岸、在古代與現代之間，用詩句搭建起一座僅供靈魂通行的橋梁。這種深刻的情結，源於個人際遇，卻映照出全球化時代許多漂泊者共同的文化鄉愁與精神處境。 在蘇小白筆下，異鄉不再僅僅是地理坐標，而成為一面映照文化身份、考驗詩學創造力、並最終通向更廣闊精神原鄉的鏡子。

2025.12於鄭州 

（李霞：詩人、作家、評論家，河南省詩歌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