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從陳文茜主持的節目裡看到相關的訪談，太感人了。這是2014年感動中國的平民人物之一。
課間，陶艷波抓緊時間為兒子講解上課內容。 王建一攝
一家三口在感動中國現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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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四周寂靜下來，你的心完全沉沒，除了母愛你一無所有，但也要橫下心和命運爭奪。十六年陪讀，你是他的同桌，你作他的耳朵，讓他聽見這世界的輕盈，也聽見無聲的愛……”
2月27日，在中央電視台舉行的“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頒獎晚會上，河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測量技術與儀器儀表專業大四學生楊乃斌的“同桌媽媽”陶艷波，因為16年堅持陪患有聽力障礙的兒子讀書，獲評“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
自從參加完頒獎典禮，成為新聞人物的“同桌媽媽”陶艷波那隻習慣性靜音的手機便開始忙碌起來，每當看到手機上那些來自媒體的未接電話，她不免有些不解：“我只是做了一個媽媽應該做的，從沒想過能評上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但在兒子楊乃斌的眼裡，媽媽的偉大不僅僅是通過辛苦陪讀16年，使自己成為一個大學生，更重要的是，她使自己像正常孩子一樣，擁有了做夢的權利和追夢的能力。
[3月7日，陶艷波動身前往海南，應邀到當地各中小學校做報告，總共140場，預計要兩三個月才能回來。而在這段時間裡，兒子楊乃斌也要在大四畢業前，第一次在沒有媽媽參與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畢業設計。
雖然已經22歲，但對楊乃斌來說，這是他們母子——這對相伴16年的“同桌”——分別時間最長的一次。分別前夕，面對本報記者，不善表達感情的楊乃斌第一次吐露心聲，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內心敏感又豐富的聾兒眼中的“同桌媽媽”。]
下定決心辭掉工作、隻身一人去北京學習唇語時，之前從不寫日記的媽媽在筆記本的扉頁上寫下：教育乃斌是我終身的職責
“乃斌，看媽媽口型，人工耳蝸的備用電池是不是在你兜里？”
又一次，我的四周突然異常安靜，聲音盡失。
媽媽雙手緊緊地扶住我的肩膀，好讓我們倆的口唇保持在同一高度。即使在焦急中，她也只能用緩緩翕動的嘴唇告訴我她的意思。
一場虛驚過後，她額頭上密密麻麻滲滿了汗珠。也許，因為這又一次觸發了她對我雙耳失聰的恐怖記憶。
我叫楊乃斌，父母給我取名“斌”，是希望我能文能武、文武雙全——像很多家庭一樣，我的誕生承載着父母關於美好生活最完美的嚮往。然而，命運於我，似乎更鍾情南轅北轍的玩笑。
因為當時只有幾個月大，關於1993年冬天那場沒腳20多厘米深的大雪，我沒有任何記憶，也無從知曉父母是如何抱着我在齊齊哈爾老家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里，跌跌撞撞地從醫院回到家。
慶大黴素藥物中毒，左耳95分貝、右耳105分貝的重度神經性耳聾——兩個月前的一場感冒發燒，千分之一的過敏概率就這樣砸在了我的頭上。
從那以後，我就什麼也聽不到了。那時候，爸爸每次從遠在秦皇島的單位回到齊齊哈爾老家，看到背對門口玩玩具的我，總會特意大聲地喊：“兒子，爸爸回來了”，還故意把厚重的大皮鞋狠狠地扔在地板上。可我沒有任何反應。無奈的他常常因此默默地掩面坐在門口哭泣。
這些，都是後來媽媽講給記者聽時我才知道的，她說自己當時的感受“就像天崩地裂”。
小時候，我去過的城市很多，北京、上海、南京、長沙、廣州、重慶……為了給我治病，父母帶着我跑遍了全國各地十幾家知名大醫院，但診斷結果都是一樣的：我變成了一個“耳神經壞死”的孩子。
“快教孩子學唇語吧，再這樣跑來跑去就把孩子耽誤了。”北京一位好心的醫生一語驚醒夢中人：孩子的最佳語言期為0—7歲，之後，聲帶將會發生變化，再怎麼訓練也就無效了，孩子很可能一輩子無法說話。
“我怎麼能讓兒子一輩子比比劃劃地活着？”隻身一人到北京學習唇語前，媽媽辭掉了在昌黎黃金海岸哈爾濱鐵路局療養院的工作。當時她的領導勸她：大學畢業分配個好工作不容易，現在孩子已經是這樣了，萬一你的努力也沒什麼成效……你是不是需要再慎重考慮一下得失。
那天晚上，之前從不寫日記的媽媽在筆記本的扉頁上鄭重地寫下一句話：“教育乃斌是我終身的職責。”
在北京，康復中心的幾十名學員里，只有媽媽一個人是聾兒家長，其餘都是各地特教學校的老師。每天上課時，媽媽總是最早一個到，坐在最前排的位置。
[如今，雖然楊乃斌說話的聲音還稍顯含混，語調偏硬，但完全能與人正常交流。陶艷波獲獎後，許多人問她，怎樣能讓一個聽不到聲音的孩子全憑看人口型學會說話？這在常人看來簡直無法想象。]
[陶艷波常會邊回憶邊演示：“我事先準備一些小卡片，把要教孩子說的話分別寫在我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後拿一個小板凳坐在地上，讓乃斌坐在高一點的凳子上，以便我們倆的口唇保持在同一個高度，再把他的一隻小手放在我的脖子下面，感受我說話的時候聲帶是如何震動的，再讓他看着我的口唇是怎樣發音的……”]
[回憶起這些往事，陶艷波總是顯得很平靜、很自然，聞者卻無不唏噓感慨。]
就這樣，我們堅持了一個月，兩個月……當時我年紀很小，根本不得要領，被封閉在無聲世界裡，動不動就煩躁地哇哇大哭，甚至用小手打媽媽、推媽媽，媽媽卻只能默默地流淚。
雖然媽媽每天對我說的話能拉一火車，但幾年下來，每天的希望總要變成失望。可媽媽沒有放棄。
快到3歲的時候，媽媽看到我特別喜歡交通模型的玩具，就給我買回來許多。每當我要玩玩具飛機的時候，她就一手拿着飛機，一手拿着寫有“飛機”字樣的卡片，讓我摸着她的聲帶，不停地說“飛機”、“飛機”……當我玩汽車時，她就又拿着汽車和“汽車”文字卡片，讓我摸着她的聲帶，說“汽車”、“汽車”……
就這樣，她每天從早到晚跟着我一起在床鋪上、沙發上爬上爬下，在地板上摸爬滾打……
在我4歲那年，奇蹟終於出現了。
那是我過生日的那天。看着生日蛋糕旁黃燦燦的香蕉，我伸手想摸摸，卻怎麼也夠不到。一瞬間，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回過頭，望着媽媽喊了一聲“媽媽”——
為這一聲呼喚苦苦等待了三年的媽媽一下子愣住了。回過神後，她大聲叫着在廚房忙碌的爸爸，“孩子他爸，你快來聽啊，我們孩子會喊‘媽媽’了！”
媽媽說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讓兒子開口說話的夢想終於實現了，陶艷波的第二個夢想就是要把兒子送進一所“普通”學校讀書。]
即使僅僅是邁進一所普通學校的大門，我們都需要有比別人更優秀的表現，揣着別人不會有的戰戰兢兢
我們家住頂樓，在房頂的閣樓上，七八個裝滿筆記本的白色泡沫水果箱至今安安靜靜地堆在角落裡。
那是“我”從小到大的課堂筆記。筆記本里的字跡密密麻麻，全是媽媽一筆一畫為我寫下的。課堂上的內容，媽媽幾乎有聞必錄，如今，隨便拿出一本，當時課堂上的情景都歷歷在目。
這些大大小小、顏色各異的筆記本是我和媽媽同桌16年最忠實的見證者。
[陶艷波辭職後，謀生的擔子便全部落在了就職於同一家療養院的丈夫身上。在兒子的成長歲月里，夫妻二人聚少離多。楊乃斌5歲時，陶艷波隻身帶着孩子從秦皇島返回老家齊齊哈爾上學，小學畢業後，母子二人又遷至天津就讀。因為不希望兒子一輩子被禁錮在只有聾啞人的圈子裡，陶艷波下定決心讓孩子上普通學校。而她，卻變成了普通學校里那個最不普通的家長。]
上大學以前，我幾乎從沒坐過教室中間的位置。因為聽力原因，我沒法跟上老師講課，媽媽只好一直在我身邊陪讀。為了避免擋住後面的同學，也為了方便我看老師的說話口型，從小學到高中，我的位置總在第一排靠近兩面牆壁的兩張桌子中倒換，作為同桌的媽媽，永遠是靠牆坐的那個。
小學時，因為大家個子都小、課桌也很矮，媽媽就從家裡拿來一個15厘米高的小板凳，坐在矮板凳上時，媽媽要把腿盤起來，像大蝦米一樣後背深深地彎下去趴在桌子上做筆記，有幾次因為腿麻，她沒等站起來便摔倒在地上。
小學畢業後，我們來到天津上初中。第一節英語課還沒上完，媽媽就低下頭抹開了眼淚，下課後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這裡的老師採用了全英語教學，而媽媽上學時沒學過英語，老師的講課內容她一個詞都聽不懂！後來還是在老師的建議下，媽媽買來了錄音筆，把課堂內容全部錄進去，每天下晚自習回家後，再一句一句聽錄音硬講給我聽——就這樣，我們晚上總要學到一兩點鐘。
[如今，這支早已“退役”的錄音筆仍被楊乃斌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臥室的白色書櫃裡。錄音筆銀灰色的塑料表面已經斑駁老舊，可“開始”“暫停”等圓圓的功能按鈕卻被磨得格外光亮——就像它們上面凝結的那些愛一樣，永不褪色蒙塵。]
高考前，學習更加緊張了。為了跟上老師的進度，媽媽每天早晨五點半就把我叫醒，帶我讀1小時英語，讀半小時語文，早餐之後再到學校參加正常的晨讀。每天七節正課，媽媽一堂不落地陪着我聽下來。為了不影響老師第二天講課的進度，每天晚上她還要帶我把第二天要上的課先預習一遍，把那些難懂的、不理解的問題用紅線畫出來，把要提問的問題寫到一個小筆記本上。
臨考前一個月的一天早上，我們倆騎着電動車飛快地往學校趕。因為沒有注意到路面井蓋被盜，電動車被絆倒了，媽媽一下子被甩出好幾米，我也摔倒在地。我爬起來跑到媽媽面前，只見她手上、腿上血直流，被摔懵了。我又急又怕，抱住媽媽大哭起來：“媽媽，我不去上學了，我們趕緊去醫院吧。”
媽媽雖然也疼得直掉眼淚，卻咬着牙跟我說：你必須去上學，快走！看我不肯，媽媽就訓我，最後我只能一步一回頭地向學校走——這也是我上學以來極少幾次“同桌”缺席的情況之一。
後來有好心人把媽媽送到醫院，因為左腿縫了五針，醫生讓媽媽留院觀察，但她卻堅持回家給我做午飯。
第二天，“同桌媽媽”又帶傷陪我上學了。
[學習上的壓力雖大，作為一個聾兒的母親，陶艷波面臨的更大挑戰，卻是如何讓別人接受孩子，如何讓孩子學會接受生活的責難。]
如今，講起媽媽摔倒受傷的故事，也許有人會不解地問：不就是上個學嗎，又不是上戰場，至於搞得那麼悲壯嗎？那是他們不明白上學對媽媽和我來說的分量。即使僅僅是邁進一所普通學校的大門，我們都需要有比別人更優秀的表現，揣着別人不會有的戰戰兢兢。
2005年那個暑假，媽媽帶着我敲開一所初中校長辦公室的門。
“孩子好像聽力不好吧。”校長看到成績冊上我的各科成績是全優時不無驚訝，但顯然，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我左耳上的助聽器——此前一年，我接受了人工耳蝸手術，恢復了部分聽力，但還是離不開戴在耳朵外面的這個“小幫手”。
這下，媽媽慌了。她急忙掏出我在小學獲得的各種證書：“三好學生”證書、作文比賽“優秀獎”證書……看校長沒吱聲，她又把我課餘獲得的“書畫特等獎”證書、“游泳冠軍”證書一張張都掏了出來。
看着這些證書，也許，更多的是看着媽媽急切的表情，校長終於說：“放心吧，這孩子我們收下了。”
但我們也不總是這麼幸運。因為很多家長不能接受班上有媽媽陪兒子一起上課，我總共換了三所小學，幾乎沒有一個固定的小朋友。從一年級發現同學們看到媽媽陪我坐在課堂時的眼光，我就明白我和別人不一樣。
當時，我一直不明白，別人為什麼要歧視我，而我對抗的方式，是每次媽媽給我講課，我就隨手拿個玩具車，用車軲轆在桌子底下呼啦啦來回滑動。
上初中時，我仍然無法釋懷，老天爺能給別人的為什麼不能給我？但那次為媽媽打架讓我想了很多。
初二一次上廁所時，我偶然發現三個高年級的男生一直在滿口髒話地說媽媽如何如何，當時，我只覺得血湧上頭，攥緊拳頭就朝那三個男生衝去。雖然他們個子都比我高，我還是把他們揍得流鼻血。
我以為媽媽知道後會罵我，但她卻什麼也沒說。事後，我想了很多，也理解了很多，包括她一直以來對我的愧疚和補償，包括她對我的付出。
我終於釋懷了。就像媽媽說的：我要做的不是等着讓社會接受我，而是學着去融入社會。
就這樣，慢慢地我也變得堅強了，雖然耳朵帶給我的更多是傷害，雖然因為頻率不同，即使安裝了人工耳蝸之後，聽音樂時我聽到的仍然全是鋸木頭的聲音，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大學快畢業了，還沒有通過英語四級考試。但時不時我也會調侃說，有時，耳朵聽不見倒能讓我睡個好覺。
小時候，我好想給自己製造出一隻耳朵，能聽到一公里以內的聲音，超過正常人。我問媽媽這能辦到嗎？她說：只要你知識足夠，就能改變一切
現在，我是河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測量技術與儀器儀表專業的一名大四學生。很多人會問：你的專業是自己選的，還是聽媽媽的？
每次我都會很自豪地回答，“是我自己選的。”
在興趣志向上，媽媽完全尊重我的意見，她所做的，是盡力幫助我實現夢想。
我心裡一直有個假設，如果不是媽媽堅持讓我上一所普通小學，我可能不會遇到我的啟蒙老師卜老師，也不會在她家見到那隻神奇的電子狗——卜老師的丈夫是工程師，一堆廢舊的電子元件和破鐵片在他手裡，竟然能變成一隻電子狗：不僅能歡迎客人，還能在早中晚報時間，更奇妙的是，它的屁股上還有充電裝置，能自動找到插座或蹲在陽光充足的地方充電。
現在，這樣的裝置在我看來已經不算深奧，但當時我簡直看傻了。我好想製造出一隻耳朵，能聽到一公里以內的聲音，超過正常人。回家的路上，我問媽媽這能辦到嗎？她說：只要你知識足夠，就能改變一切。
如果要總結支撐我走到現在的動力，我想一方面是父母的愛，一方面就是我的機械夢。我感謝媽媽對我夢想的理解和呵護。你可能沒法想象，就因為我小時候一句“媽媽，我要到天津上初中”，竟真的讓我們全家從齊齊哈爾搬到了1000多公里以外的天津。
當時媽媽正忙着為我找初中，我偶然在電視上看到一條新聞：天津正在建設當時亞洲最大的火車站，到時候，先進的高速列車從北京到天津跑一趟只要29分鐘，與當時的1小時30分鐘相比，快了整整一個小時——單純的我為這個在沙發上興奮得直蹦。可媽媽明白原因後竟說：“好孩子，媽媽一定幫你實現這個夢想。”
當然，到天津定居，也有能離爸爸工作的秦皇島更近的考慮，但在我的成長中，媽媽從沒因為我耳聾讓我感到，我得到的應該比別人差。
得知我考上重點高中時，爸爸因為擔心學習壓力太大，勸我能不能改上普通高中。媽媽卻堅定地和我站在一起，鼓勵我告訴爸爸自己的心聲：“爸，我就想去。”雖然這讓她高中三年很累很累，甚至高考前，媽媽因為精神緊張開始大把大把掉發，頭頂禿了很大一塊。原本不戴眼鏡的她，眼鏡度數竟高到600多度。
[每逢接受採訪，陶艷波總會習慣性地推辭說，自己只是做了一個母親應該做的，從沒想過這樣能感動中國。但陶艷波為兒子付出的，遠比常人想象的要多得多。]
小學五年級的暑假，為了讓我接受人工耳蝸手術，爸媽花光了所有積蓄，還跟親戚朋友借了債；為了能讓我更多地和別人說話，小時候媽媽買菜時，總對賣菜的小販說：“剩下的錢不用找了，只要你跟我家孩子多說會兒話”；小學時，有個體育老師不帶我上體育課，媽媽就找老師理論，甚至乾脆拽着我騎上電動車回家拿了泳褲，直奔游泳館，自己教我學游泳。
大學的課程更加繁重複雜，媽媽還是一如既往地陪我上課、做筆記。學高數時，她一個月就用掉了四個兩三厘米厚的筆記本。而媽媽又一次感動了任課老師，很多專業課老師每周會抽出固定的時間專門為我們“開小灶”答疑。
[在大學輔導員高松岩和專業課老師們眼中，就讀本三的楊乃斌只能算成績中等偏上，遠非人們期望中成績頂尖的學霸。但他的專業課老師魏永傑卻說，一個母親能帶給孩子的最高級的愛並不是成績，而是教會孩子心懷着熱愛，獨立生活。]
為了讓我多和同學接觸，媽媽總是讓我儘量多在學校住宿。每天晚上，她陪我上晚自習到近十點鐘，看我回宿舍後，再自己坐20多分鐘的公交車回家。
現在她最關心的是培養我和人交流、獨立生活的能力。大二時，學校低價租給我們一間屋子，我們在那裡做起了快遞業務，成為一個快遞公司的包裹收發代理點。碰到有同學寄包裹時，只要我手頭沒事，媽媽就會大聲喊我：“乃斌，幫同學打包一下。”
大二暑假，媽媽讓我報考駕照，我不明白為什麼我一定要學會開車？媽媽看着我，平靜地說，因為你以後要像正常人一樣上班、結婚，要擔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
[兩年前，楊乃斌喜歡上同系一個有着燦爛笑容的女孩。“她的笑讓我想到黃金海岸的沙灘，在陽光照耀下閃着金色的光。”面對表白，女孩問他：“你能經常陪我嗎？”這卻讓楊乃斌一時語塞，畢竟，他還要在媽媽的幫助下，花比同學多幾倍的時間學習，把快遞業務經營好。這場無疾而終的愛戀讓他明白，成為一個有能力給人幸福的人，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做完畢業設計，我就正式進入找工作階段了。雖然現在還沒有確定的工作單位，但我一定不會放棄，因為我要追求自己的生活，因為我知道媽媽也有一個夢想——開一家聾兒康復中心。這次，我也想幫她實現夢想。
口述
河北工業大學 楊乃斌
整理
本報記者 周聰聰
轉自：http://character.workercn.cn/358/201503/12/150312080132696.shtml
文章發表於中華日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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