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謙：原文較長，只部分轉載。

四．中國人就其本質而言，其生存價值取向，是義務本位而不是權利本位，中國民間的改良力量在歷史上從來就不值一提。
　　
　　回顧中國歷史不難發現，中國人歷經2000多年的皇權專制野蠻統治，其文化品格和行為模式，大都養成了以踐行國家義務為價值取向的生存姿態，而不是養成了以主張公民權利為價值取向的生存姿態。一部中國歷史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中國歷來只有蠅營狗苟的臣民，卻並無主張“主權在民”的公民族群，即使在近代，也只有游兵散勇似的個體，敢時不時地叫板強大的官僚體制。
　　
　　實事求是而論，中國大一統的皇權專制的政治制度，無疑是初成於商鞅，而由秦始皇滅掉六國才大功告成的。當年，中華民族在秦王朝極度放任暴力的治國措施作用下，其文化品格便由秦始皇一舉而鍛造成型：“帝王至尊，以吏為師，恃強凌弱，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遊戲規則由擁有最強暴力手段者制定，便成了中華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品格。”這種文化品格帶給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的最大禍害是，對當朝皇帝的倒行逆施，全國人民除了逆來順受之外，除非這個帝王壽終正寢，便只能由另外一個握有更強暴力手段的人加以推翻，而代之以另一個家天下。
　　
　　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零和遊戲，對國民的心態改造是如此具有歷史性的不可逆：中國人大都以義務本位作為自己的生存姿態，而不是以權利本位為生存姿態。只要歷代統治者做了丁點讓步，或施了一點仁政恩惠，則無不感恩戴德並感激淋漓。全然不知自己才是國家的真正的主人，更不知道“主權在民”是構建一個現代國家最根本的基座。
　　
　　正是從這種國民的生存姿態看待中國問題的本質，我們才敢說這樣的話，只要有什麼樣的平民，則一定會有什麼樣的官僚與之對應。中國的平民與中國的官僚從本質上而言，才是組成我們這個社會的一體兩面。當中國絕大數人認為，只要有口飯吃，就是可以接受的命運安排，而因此抱着“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信條混完人生，我們這個民族對當下既有嚴重缺陷又有豐沛活力的官僚制度，就無法進行真正有效的改良，我們這個社會轉型成一個具有憲政色彩的現代國家，還任重道遠，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值得期待的指望。
　　
　　這個道理非常簡單，你不可能指望呆在金字塔上層的官僚團隊，全都抓着自己頭髮飛上天，更不可能指望任何一個官僚，會自覺丟掉那柄可以為所欲為的權杖而走向金字塔底層。
　　
　　結語
　　
　　三年前，南京知名青年學者袁劍在題為《真實的時代錯覺》一文中，曾這樣寫道：“只要中國以官僚利益為核心的這個體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謀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會止息，直到這個社會沒有資源可供繼續剝奪為止。到此，中國歷史也將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環。”
　　
　　我們還可以看看袁劍對“文革”的另類觀感，是不是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毛澤東對中國官僚體制的腐蝕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覺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個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當時正在逐漸膨脹的官僚特權。雖然毛的專橫、魯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將文化大革命僅僅歸結為權力鬥爭的產物，卻是對中國歷史的另一種無知。從某種意義上講，毛的革命是針對中國城市特權階級的一次農民革命。或許正是因為對舊體制的荼毒記憶猶新，他才會在僅僅17年之後就接着發動又一場傷筋動骨的‘革命’。顯然，毛澤東既沒有憲政理國的意識，也不可能找到正確的治國之策，他那史無前例的‘革命’結局，只不過是官僚機構的又一次循環往復式的大換班，歷史性的悲劇和災難不可避免。匪夷所思的是，作為毛的後來人，鄧小平也同樣不能理解憲政理國的思想，當然也不會找到更好的辦法來約束官僚體系。或許，創深痛巨的‘文化大革命’使鄧從另一方面——利用底層民眾的愚昧和迷信所發動的‘革命’換來的是破壞性更甚的官僚體制及其特權——吸取了相反的教訓。於是，他將歷史的鐘擺狠狠地撥向了另一邊，舊的官僚體系重新成為施政的依託。”
　　
　　至此，我們似乎可以下這樣的結論了：中國問題的實質，是對我們的祖宗留下的這個有着嚴重缺陷的官僚體制，進行從上至下深刻改良的同時，也對中國的國民性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我們不僅要做到有效約束官僚階層的法外自利性惡疾經常發作，而且要為官僚群體架設規範其上台和用權的柵欄與天花板，更要把中國的國民性由義務本位改造成權利本位，使“主權在民”的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得以生根乃至開花結果。
　　

　　一言以蔽之，我們只有達致了這樣幾個目標，中國人的前途才是光明的，我們這個國家和社會才是有希望的。

（轉自 亦忱 鳳凰博報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488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