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报 上下古今 2015年8月16，17日
近期帮父亲把他的自传手稿整理输入电脑，通篇打下来，让我对父亲，对时代和命运有了一番新的体验和理解。
从青少年时代起，父亲的初衷就是文学。还在泉州培元中学时，他就和三两知己同学开办文学刊物，追寻作家梦。可不久以后，地方上的共产党组织看上了他，一直追到当时的厦门中华高中去找他，介绍他参加地下党。四九年前后中国政治生态不稳定，加上地下党工作的影响，父亲的高中读得是断断续续。在厦门中华高中没读多久，父亲便得随一批党员撤离厦门回到老家安海。父亲回安海后立刻被委以重任：建立安海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团扩团的工作严重影响了父亲的学业。一九四九年秋，解放军进驻泉州和晋江，当时父亲想，解放了，稳定了，应该好好读书了。经“组织”同意后他二度到泉州读高中。可续读高中后，由于党员少，父亲要一以当十当百地为党工作，结果学习成绩到了零分的边缘。父亲看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又跟组织申请离开杂务缠身的泉州，回到老家安海继续就读。回到安海后，父亲认识了母亲，很快热恋上，冷落了政治事务。为了这个事，父亲和母亲竟被荷枪实弹的同志带走，接受大会批判……
那一次的事件，让父母首次见识了人际冷暖。他们犯了“只谈恋爱不工作的严重错误”，昔日的同志、战友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并且像躲瘟疫一般躲着他们。到了这一步，父母决定发愤读书考大学。
父母为了参加高考，可以说经历了百般辛苦，最后双双考上厦门大学中文系。
一九五六年父母大学毕业，母亲顺利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父亲却被扣留厦大。那时候共产党内正进行着一场肃反运动，刚满二十四岁的父亲尝到了它的滋味：隔离审查。白天他被隔离在南普陀寺后山一个大石洞里，同期被隔离的几位同学，谁也见不到谁。隔离审查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两三个负责审查的人轮番进行审问。一开始，他们关心的似乎是父亲的亲戚中谁曾经是国民党，谁曾经是资本家等等，后来才真相毕露：父亲的被审查，原来是因为他在宿舍里曾和室友说了一句“毛主席有点像帝王”的话。有同室去报告，才给父亲惹来了这个祸。没有办法，有关这个毛主席的评语问题，父亲只好按着审查人员的意思坦白交代以求从宽。
好不容易，三个月肃反审查结束了，父亲高高兴兴背上行装赴北京电影学院和母亲会合。年轻的父母来到首都，进入文化艺术界，本来是富有一番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不料到北京电影学院不到一年后，便碰到了反右运动。在经历脱党的动魄和肃反的惊心后，父亲对向党提意见热情寥寥。可是不发言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这个态度就是所谓的“中间偏右”。由于父母的政治积分实在贫乏，反右过后，在北京一大批“下放”人员中，父母首当其冲，下放安徽。父母想在首都一展文艺宏图的梦想破碎了。
到了安徽，父母先是在安徽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本来，既来之则安之，文艺编辑也属于本行，好好干总会有成就。不料反右过后，仍然是非专业性的事务繁多。刚没上几天班，父亲就被派到皖南参加抗旱。父亲在安徽六年，下农村抗旱是平常事，并且父亲每次都是作为强劳动力参加。我看过父亲穿着补丁裤粗布鞋搀扶安徽老农走路的照片。
安徽的自然条件不好，有“雨下三天成洪涝，三天不雨旱情闹”之说。父亲下安徽农村，目睹了旱情、血丝虫病、饥荒等等的情形；也经历过抗旱一个月，体重减去20斤的情况。不过，最厉害的，是父亲在安徽经历了中共建国早期的另一场大运动：大跃进。父亲在安徽的六年里，做本职工作的时候很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到农村抗旱救灾，然后就是大炼钢铁参加大跃进。尽管如此，在安徽的日子里还是曾经给过父母一点希望。在一派大跃进的亢奋中，安徽文艺出版社在原来文艺编辑室的基础上晋升成立了，当时父母欢快地跟着新出版社到安徽省文联上班。可文艺出版社后来又下马了。紧接着，安徽艺术学院在原来艺术学校的基础上晋升成立，父母又被调到新成立的艺术学院工作。安徽艺术学院成立一年后便被撤销。应该说，经过几次文艺部门伴随政治运动起起落落后，安徽艺术学院的最终撤销，让父母对在安徽闯出一片天的梦想最终幻灭。而山水的另一头，这时候，爷爷奶奶年纪慢慢大了，家里有我们三个小孩子远离父母。这种种缘由，让父亲很自然地产生了不如归去的念头。
那时候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谈何容易。要组织批准，要两边的单位乐意。从心生退意到离开安徽调到华侨大学教书，大约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父母到了离家很近的泉州华侨大学中文系教书。泉州华侨大学：中国第一所华侨大学。本来，这也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可惜，时代的命运无所逃匿。文革还没开始以前，就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社教”。“社教”这个名词我小时候常听到，还以为是知识分子出去教育别人，却原来是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改造从未止过步。比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等等，直至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父亲在泉州华侨大学，大部分的时间都被这社教占了去。更有甚者，由于父亲政治分数的低微，他是以劳动队员的身份参加社教的。社教中，要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劳动。哪还有什么时间精工教学呢。华大社教的顶峰，便是在山城建宁建立分校。父亲再一次以强劳动力的身份投身到了这个分校的建设中。
一九六六年，建宁分校的师生全部返回校本营，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经过大批判，大清扫，文攻武卫等等阶段后，文革的“斗、批、改”三项基本任务，现在剩下了“改”。这一改，把刚刚建校没几年的华侨大学改没了：华大被宣布撤销！一九七零年，三十八岁的父亲回到了老家。父亲写道：“走进家门那一刻，百感交集！从走出家门（按，父亲这里指从离开厦大去北京电影学院工作）那一天到现在重返家里，已经十六年了！这十六年，将我们的梦想来一个大轮回：从追求，到幻灭！”如此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不幻灭都难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应该是我对父亲有记忆的开始。那时只觉得他威严，不好接近，脾气暴躁，却无法理解这个看上去很年青的父亲，已经是历尽沧桑！
以前我只知道老三届那批人是被耽误的一代，却不知其实老三届的父辈们也一样。被耽误，还算是好运的，那些被历次运动风浪卷走的人，更无被耽误的“运气”。父母在安徽时结识的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就是那多少被卷走的人中的一个。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正式宣告文革的终结，中国也因此避免了经济民生的崩溃。那以后，慢慢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广化，各行各业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包括商人企业家等等，开始能够专心发挥他们的特长，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也圆他们个人的梦。父辈们的故事，现在读起来仿佛天方夜谭般显得离奇和遥远。如果说前几代人的梦碎幻灭，是时代的宿命，是中国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就让有机会圆梦的人们通过对那个年代的了解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个人发展的时代。归根结底，个人和时代发展的良性互动，造就个人，也造就时代。
我对坚强地挺过几十载风风雨雨，依然乐观豁达的父亲充满爱戴。小时候他曾多次教育我们：不要对生活挑挑拣拣，不要怕吃苦，不要一点小委屈都受不了，要铭记那些帮助过你的人……父亲手稿的每个章节，都在为他的信念做脚注。
下放安徽的照片父亲还没有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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