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及其欣賞之漫談

文學，與書法、繪畫、音樂作品相似，大略其製作過程多是非理性。

比如，貝多芬之做《命運交響曲》、八大山人之寫《秋山圖》、王羲之潑墨《蘭亭集序》，大概皆是在激憤、狂癲與醉態，而非四平八穩、心緒平和狀態下完成的。——凡好的藝術作品須得有作者真感情、大悲欣投入不可，而非是為了完成某件世俗任務，比如討歡心、討錢或賺來虛名，而強為之的吧。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文學創作的非功利性。

惟有非功利，文學才做得單純活潑，與有趣味。倘若文學非也要搞成商品或當官的進身之階，處心積慮或蠅營狗苟，到底是我認為不屑。然而，當下作家早已經搞成省級，廳級與處級等等不同級別的了，實屬可笑可嘆。每家期刊似乎也都標榜有自家的觀念，讓那些夢想當作家的青年人，比葫蘆畫瓢，批量生產，也是當下一景的。——不是麼？請問，全國有哪位作協的領導從不召集作家們開會，並在會上唾沫紛飛地傳達上面精神？又有哪家作協從來不考量作家出版或發表的作品任務？

現在我不敢標榜我的文字，但我可以標榜我對文學是真正的喜歡，不含有任何雜質，至少不想依此撈得一官半職。我只須在我看罷一天的雲、賞了些花、吃過幾樣美妙的小吃與路遇到漂亮的女子之後，一時得了感動或者有點感觸，就寫上幾筆了。當然，我的文字不會像當下一些作家，滿紙“她媽的”“狗屁”之類的話，我對作品的語言，幾近挑剔。反正，我是相當看不起國內當下作家語言的粗俗與低劣。這一點，我認為應該沒有疑義——時間可以證明的——去翻翻解放以來，國內的文學作品，當時很火的滿紙農民腔調的，現在還有幾部引人來讀？中國先人文學的優雅，生活的情調，現大都被日本人、韓國人吸收了去；而中國人的後代卻很不屑於祖先的高雅傳承，真是古怪。

再者，就是文學方向的問題。

文學的方向，可決不單是文學語言、技巧與手法等文學表達的問題，而是文學的指向問題。現在中國其它方面皆有變化，只在中國文壇專制的勢力還頗重，一直好像是主流。大有不書寫人民的大的沉重的問題，便不能做小說。當然，也有另一個極端。那便是，網絡小說的商品化趨勢。我不認為以上二者的文學觀念與追求不正確，我個人只是不樂意。對於我，一是不願意去做一些賣錢的商品小說，二呢也不樂意去承當什麼大任，所以，我常說我寫小說，沒有找到方向。其實，我現今的散文，也與他們不大一樣。讀我散文的讀者，第一反映就是說我很有五四味道。是的，我認為現代作家的作品是中國文學好的發展與延續，到了國內的當代就改變了。沒有了好的傳承，卻是一派農民腔口兒，直接接入到太平天國時代了。這，簡直是對文學與語言的傷害。

當然有朋友會以“漢語言是要發展的”來駁斥我。

漢語言的繼承與發展，沒有錯。錯的是，繼承與發展語言中的粗俗與低劣的一面。比如，“令堂令尊”成了“爹娘”；“內人賤荊”則成了“老婆”或“我那口兒”，文學中的“伏脈”非要呼為“線索”，等等之類的。就正如周汝昌先生曾所言，把一些好的語言傳統給丟棄，反而把粗的俗的拾起來。這，就不好了。比如書畫作品，我們不能“言必稱希臘”或“個性”，渾然不顧中國傳統好的技法，比如“皴法”“用墨”與“留白”等等，一揮豪便要畢加索與“野獸派”，甚爾是全不理會傳承，兀自揮霍一通吧。我在此，並非要嘲諷西方的意味，而只是想表達的是：文學不該在當下陡然來個斷代，而應上接古典，一脈流傳。

現在人們一談起文學賞析，就要說到思想與社會性，簡直是荒唐。

一些作家，也力圖將自己裝扮成“政客”與“哲人”，好像是寫出來一篇小說或者詩，便研製出了一劑解決人類的諸如“生存”“戰爭”等問題的“良藥”，誠然，一些現實主義的作品，比如《湯姆叔叔的小屋》是引發了一場戰爭。但我們要問，到底是裡邊的“思想”或是湯姆叔叔真切的生活情狀引起來人們的巨大的同情，並為之呼籲奮爭的？文學作品是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去思想化”。比如，讀沈從文，讀《紅樓夢》，讀《源氏物語》，是裡面的“生活”感動了你，還是裡面的“思想”打動了你？答案當然是：生活。如果將文學做成“思想”的圖解，那乾脆就做哲學書算了。就文學鑑賞與批評，曹文軒先生曾有精僻又形象的比喻——“婆家理論”與“娘家理論”。所謂“婆家理論”即為一談到文學，往往忽略了文學本身，而專注於文學文本之外的那些諸如“‘革命’、‘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全球化’、‘現代性’。。。。。。‘文化’、‘強權’”等等空頭理論。在曹先生看來，文學的欣賞與批評，是該回“娘家”，回到到文學文本與文學的基本面上來。所謂文學的基本面“大到‘道義’、‘悲憫情懷’、‘審美’，小到文學手法、技巧乃至技術。”看看古來文學鑑賞家，比如金聖歎、比如脂胭齋、比如張竹坡等，他們所談的，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與欣賞，而從不是以文學文本來談社會學、來談哲學、來談革命的。

2009/6，閒筆支頤窺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