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很多人喜歡看溫和、溫柔、溫潤明亮的小說，然而偶一直比較固執地認為小說常態是“黑暗”的，至少是撕開黑暗的一角讓人看。

有朋友覺着這種提法與莫言老師的提法相近。

但就小說之內容來講，是有所不同的，甚至針對的方向完全不同。莫言老師與魯迅一樣，他們二者批判的黑暗對象是底層民眾，是中國傳統文化；偶不是，偶對準的是上層人物，是制度設計。曉明你來看，莫言老師的小說，在國內能獲獎，茅盾獎，這很大程度上來說，他的小說並沒有受到他口中的當局的不快與抵制。偶的小長篇小說，批判的是上層（小說文本中相比較的上層）人物，而對底層人物，我是充滿着同情，並書寫他們的美與善良，與阿Q的形象不同，也與“我爺爺”的土匪形象有別。中國落後了，挨打了，不是魯迅口中的小人物造成的，也不是他口中的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責任在精英階層。不在底層。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他們的人民並沒有我們那麼愚昧是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罪，反而有功，關鍵是精英階層在建構制度時揀選與啟用的知識分子與這些知識分子的取捨。

比如儒學，在孔子，在孟子時，講公平，講公正，講平等，也講民主思想，更講知識分折內省，然而到漢時，在董仲舒那裡就就取捨了，按統治階層的喜好與需要去取去舍，於是就日漸形成了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的儒教文化。是不是？

胡適看到了魯迅的問題。

魯迅，錢玄同這些五四前賢對中國傳統文化，罪大於功。他們將導致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搞錯了去，因而他們批判與攻擊的靶子就錯了。

莫言老師，最初與賈平凹一樣都是在尋根。

他們尋來尋去，尋找的是中國文化的枯根，糟根，不是正根。中國文化的正根，從詩經到楚辭，到唐詩，到宋詞，風雅風流一脈相承。然後，我們再來說，他們對小人物的批判，有點像趙本山的小品，對小人物極盡嘲諷與戲弄。莫言的《紅高粱》中的“我爺爺”與“我奶奶”的性愛，像牲畜一樣；而我的不同，我寫的《唐晚》，一個副市長的性愛生活像牲畜一樣。這是，我們二者本質上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