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05 胡少卿 西营盘的夜幕 文/曹文轩 胡少卿
胡少旁白：今天（2016年4月4日）忽然传来喜讯，曹文轩老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儿童书展上获颁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该奖据说是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颁奖词里说他“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真实而哀伤的瞬间”。2012年曾围绕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采访过曹老师，现全文发布，以示祝贺与纪念。 核心提要： 胡少卿：你长期进行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据你了解，中国当下的儿童文学写作和世界水平的差距大吗？ 曹文轩：没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最好的作品，和他们最好的作品，是一致的。最多是说，我们好作品的比例，可能不及他们大。就是他有十篇作品，可能有五篇作品是不错的，而我们可能十篇作品有两篇是不错的，但这两篇作品和那五篇作品的水平是一致的。
曹文轩访谈-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把自己当碗菜
受访人：曹文轩 采访人：胡少卿 记录人：余欣 采访时间：2012年11月2日晚8:00-9:20 采访地点：北京某酒店 胡少卿：今天我们交流两个方面的话题，一个是关于你本人作品的海外传播，一个是你作为作家、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看法。近期有报道称你的小说在韩国已成为“无声的畅销书”。2011年你的作品曾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版权输出奖。请延伸介绍一下你的作品海外传播的情况。 曹文轩：我的作品输出海外版权，大概算作家里头比较多的，目前有韩文、日文、德文、英文、法文、希腊文、越南文、爱沙尼亚文等等。简略地计算一下，前后大概有30种版权售出，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外文版本有35种。今天刚看到报纸，说《青铜葵花》由英国 Walker Books 公司购买了全球英文版权。
胡少卿：这个书似乎2008年就卖过法文版？ 曹文轩：《青铜葵花》在法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008年出的普通版，还有一个是2011年由“法国图书俱乐部”出的俱乐部版。
胡少卿：能接连出两个版本，说明这本书在那儿认可度比较高。据你了解，这些书的销量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曹文轩：销量情况不是特别清楚。原来我们还不是特别熟悉国际版权的事，好多版权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不是拿的版税，是一次性卖出的。最早几年都是这样。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最合理的方式是版税。现在全是按版税来的。
胡少卿：你在跟你的外文译者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对你的作品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 曹文轩：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很少有译者直接和作者发生联系。往往都有一个中介，就是出版社。出版社把版权卖给对方，当然事先出版社会跟你打招呼，余下来的事情就是等出版。签订版权合同然后等出版。翻译者和作家之间很少有什么交流。有交流的我记得是《草房子》的日文版，译者是日本的中由美子。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细节不清楚，我会告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日本人很认真，她为了翻译《草房子》，还特地去过我的老家盐城。我带她去看盐城的民居，盐城人的生活现状。
胡少卿：和韩国译者全秀贞呢？ 曹文轩：和全秀贞之间的来往也比较多，比如她有哪个细节不太清楚，我们也会有交流。
胡少卿：据你了解，国外读者在读你的作品的时候，接受的视角和国内的读者有什么不同吗？ 曹文轩：就我从韩国了解到的情况来讲，其实区别也不很大。因为中国和韩国的审美观还是比较相通的。我的作品可能很符合韩国人的口味。其实也很符合日本人的口味。但日本人不一定就会翻译。这个翻译的背后藏着太多太多东西。我们后面可以再谈得深入些。 胡少卿：也就是说，你的作品打动国内读者的东西可能也是打动海外读者的东西？ 曹文轩：基本上是这样。
胡少卿：我注意到你的作品在东亚文化圈，比如说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尤其受欢迎。这中间有什么原因呢，跟作品的美学风格是否有关系？ 曹文轩：不一定。有些事情，可能只是一个现象，从这个现象我们不要轻易地推出一个结论来。比如说我的作品在韩国发行得比较多，我所有的作品台湾都有出版，不能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我的作品可能在这样一个圈内怎么样。其中的原因不一定是这样，只是这些作品没有更多地翻译到欧洲去罢了。或者说，欧洲不能用更好的标准、不能用更好的眼光去看待你的作品罢了。在我看来，我所有的作品一点也不妨碍西方人来理解。 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会面临很多很多问题。“走向世界”这个口号，一定是一个处在弱势的国家的人才会提出。美国人会提出吗？英国人会提出吗？法国人会提出吗？甚至连日本人都不可能提出。因为他们就代表“世界”。 现在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走向世界，或者说我们没能走向世界，真的是我们作品本身的原因吗？大概不是。我们从诺贝尔文学奖就能发现许多许多问题。这一次诺贝尔奖给莫言了，我以为莫言是完全有资格获得这个奖的，因为中国文学水平就有这个高度。而具有这个高度的中国作家，我们过去有过，现在还有，将来也一定会有。沈从文不够得诺贝尔文学奖吗？鲁迅不够得诺贝尔文学奖吗？那些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我们也不是没有见过，我们翻译了这么多，对不对？真的不错，有几个？水平就在那里。耶利内克的作品也在那儿，我们也不是没有看过；莱辛的作品我们也看过，不是不知道；帕慕克的作品我们也不是没有看过。都看过。他们怎么就比我们现在中国一些作家的水平就高呢？ 我们对我们文学水平的评价，是偏低的；而我们对世界文学水平的评价，是过高的。不是一般的过高，是极其的过高。我们本来就怀着一种热情，怀着一种赞赏，怀着我们做得不如的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西方的作品。所以当西方的作品里有一个小细节的时候，津津乐道，这个细节好到什么样子。可是这个细节我们的作品里头就没有吗？如果你也换另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作品，你也会发现：哇，这个作家的风景描写太棒了，对孩子的心理刻画太细了，这个故事太新颖了。 这里头问题非常复杂。我经常问一个问题：如果《哈利·波特》不是一个叫罗琳的英国女人写的，而是中国边缘省份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写的，它能在全球发行多少万册？会引人注意吗？即使把它翻译成英文，翻译成和现在的《哈利·波特》同等水平的英文。 所以这个背后藏了太多的东西。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它也是熬到没办法，你还能熬到什么时候？再加上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甚至包括莫言的名字也在其中起作用。如果莫言不叫莫言还叫管谟业他可能都得不了奖——西方有人把“莫言”两个字理解为“对专制制度的沉默”。当然，莫言作品本身的流通能力非常好，因为他是一个很能讲故事的作家。我们有些作家，只是在语言上耍来耍去，那没用的。因为一翻译，那些东西都没有了，你怎么能流通？莫言的故事无论用哪种语言讲，它都还在。莫言的作品能被翻译那么多，一个是他奇特的想象，另一个是他里头有块状的东西，是能够被翻译的。
胡少卿：故事是在翻译中易于保留的东西。一些海外汉学家特别重视作品中的故事。 曹文轩：不然不好翻译，你翻译出去人家不接受你，对不对？故事不怕翻译，人物性格不怕翻译，人物形象不怕翻译。你无论用哪种语言翻译，我都不受损害，我那个故事还在那里。情节、细节，所有这些都不怕翻译，怕翻译的是语言。我们有的作家，他影响大，是因为他的语言。那语言一翻译过去，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怎么知道托尔斯泰是用什么风格的俄语写作的？但是通过翻译过来的《战争与和平》，我们依然知道娜塔莎第一次参加社交舞会的情景，我们看到她在社交舞会上的惶恐，她的裙子是用的大人的裙子，她要改，这个时候她爸爸过来，她很激动，她过去要拥抱她爸爸。佣人正在给她缝裙子呢，把裙子的线都挣开了。这些情节翻译成哪种语言都是这样。
胡少卿：或许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小说是比较“扛翻译”的。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假设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哈利·波特》是中国西北的一个作家写的，那它可能不会流传那么广。这是否跟整个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位置偏低有关？ 曹文轩：当然。世界能用公正、公平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巨大的国家吗？他们总是说他们不是这样，而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的。
胡少卿：你觉得这中间有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曹文轩：第一他就不想去了解这个国家。他可能会想去了解日本，但就是不想了解你中国，他可能会去说日本好，就不想说你中国好。这个局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还要深究。可能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和我们在世界面前留下来的形象，以及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宣传有关，就是你自己都不说自己好。
胡少卿：你觉得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系吗？ 曹文轩：要说有，可他们把奖给那么多拉美作家。他们经济也不好啊。
胡少卿：拉美那些作家是不是因为他们还是在用欧洲语言写作呢？比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还有英语。他们可能认为拉美作家也是他们文化系统里的人。 曹文轩：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头总是有很微妙的东西在，甚至有些很阴暗的东西在，说不太好。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态度也推波助澜。我经常私底下讲，你把《草房子》拿来和《窗边的小豆豆》比，《草房子》不比《窗边的小豆豆》好吗？有一定文学能力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是，日本人不可能像我们吹捧《窗边的小豆豆》那样去吹捧《草房子》。
胡少卿：他们有一种文化地位上的优越感。 曹文轩：他就认为中国的东西是不行的。中国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胡少卿：以你的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怎样？ 曹文轩：影响力很小。我们只不过是卖了一些版权而已。卖了一些版权并不代表你的作品被人家广泛接受，而且出版也不意味着你的作品被广泛接受。
胡少卿：真正的有效阅读是多少还不能确定。 曹文轩：对。据我所知，我们在国外卖得很好的作品好像是很少的，尽管翻译了不少。中国所谓的“走向世界”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所以莫言这次得奖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已经撕开了一个裂口，至少让世界各国看到，我们不要再轻视中国文学了。其实高行健得奖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意义。他的作品最早都是用汉语写的，他得奖的作品都是汉语然后翻译成英文法文的。我们搞这个行当的，高行健之上的，我们不说有二十个，至少有十个吧。你看《一个人的圣经》是写“文革”的，对“文革”的那个表达，是多么肤浅啊。
胡少卿：可能他比较投合外国人的口味吧。 曹文轩：他也没有特意去投合外国人的口味。很简单，就因为他不再是一个中国人了，而且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他还在国内，《一个人的圣经》这个书出来，你看他会得吗？不可能得。
胡少卿：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种微妙甚至卑微的因素？ 曹文轩：对。我们动不动总是在反省自己作品的质量，又要反省我们的翻译，而我以为根本的原因不在这儿，根本的原因是世界的眼光有问题。不是说他们没有判断能力，而是他们就不想看你，就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胡少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中国文学的推广，就出现了“送去主义”：不是别人来拿，而是我们送去。比如我们自己出钱，组织人翻译，再推出去。 曹文轩：做总比不做好，这样当然是有作用的，但作用不大。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要特别在意走向世界，不要纠结于这个事情，因为刚才我说到背后牵扯到很多东西，你纠结是没有用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判断。别人不说我们好就不说好，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要有判断。
胡少卿：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写出好作品，而至于它是否会被翻译，是否会受国外读者欢迎，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曹文轩：要以平常心对待这个事情，或者说叫顺其自然。你着急有什么用？没有用的。《草房子》也翻译成日文了，翻译到日本去好几年了，它为什么在日本没有像《窗边的小豆豆》在中国成为畅销书？难道《草房子》没有《窗边的小豆豆》好吗？我就想问，为什么。首先，日本的东西写得好，这是中国人现在想的，然后反过来，中国没什么好东西。这两种判断差别有多大？所以你就不可能对一个东西做出中肯的判断。你能吗？当然这并不排除对个别作家有时候表现出来，你看看，我们没有轻视你们，你看看，我们就对莫言很重视。他就拿对个别的重视来抹杀对普遍的不重视，他就拿这个东西证明：你看看，我们没有带眼光去看你。
胡少卿：这次莫言获奖，我就在想，应该引申到对一批当代作家的重视上去，而不仅仅突出他个人。在你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跟世界同时代的一流水准相比，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甚至是持平的？ 曹文轩：没有差别。这个二十年是没差别的，我们就是世界水平的文学。这两三年我在各个会议上讲到这个观点，作协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们都是干这个行当的，我说在高行健之上的，不说二十人，十人有吧？既然你诺贝尔文学奖是代表世界水平的一个测定，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有一批作家在世界水准之上？而且，文学的标准一直在改变。今天你去迎合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就一定是对的吗？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叫大江健三郎，一个叫川端康成，这两个人如果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让大江活在川端的时代写大江式的作品，让川端活在今天、活在大江的时代来写川端康成式的作品，那么我就问，这两个日本人还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不可能得了吧。川端时候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不是大江健三郎时的现代作品的标准，今天的标准也不再是川端时代的标准，是迎合所谓的现代主义的标准来定的。那这两个标准哪个更可靠？我们有没有怀疑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
胡少卿：对，他们的评委也是一拨一拨的。 曹文轩：一拨一拨的，他们就那么可靠吗？
胡少卿：以往你写那些学术著作，举当代作家的作品，跟举国外作家作品的分量，是不是差不多呢？ 曹文轩：也有一定的变化。开始的时候也是在那样一个感觉里头，好像国外的作品挺好的。但是这些年，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了，我再重新审视我们的作品，近二十多年的作品，我再看，基本上是肯定的。 我走到很多地方都批评过这种现象，我说你们不要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欣赏，你好好看看我们自己的作品。我们有些人看国外的儿童文学，哇，那个细节，那个儿童的心理把握得真好啊。我心想，我们好的有的是。首先他是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别人，往高里去看别人，然后又往低里去看你。一个人对欣赏的东西有没有热情，这个区别很大的。他首先怀着热情去看的，和他首先怀着不屑一顾的心态去看的，这个差别有多大。日本人能用我们欣赏《窗边的小豆豆》的眼光，来看待《草房子》吗？先把心态摆正，觉得不行再说。首先他就不会用这个眼光来看。中国人能有什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他首先就是这么个看法。然后，好，那就不看了。你作品翻译过去也就翻译过去了，能卖一些就不错了。所以我的作品在韩国卖得那么好，在法国那么好，也算是一个意外了。
胡少卿：在很多人有这种先入为主的眼光的情况下还能卖得好，的确不容易。 曹文轩：事情也在慢慢改变。莫言得奖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莫言得奖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好处，提升了我们所有人的地位——证明我们也不赖，我们水平不低。
胡少卿：的确，这也是对同代作家的肯定。有人认为，中国作品之所以不受重视，跟没有遇到好的翻译也有关系，你怎么看？ 曹文轩：顾彬有一点说得对，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我们和世界交流的能力，太差。这是必须要承认的。假如你有一口非常好的英文，你和国外的出版社、翻译家、作家有直接的交流，那到底还是很不一样的。
胡少卿：作家本人有非常好的外语，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如果作家的译本都非常精彩，你觉得会有改善吗？ 曹文轩：那当然。翻译一定得很好。好的翻译不是把你的语言韵味翻译出来，而是他的语言本身就很有韵味，就拿他的韵味来取代你的韵味了，就像一个东西价值一百块钱，看能不能等值地兑换过去。他拿他的东西来替代你的东西，总的价值是一致的，这就是万幸了。
胡少卿：你觉得在小说当中翻译最难传达的是什么？ 曹文轩：最难传达中国美学特有的那种意境，例如雅致啊、雅趣啊，还有我说的语言的韵味。如果想让作品走向世界的话，小说家必须善于编织精彩的故事，还有刻画人物。
胡少卿：你长期进行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据你了解，中国当下的儿童文学写作和世界水平的差距大吗？ 曹文轩：没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最好的作品，和他们最好的作品，是一致的。最多是说，我们好作品的比例，可能不及他们大。就是他有十篇作品，可能有五篇作品是不错的，而我们可能十篇作品有两篇是不错的，但这两篇作品和那五篇作品的水平是一致的。
胡少卿：据你了解，国外童书的阅读和中国童书的阅读有什么不一样？ 曹文轩：国外童书的阅读主要还是讲究小孩的童趣，它把好玩作为首选，而中国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可能美感、意境是首选。差别可能是在这儿。儿童文学有两路，一路讲究艺术趣味，讲究美感、思想深度，像安徒生的作品、怀特《夏洛的网》；还有一路，主要是满足童趣，它全部的效果就是好玩、游戏。我说的第一种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后面这一种可能还有差距。
胡少卿：是否满足童趣的这类作品成人就不太适合看呢？ 曹文轩：我一直以为，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孩子和成人都可以看的。比如《米老鼠和唐老鸭》是给谁看的？《夏洛的网》是给谁看的？《草房子》很多人说是给大人看的。文学其实不应该有门类的区别，好的文学一定是脱出门类的。
胡少卿：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作品受小孩子欢迎，但成人却不爱看。 曹文轩：这不算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儿童文学，我判断的标准很简单。一个人小时候看过我的书，他现在是大学生了，甚至是研究生了，依然还会说，曹老师，我看过你的书。不羞于说他小时候看过这些书，这书一定是好书。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了，不好意思说他小时候看过什么书，那个书一定是不好的书。现在有些作家，孩子喜欢，不要说等孩子大了，他小学看的，到初中，到高中，他就羞于再向人说他小时候看过的书。
胡少卿：你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指环王》比《哈利·波特》更文学。你更喜欢《指环王》？ 曹文轩：更喜欢《指环王》。《指环王》的构思，以及里面思想的力度、可解读的空间，我以为都在《哈利·波特》之上。《哈利·波特》看完了，你看到了多少，就是多少；而《指环王》你总觉得后面还有东西藏着，你可以无限地追问下去。
胡少卿：你对当下中国小说写作的总体状况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这是一个小说的好时代吗？ 曹文轩：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我最近参加了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奖，我看了那么多作品之后的一个强烈印象是，中国文学现在走到了瓶颈，面临着突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什么呢，我所看到的作品大同小异，同样的叙述，同样的艺术趣味，同样的格调，同样的思想深度，你看不到那种出其不意的构思，你也看不到非常独特的，就是我说的有“腔调”的作品。我非常在意你是用什么样的腔调来叙述这个世界。腔调的背后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整套世界观影响了你的腔调。比如王朔。王朔有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是因为他就是这样来看这个世界的，他把世界看穿了。腔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存在观，一个世界观。
胡少卿：有些作家，你读他开头两个句子就能感受到他一整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一个真正的好作家往往是能够发明自己腔调的作家，像张爱玲、王小波都有自己的腔调。你主编过人教社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外国小说欣赏》，在选篇目时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曹文轩：艺术，一切都是艺术来决定，其他都不重要。能够帮助一个作品穿越时空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艺术。是不是艺术品，这是最重要的。艺术，是超越所有一切的东西。假如说我在写作上有什么觉悟，就是我艺术上的一套。现在回头去看我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写的东西，不能说它很好，但它依然是一个小说。因为三十年前我就这么认为，我现在写的是一篇小说，是一篇艺术品，我没有其他的目的。我写的是艺术品，构思要讲究，故事要讲究，语言要讲究，所有的一切都要讲究，角度要独特。所以我今天回头去看我原来的作品，我别扭吗？我一点都不别扭。上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文集的时候，我重新回头去看我三十年前的作品，我依然觉得我不需要去修改它。可是三十年前我们还有很多作品，现在还能看吗？
胡少卿：是，我在编《曹文轩精选集：天际游丝》时就有那样的感觉：早期的一些小说现在看来仍然是新的。 曹文轩：我不能说它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多少年后人家还是会指着它说，这是一篇不错的小说。《草房子》一样，《青铜葵花》一样，这里头肯定有一种东西在，那就是艺术。
胡少卿：如果让你面对高中生编一本《中国当代小说欣赏》，也可以编得同样精彩吗？ 曹文轩：能，但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中国文学近些年所谓的“粗鄙化”。“粗鄙化”不意味着质量低下，但因为有这个东西，导致了我们相当多的、看起来不错的作品无法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因为中小学语文教材里头的作品，是面对孩子的，所以我们的编选是有所回避、有所考究的。为什么当代的作家较少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 不是说当代作家没有好作品，只是觉得这些作品不适合给孩子看而已。而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家，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可以选入，因为不存在忌讳的问题：没有赤裸裸的性描写，没有脏话，没有很绝望悲观的东西。鲁迅的作品能不能选入，无非是深和浅的问题、读得懂和读不懂的问题，而不存在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可是当代作家就有这个问题，一些作品叙述的风气不太适宜作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文本。
胡少卿：你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前景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曹文轩：会越来越好，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世界慢慢改变他们的看法（改变看法是主要的，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看法，一天就不可能改变大的格局），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学有相当好的东西。整个西方文明已经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它不可能像中国这片土地日益产生那些巨大的故事。这不可能，只有中国。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向文学提供了西方根本无法提供的写作的资源。西方有计划生育吗？所以莫言能写《蛙》。所以它提供了巨大的西方所不能有的资源。西方社会千篇一律的运转、规定的格式、体制，以及相对平稳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它不可能有大的起伏，无非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西方人不借助于想象，只是像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写出作品，一定是糟糕的文学，无非是这家人去旅游，无非是白领上班，很有规律的、日复一日的，无非是三角恋情，咖啡厅，无非是这样的事。它哪有中国这么多的故事，如此不同的故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在非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的国家，各种可能性都有。
胡少卿：中国的现实就是一部离奇的小说。 曹文轩：中国的现实生活向中国的作家提供了无限的写作资源。
胡少卿：如何让世界改变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是否跟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有关系？ 曹文轩：当然有关系。等中国的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用北京话说，甭理丫的，你爱看不看。到那个时候就行了。然后他就回头：哇，中国什么都是好的。
胡少卿：对作家来说就是把作品写好，顺其自然。 曹文轩：作家要保证自己写的东西是艺术品。如果你不是艺术品，就不要怪人家没有眼光。如果你的作品是非常好的艺术品，那别人看不看，就不关你的事。至于得奖，不要纠结。奖是你想得就得吗？这是天意。莫言得奖肯定很多人会想，怎么不是我得呢？莫言得奖是天意，是各种因素决定的，哪怕一个小小的因素缺席都不成。如果莫言不叫莫言，还叫管谟业，他都得不了奖。这里头，各种元素，非常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所导致的东西，就是天意。所以谁都要用平常心去看得奖，你只需要实际地去做你自己的事。
胡少卿：中国的许多作家都有诺贝尔情结。 曹文轩：这个应该释放了吧。中国都有两个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了，当然高行健已经不是中国籍了。高行健得奖的时候“诺贝尔焦虑”应该缓解了很多。莫言再得奖，基本上是彻底缓解了。这个奖也不可能说让莫言走出来的时候头上有光圈，他还是会像普通人一样跟我们见面、吃饭，大家就习以为常了。
胡少卿：莫言得奖之后，国内也有一些声音，仍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什么好东西，资格不够等等。你怎么看？ 曹文轩：这是中国人的毛病，那没办法。自己首先不把自己当碗菜，你还要人家把你当碗菜吗？而且中国确实就是一碗菜了，干嘛不把自己当碗菜呢？中国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你看吧，他们有什么我们不清清楚楚？一个中国学者可以如数家珍地去讲外国的作品，而一个英国学者未必能说清他本国的文学史都有哪些作品。现在英美那些学文学的大学生，有多少人能够把他的文学史说清楚？有时候，我们比他们更了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写我们的东西，我们在什么位置上，应该在什么位置上，前后比较，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胡少卿：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谢谢。 原文刊于《西湖》杂志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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