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自行车被称为“洋车”。当时，农村有洋车的家庭并不多，拿我们村子来说吧，二百多口人、五六十户人家才只有两辆。这样一来呢，自行车便成了富裕户的象征。村南头的复员军人老万伯家里便买了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而村北头我家呢，因为父亲在地区城里上班，也攒钱购买了一辆自行车，虽说是破的，在村子里也是挺招眼的。

逢星期天，父亲从城里下班回来，便会喊我与娘到晒麦场学骑自行车。其时，我对骑两个轮子的自行车很是恐惧，便找这借口那理由不愿去学。父亲眼一瞪，就要抬巴掌打。忘记了经历了多少次挣扎，总之是不少挨父亲的大巴掌，自行车才终于会骑。

会骑自行车的确是件美妙的事。每每放学回来，书包往石桌上一撂，推起自行车，骑着走走田间小路过过小木桥，在伙伴们羡慕的目光里尽情吹口哨，觉得自己神气的很。直到有天出了件“不幸”的事，这种神气的感觉才稍稍减退。那是一个天酽酽发紫的深夏傍晚，凉快的风，和四五只硕大的蝴蝶，在树林里跑动。几个小伙伴在林子边推风轱辘。我骑着自行车一拐弯飞快地过来。

“你能大撒把骑吗？”两桶鼻涕的涛蛋，一吸拉鼻涕对我说。

“瞅好咧——”我背一弯屁股一顶，双腿快快地蹬踏板，很快，就骑上了桥头。然后，倒转车把往前一蹬，车就顺坡冲下。这时，我双手“忽”地甩离车把，正展眼四处卖能哩，连人带车摔在地上。磁硬的路面将膝盖和下巴戗出了血。野蒲公英和伙伴们哄堂大笑。从此，很长时间，我不去摸自行车。

须去县高上学了，父亲特意给我买了辆半旧自行车。这是辆“永久”牌加重车，车后座带百十斤小麦小意思，往往还要在车把上挂几十斤重的书包与干粮兜。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年的冬天，冷。大路边的大杨树上结满冰凌挂，哈口气，下巴的胡子上就结霜花。每星期一清早，我都是不到五点钟就起床，娘已将鸡蛋茶打好，满满的一粗瓷大碗，捧住一口气喝出汗，然后将那一口袋麦子往车后座一扎，穿上棉大衣骑了自行车在一阵鸡狗乱叫声里出家门。有时是大雾天，有时是冷月照，总是骑车走到寨子口的弯脖槐树下，天才微微见曙光。春天来了，堤里盛满了清莹莹的水，如美人的眼睛；而堤边的嫩草却是那美人的睫毛了。那时候自行车对于我，就好像是生命里的一个配件，不知离开了，会是什么样子。

结婚后，我天天骑了自行车带着妻子上下班，因为家里只买了一辆自行车。好在妻的单位在县城西南郊，我的呢在南关，我们能顺好长一段路。于是，我总是骑车带着妻先到我单位门口了再将车交给妻，由她骑车去上班；下班了呢，我就在单位门口待她骑车子来，然后再带着她回北关的家。累是累点，可是我们很快乐。回老家或外出游玩时，车前带着儿子车后带着妻子，我伸脖子弓腰身卖命蹬，虽说累得汗水直流，可心美滋滋地要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