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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羅納德·里根第一任期還不到兩年的時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錯誤的方向發展。我們現在可能很難想起來,但他執政前兩年的情況確實就是那樣。事情似乎都在朝着錯誤的方向發展。他曾贏得了一場令人矚目的壓倒性勝利。這被譽為一場保守主義革命,並顛覆了原有的政治建制。他帶着雄心勃勃的政治使命入主白宮。他在一場暗殺企圖中倖免於難,並迅速兌現了他最具代表性的競選承諾 – 一項歷史性的減稅政策。而這一切,他在總統任期的前八個月內就全部完成了。但到了1982年初 – 順便提一句,我記得我當時在上六年級 – 到了1982年初,慶祝的喜悅已被日益加深的陰霾所取代。
里根政府迎來了它的首場重大政治危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里根政府的支持率暴跌了25個百分點,從68%驟降至43%。到了1982年3月 – 記住這個時間,因為我等會兒就要告訴你為什麼。到1982年3月,里根總統的支持率比吉米·卡特在其任期的同一節點上還要低4個百分點。經濟出現了斷崖式下滑。事實上,它面臨着一場全面的經濟衰退。失業率逼近兩位數,達到了40年來最惡劣的水平,無論是非公允,許多人都將這一切歸咎於總統。甚至他的外交政策雄心也開始受挫。
隨着對核戰爭的恐懼不斷加劇,對俄羅斯的擔憂演變成了一場反對他在全球對抗蘇聯共產主義努力的民眾反抗。在所有戰線上,當時的里根政府和保守派運動都處於防守地位。但正是在我剛剛向你們描述的1982年的背景下 – 順便提一句,那一年也以總統所在政黨在國會遭遇慘敗而告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士氣低落、焦慮和絕望之中,某種新的事物開始萌動。在當時,它還不過是一個初步的想法,只在少數幾所法學院中悄然萌芽。在幾所法學院的休息室和演講廳里(孕育)。但很快,這種正在醞釀的力量將重塑美國政治和法律的整個格局,徹底改變這個國家的走向。
1982年4月,正是在我剛才向你們描述的這一片(亂局)之中,有4名法學院學生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組織了一場關於聯邦主義的研討會。大約有200人到場,其中一位發言人是來自芝加哥的46歲教授。他名叫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他向全場指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 他說,半個世紀以來,保守派在聯邦層面上完全處於劣勢。當然,當時在法院,這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共和黨贏得了過去四次總統選舉中的三次。當時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七位是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然而這一切似乎都無關緊要。
距此九年前,高院在”羅訴韋德案”中作出了裁決。支持該裁決的七票中有五票來自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多數意見書由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提名的一位大法官執筆。當時高院中最始終如一的保守派是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唯一的異議之聲,以至於他的法官助理們送了他一個獨行俠玩偶。當時全美只有一所主要法學院擁有一份保守派學生期刊 – 順便提一下,那碰巧是哈佛大學 – 該期刊在早於當時四年前創辦。而當時”原旨主義“這個詞本身才出現了兩年 – 而且它並不是由原旨主義者所發明的。
它是由斯坦福大學的一位自由派教授在一篇旨在批判和反駁該概念的文章中提出的。僅僅幾年之後,一位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對”原旨主義”這一概念嗤之以鼻。他將其斥為”不過是偽裝成謙遜的傲慢”,並嘲弄其倡導者為”對歷史記錄一無所知的人”。這就是聯邦黨人學會創立的開端。但你們的批評者如今已不再冷嘲熱諷了。聯邦黨人學會幫助改變並推動了美國,今天我們可以從那一成功中汲取許多經驗。其中一條經驗是,政治需要的遠不止贏得選舉,因為政府並不是政治權力的唯一來源。權力同樣存在於大學之中。
權力存在於新聞媒體之中。權力存在於整個廣闊的公民社會之中。 (它)存在於所有界定並塑造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對自身認知的機構中。每一個社會 – 我是說每一個社會 – 都有精英,都有統治階級。而在我們的社會中,這個階級不僅存在於白宮,不僅存在於國會或法院,它還存在於學術界、強大的非營利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之中。它存在於企業的董事會、高管層、智庫和期刊中,存在於基金會和大眾媒體中,橫跨商業、教育和文化的制高點。坦率地說,在過去的六十年裡,左翼往往比右翼更深刻地理解了這一點。
選舉…選舉決定了誰在一段時期內執掌公職,但選舉並不能 – 它們單憑自身無法決定我們的機構傳授什麼,或者我們的律師信奉什麼。 (無法決定)哪些觀點被視為體面或正常的,或哪些行為被視為不可接受的。當然,政府在塑造這些事物方面能夠且確實發揮着關鍵作用。但政府無法在2年或4年內對它們進行根本性轉變 – 或者說,無法在短短兩年、四年或八年內完成這種轉變。那樣的變革,那樣的變革是需要經過一代人甚至更長時間來實現的。即便如此,也只能依靠跨機構盟友聯合在體制內外的通力合作與不懈努力才能達成。
聯邦黨人學會的勝利正是建立在這一深刻洞見之上的。這不僅僅在於任命優秀的法官去解釋法律。更在於塑造他們履行職責所處的環境,在於塑造支撐他們思考、推理和行事的規範與價值觀、觀念與信仰、期望與假設。由誰來定義這些,目的又是什麼? – 那就是權力的本質。這並非我國法律體系所獨有。在國務院,我們在所謂的”國際法”領域親眼目睹了同樣的情況。 (針對)本屆政府幾乎每一項重大的外交政策決定或行動,都會有人援引”國際法”這一概念來加以反對。例如,當川普總統命令我國軍方擊沉加勒比海的販毒集團船隻時,有人告訴我們這違反了國際法;那個虛偽且非法的國際刑事法院創始首席檢察官甚至指控我們犯下了”危害人類罪”,在美軍抓獲逃避美國司法審判的逃犯尼古拉斯·馬杜羅並將其押解回美國接受正義審判之時。
我們也聽到了同樣的…當我們那樣做時,我們從 – 我不想指名道姓地去罵 – 聯合國的最高層也聽到了同樣的指責。甚至連我們在美國本土執行自己的移民法…連執行我們自己的移民法都面臨着這種攻擊。例如,今年早些時候,像ACLU這樣的團體向聯合國請願,要求調查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在美國“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在過去的十年裡,針對美國所謂“違反國際規則與規範”的指控鋪天蓋地而來,從我們的外交政策到邊境執法,甚至延伸到他們所謂的、他們所謂的”系統性種族主義”。
甚至在墮胎問題上也是如此。例如,當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羅訴韋德案”時,迅速遭到了一群 – 你猜對了 – “聯合國人權專家”的譴責,這真是個自相矛盾的詞兒,稱其為“對美國在國際法下具有約束力之法律義務的背叛“。所有這一切……這一切根本與任何真正更高標準的公正毫無關係。這是由那些掌控全球治理官方機構的人所運作的結果。這是由國際活動人士和官僚組成的龐大非政府組織及機構網絡,連同他們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資助者共同運作的結果。對這群全球精英而言,國際法絕非一套中立的規則體系,國際法是一種工具,一種打着”普遍原則”的幌子來謀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例如,他們自詡為”民主的堅定捍衛者”,直到某些選舉挑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才對我們大談”主權的重要性”,即便他們同時還在要求各國放棄對本國邊境的控制權,並將移民法外包給未經選舉產生的國際法庭。他們聲稱自己“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征服與統治”,卻企圖對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政府發號施令。正因如此,今年早些時候,川普總統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決定,對那個虛假的國際刑事法院實施制裁。一個虛假的法庭,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世界審判所,居然聲稱其凌駕於主權國家的法律和憲法之上,甚至包括那些從未簽字認可它的國家。
美國人從未同意服從國際刑事法院的權威。但該法庭及其在全球官僚機構中的盟友,卻自封為國際秩序的法官、陪審團和執行者,主宰着一切,卻不… 主宰一切…他們自認為有權統治所有人,卻不對任何人負責。他們手握調查、起訴、迫害以及監禁我國公民的權力,其依據是未經我們同意也不由我們掌控的法律。我會說,他們大可以試試看。但如果他們愚蠢到企圖將那些紙面法令強加於美國人,我們的回答或許會和羅馬將軍龐培如出一轍 – 他對那些試圖援引他們城市的憲章來對抗其軍團的人說,“不要向佩劍之人講法律”。
這樣說並不政治正確,但他確實是這麼說的,反正他就是這麼說的。但你看,國際法的武器化與我們在國內所見的情況並沒有什麼兩樣。那些企圖通過禁令來進行治理的激進法院,隨意扭曲法律以迎合他們在任何特定時間或地點的偏好,還有他們在學術界和媒體中的盟友、職業活動家階層 – 正是這批人在短短幾年前還在譴責《憲法》,對吧?正是這批人在短短幾年前還宣稱並譴責《憲法》是一部種族主義且落後的文件,是由奴隸主撰寫、專門用來保護富裕白人男性利益的。如今正是這批人,卻在大肆誇誇其談如何捍衛我們的治理原則以及如何履行他們的憲法職責。
對這些人來說,法律的根本目的 – 無論是美國法律還是國際法 – 就是為了削弱美國,就是為了削弱我們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採取行動的能力,就是為了阻礙美國政府在國內外捍衛美國利益的能力。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理應因着”神聖的法律義務”而放棄權力、交出主權、順從敵人的肆意擺布,並任由我們的城市淪為暴力無政府狀態,去接納任何未經許可就來到我們國門前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把我們的城鎮變成整個地球的難民營。而在我們的國界之外,他們還妄圖讓我們相信,我們必須任由競爭對手肆無忌憚地針對我們,妄圖讓我們相信,面對那些讓毒品、犯罪和死亡充斥我們國家的人,我們只能偶爾提出些客氣的抱怨。
沒有任何…在我們的歷史或任何其他偉大國家的歷史中,沒有任何東西要求我們承認這些荒謬想法的權威性或合法性。恰恰相反,這不僅與我們的政治和法律傳統格格不入,更違背了我們的本質。這是對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根本特質的攻擊,是對早在建國前就被定義了的美國人的品質與本能的否定。美國一直是一個具有無法壓制之雄心壯志的國家,而且我相信,將來也永遠如此。這種雄心從一開始就遠遠延伸到了我們的國界之外。低矮的上限與狹隘的眼界從來都不是我們的宿命。甚至連美國獨立戰爭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我們的先輩對英國限制我們西進擴張的憤怒所推動的。
這一不平之鳴甚至在《獨立宣言》中被明確載明。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歷史洋溢着…它洋溢着擴張、成長、探索、征服以及開疆拓土的強烈渴望。順便提一句,這在《聯邦黨人文集》的開篇段落中就有所體現。漢密爾頓在開篇便向讀者宣告,批准憲法的辯論將決定“一個帝國的命運,而在許多方面,它也是世界上最引人矚目的辯論”。我們美國人絕不是消極被動、內向封閉的民族。屈從於激進法官狹隘空洞的構想,或是毫無靈魂的全球官僚,就是對我們本質的背叛,是對我們自身的背叛。真正的美國,那個真正存在於我們建國文獻的字裡行間、真實存在於我們人民的歷史之中、存在於將偏遠落後的殖民地建設成了地球上最偉大超級大國的人類壯舉之中的國家,註定要不斷超越,變得更偉大、更強大,超越以往。
而我們的法律、我們的憲法、我們的法律規範和政治傳統之所以得以發展,正是源於這一事實,而非與其無關。這就是美國自治真正的非凡智慧,是我們憲法獨一無二的結構,它將卓越的自由與獨立,與同樣強大的集體行動力量完美結合。正是這些特質與本能的展現,孕育了我們的制度,來組織和引導我們的抱負,而不是扼殺它們。我們的法律是由那些受到感召向上奮進、並最終邁向浩瀚星辰的人們所寫,也是為他們而立。從建國之初,美國就步履不停。它充滿生機,它充滿活力,不斷開拓擴張。這是一個橫貫大陸向前邁進、開墾土地、建立城市、鋪設公路與鐵路的國家。
征服荒野,並在新世界的畫布上描繪出一個偉大的文明。 1776年,我們新生的共和國不過是聚集在東海岸的13個州,以及阿巴拉契亞山脈之外散落的少數邊境哨所。到了1848年,僅僅…僅僅72年之後,美國國旗就已飄揚在一個面積近3百萬平方英里的大陸帝國之上,從東部的波士頓和紐約等城市一路延伸至舊金山灣的港口…至舊金山灣的各個港口。所以不妨這樣想 – 一個在我們宣布獨立當年出生的孩子,完全可能在有生之年見證自己的國家橫跨大西洋延伸至太平洋。隨着領土的擴張,我們的視野也愈發開闊。
我們剛踏上俄勒岡州的西端邊界,便開始構建延伸至全世界的新系統、新網絡和新技術,開鑿跨越大陸、改寫地理規則的運河,並製造出飛躍地球邊界本身的衛星與宇宙飛船。這一切絕非偶然。當我們的先輩最初抵達北美、當他們初來乍到之時,這裡沒有工廠,沒有鐵路,也沒有摩天大樓。這些東西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創造了它們,是因為我們付諸了行動。這些東西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在行動時毫無恐懼與道德猶疑,戰勝了一切威脅我們或阻礙我們前進的障礙。但今天有某些人告訴我們,偉大國家追求偉大命運的時代已經終結。
他們說我們不能行動,不能將自身意志施加於世界,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夢想拱手讓給遙遠法庭的所謂”共識”,甘心接受自己淪為眾多國家中平庸一員的處境。我們必須習慣於舒適且悄無聲息的衰落。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堅持以自身利益和自身方式行事的決心,是對所謂普世“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挑釁。例如,根據這一理論,總統本人甚至無法執行美國的外交政策。他不能限制貿易或移民,甚至不能審查我們在海外花費本國公民稅款的方式,否則就會面臨國際律師、法學家、非政府組織以及聯合國官僚們的滔天怒火,譴責他對”全球價值觀與規範”所構成了威脅。
國內外的這一切,都是這個時代趨同與悲觀思潮的產物。它誘使我們放棄對自己命運的擔當,卸下追求偉大的重擔,並在國際法那些華而不實的泛泛之談中尋求庇護。儘管我們曾徹底擊潰了蘇維埃共產主義的體制,我們並未戰勝馬克思精神。那種馬克思精神,它依然存在。它以這些新的形式和學說繼續存在,企圖將國家意志屈從於平庸的全球共識。馬克思主義曾試圖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而我們時代的激進分子則試圖消除國家本身之間的差異。我們時代的終極問題在於:美國人是否擁有作為一個獨特的國家和一個獨特民族而存在的道德權利,並因此有權要求一個將捍衛和追求我們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的政府。
例如,那些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被掠奪的土地上,我們的國家是建立在奴隸制、種族滅絕和壓迫之上”的人,正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們不認為我們擁有那種權利。他們想讓我們認為美國…以及更廣泛地,整個西方,都背負着獨特的罪責。這種罪責唯有通過徹底投降、開放邊境、廢除法律、從世界撤退,並任由他們按照自己的模樣重塑我們的社會才能贖清。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正是我們政治鬥爭的利害攸關之處。我們應該記住,這正是大學裡、法庭上或政府大廳中的許多人真正深信不疑的。就在不久前的2021年,我們那位總統還告訴我們,仇恨…仇恨!已經系統性地根植於我們的法律和文化之中。
如今,在我們政治辯論中站在另一邊的那些人中,幾乎沒有人棄絕這些觀點。他們的根本信念從未改變。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可以預見,他們會大談特談自己對憲法、法律、正義原則與公理的深切關切。但這種關切似乎只有在能被當作障礙或武器來推進其自身利益時,才會顯露出來。政治 – 無論是在美國本土還是在國際舞台上 – 坦白說,絕非一個善意的對話者可以共同辯論、說理,並且更優論點總能勝出的思想市場。說服固然重要,但並不是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能被說服。聯邦黨人學會給我們的啟示是,要贏得勝利,需要的遠不止是有力的爭論。
勝利是通過專注於共同目標、能夠塑造並行使影響力的機構、網絡和體系來確保的。該組織在美國法律機構中的漫長進軍,是由那些不僅擁有思想、更擁有宏偉行動計劃的男男女女共同完成的。培養並招募同代人中最有前途的年輕保守派精英,將他們送到通往權力的渠道中去推動這項事業,從大學講堂直到最高法院。那些認為一次挫折、一場敗績、一次糟糕的選舉就意味着共和國走向終結的人,應當把你們視作汲取靈感的典範。順便說一句,這也是銘刻在我們國家肌理中的教訓,是銘刻在孕育了這個國家本身的獨立戰爭肌理中的教訓。
要知道,我們常常把美國獨立的故事講述成某種必然且確鑿的勝利,仿佛華盛頓和大陸軍註定會獲勝一樣。研讀歷史的人都知道,事實絕非如此。獨立戰爭的第一年幾乎是一連串接連不斷、毀滅性且屈辱的慘敗。到了1776年12月,華盛頓將軍麾下能夠服役的士兵已不足3000人。他們一瘸一拐、饑寒交迫、飽受病痛折磨,在那個時代最龐大之帝國的窮追猛打之下陷入絕望的撤退。在所有的殖民州,獨立精神都似乎瀕臨崩潰。事實上,有一點是在關於那個時代的電影、紀錄片甚至書籍中都不經常出現的(事實) – 即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接受了英國的赦免,並重新向英國王室宣誓效忠。
局勢就是如此嚴峻糟糕。僅僅幾個月前還在為獨立事業歡呼的人們,向看似不可避免的失敗妥協認命了。就在那個月,華盛頓給他的兄弟寫了一封信。他寫道,除非局勢很快有所改觀,我認為大局已差不多註定失敗。他在信的結尾這樣寫道 – 他說,這是原話,“遠在別處的你們,根本無法想象我所處境地的艱難與困窘。我相信,從未有人像我一樣面臨如此多的艱難抉擇,卻又擁有如此匱乏的脫困手段。然而,因着對於我們事業的正義性深信不疑,我堅信前景終將明朗,儘管出於深遠的考量,眼下它仍籠罩在陰雲之中”。
事實證明他最終是對的。五年後,華盛頓 – 我們也要致敬他的法國盟友 – 在約克鎮包圍了英軍。康華里將軍投降,革命取得勝利,一個國家由此誕生。在接下來的兩年、六年、二十年裡,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歷久彌堅的偉業鑄就於數十年間,而非一個個選舉周期。未來會有更多的勝利,也會有更多的挫敗。會有更多的輝煌,也會有更多的失望。所有如此分量、如此宏大的事業,其本質皆是如此。翻開歷史的篇章,沒有任何偉大的人物或偉大的事業不曾經歷同樣的磨礪。但我們堅信自身事業的正義性,我們也終將贏得最後的勝利。
而我對此深信不疑… 儘管我們已為前路的曲折與坎坷做好了準備,但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將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與前輩人所留同樣的 – 這個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最偉大的國家! 非常感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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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兩國,風馬牛不相及。美國人的常識和中國人的常識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用自己的常識作為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歷史、傳統……等社會問題的認知和判斷。
那位問了,難道美國人就不吃飯、不拉屎麼?吃喝拉撒睡,人都是一樣的。靠,您問得有理,不過回答這個問題,無須在下勞心費力,我家的狗就可以代勞,只因豬狗在吃喝拉撒睡上和人一摸一樣。不僅如此,狗比習SB大陸中國人聰明,最起碼用不着“廁所革命”,也不用擦屁股紙。
大陸中國人(毫無邏輯思維)的常識建立在極為簡單的基礎之上,三句話, 1、“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2、尊於一腚、定於一尊, 3、襠中央一隻鳥。 @大陸中國人沒有邏輯思維能力。 ~~~~~~~~~~~~~~~~~~~ 孟婆湯里煮的紅塵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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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心掏肺,換來是心碎。 一錯再錯,卻不知後退 明知沒結果,為何還去追 痴情的人,愛得太卑微 痴情的人,活該會受罪 絕情的人,走得太乾脆 喝完這碗湯,忘了你是進 天亮以後,一個人面對 孟婆湯里,煮着紅塵的灰 喝一口就,忘了愛恨是非 就把前世回憶,都燒成灰 從此不再,等誰回來安慰 咽下去就,斷了所有暖昧 放下了執念,就不再受罪 來生的路上,誰也不欠誰 ~~~~~~~~~~~~~~ 男人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https://www.tiktok.com/t/ZPLb6gD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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