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在美华人川普支持者的政治困境

在美华人中的川普支持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复仇派、利益派和感觉派。至于真正从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出发，经过独立思考而支持川普的人，当然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而言，并不多见。

这三种人，其支持川普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甚至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矛盾。下边，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是复仇派。

推特以及其他中文自媒体上的一部分华人，常常以思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自居。他们对中国政治有自己的认识，尤其对中共抱有强烈的反感。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当川普把打击中共作为其政治主张的一部分时，他们便将这种反共立场直接转化为对川普的支持。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年反对中共，究竟是反对什么。如果是反对专制，反对权力不受制约，反对对自由的压制，那么为什么当一个自己喜欢的政治人物表现出类似的权力观念和政治倾向时，他们却可以视而不见呢？难道反对中共，就可以成为支持另一种威权政治的理由吗？这恰恰说明，他们的反共，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政治敌我意识的层面，而没有真正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价值观。

其次是利益派。

在美华人中的一部分所谓成功人士，尤其是理工科背景、在科技行业获得较高收入的人士，往往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来决定支持谁。他们关心税收，关心个人收入，关心资本利得，关心自己的投资回报。这些当然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真正理解自己的利益从何而来，又是依托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而形成的？现代高科技产业以及与之相应的高薪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开放、全球化分工、国际人才流动和资本自由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政府科研投入、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长期贡献。也就是说，今天美国许多高薪科技职业，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上的。而川普所代表的经济路线，恰恰是对既有全球化体系的一种反动。他强调产业回流、贸易保护和国家经济利益优先，试图通过限制国际贸易和重新调整全球产业分工，来解决美国制造业衰退以及部分劳动阶层利益受损的问题。

这里必须承认，全球化并非没有问题。它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产业转移、贫富分化以及部分劳动者利益受损。但是，对全球化弊端的纠正，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否定开放市场和国际分工。如果保护主义走向极端，限制国际人才流动，削弱国际科技合作，那么美国科技产业原有的发展条件也可能受到损害。所以，那些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体系中获得高薪职业的人，是否认真想过，自己今天所支持的政治路线，会不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损害自己赖以生存的职业环境？当然，减税与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但政治利益并不只有税收这一项。一个人不能只计算今年少缴了多少税，却不考虑未来十年、二十年，其职业、社会和制度环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就是个人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每个人，都须慎重考虑吧。

第三种，就是感觉派。

这一部分人，往往并没有多少稳定的政治思想体系。他们更像围观赌博的人，或者围观下棋的人。看谁占上风，谁得势，谁说话有气势，便容易在情绪上趋同于谁。他们对政治人物的支持，常常不是建立在对政策、制度和历史方向的认识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即时的心理感受上。更有意思的是，一旦这种感觉形成，他们还会表现出相当的固执。因为这时候，他们维护的已经不完全是某项政策，而是自己的情绪认同和群体归属。这其实是一种赌徒心理：既然已经押了某一方，便希望他赢；即使局势发生变化，也不愿承认自己当初的判断可能有误。这种现象并非华人独有，但在部分华人政治讨论中，确实表现得比较明显。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就是在美华人似乎特别乐意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士在自媒体上侃侃而谈他们对美国、对世界乃至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为什么？

我想，这与我们长期形成的某些社会文化心理有关。

中国社会历来有一种倾向，就是容易把财富、地位、权力与知识权威联系在一起。一个人有钱，便觉得他说话有分量；一个人事业成功，便觉得他对社会的认识也一定高人一等。然而，专业能力与公共判断能力，毕竟是两回事。一个人在理工科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不意味着他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方面也具有同等的认识水平。但在某些人的观念中，似乎只要一个人有钱，便意味着他有理；只要一个人事业成功，便意味着他看问题比别人深刻。这实际上是一种财富崇拜，也是一种对知识权威的误认。更深一层来看，这种心理还反映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以知识和理性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观点，还是以一个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来决定他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当然，这并非只是华人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中一种越来越值得警惕的现象。再往深处说，这些现象其实都与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有关。资本在自由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来是其自身运行的基本规律。市场开放、资本流动、全球化分工，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进步，也创造了大量新的职业和财富。但是，问题恰恰在这里：资本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并不天然等同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当资本的私人收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资本便可能把自身经营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企业获得利润，社会承担污染；资本获得收益，劳动者承担风险；少数人积累巨额财富，整个社会却可能承受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这就是资本逐利机制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因为市场创造了财富，就认为市场机制所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合理的；也不能因为自由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就认为资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扩张。

注意，我们在这里还必须区分一个问题：经济上的自由化，与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自由化，主要涉及市场开放、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政治自由，则涉及个人权利、法治、民主参与以及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却并不必然同步发展。资本可能要求市场自由，却未必愿意接受对自身权力的充分约束；政治人物可能在经济上采取保护主义，却在政治上要求扩大个人权力。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济上的左与右，等同于政治上的民主与威权。

川普恰恰是一个值得从这两个维度分别观察的人物。

他在经济领域，强调国家利益、贸易保护和产业回流，反对全球化继续无条件扩张；而在政治领域，其个人化的权力观念、对制度制衡的态度以及对政治反对者的表达方式，又表现出值得警惕的威权倾向。这两种倾向并不矛盾。一个政治人物完全可能在经济政策上反对某种资本全球化，同时在政治权力上表现出对个人权威的过度追求。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在某一个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批评，就把他的全部政治主张都视为正确。说到底，我们需要警惕的，不仅是资本对经济领域的扩张，更是资本逻辑逐渐侵入人类社会全部价值领域的趋势。

假若，教育可以成为人力资本投资，文化可以成为商业产品，艺术可以成为消费商品，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越来越多地按照利益和收益来衡量，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什么人文情怀，什么精神价值，什么人的尊严，都可能在利润计算面前变得无足轻重。

我们当然不能把一切文化现象都归结为资本操纵，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学艺术与市场没有关系。但是，当文化评价越来越依赖商业影响力、市场规模和资本运作时，人类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就会受到侵蚀。一个社会如果只知道计算财富，却不再思考人的价值；只知道追求技术进步，却不再追问技术究竟应该服务于什么，那么这个社会即使在物质上高度发达，也未必意味着人类文明真正取得了进步！

所以，我认为，人类是时候回头了。

我们并不是反对经济发展，也不是反对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是反对把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本身当作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

大家看看今天那些高科技精英们给我们所描绘的未来图景，——不是火星计划，就是机器人计划，不是人工智能，就是能源革命。这些探索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人类为什么要不断突破？我们究竟要把自己带向哪里？如果说能源资本和高科技资本的扩张有其自身的利润逻辑，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这种利润增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尤其是当技术进步以越来越大的资源消耗和生态压力为代价时，我们就不能只看到技术创造了多少财富，而不去计算它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什么。地球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生产资料，更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资本工具。我们不能一边破坏地球上的生态秩序，一边把移居火星当作人类未来的终极出路；也不能一边赞美科技创造的巨大财富，一边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视而不见。因此，我认为，环保意识应当成为我们判断和认同美国政党的一个重要参照，甚至是首要参照之一。

一个政党是否真正重视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否愿意为了长远的公共利益约束资本的短期逐利行为，是否愿意承担保护地球生态的责任，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评价其政治价值的重要标准。生存权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地球，不应该只是某一个党派的政治主张，而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认识。

当然，我们反对川普，与川普支持者反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如果仅仅站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从某些具体经济政策出发，我们也可以认同川普的一部分主张。例如，他反对全球化无条件扩张，强调美国制造业和本国劳动者的利益，这些问题本来就值得认真讨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政策主张确实触及了既有经济秩序的弊端。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他当作我们的政治代表。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只看一个政治人物在某一阶段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必须看他所采取的政治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最终会把社会带向什么方向。

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支持对全球化弊端的纠正，却不能因此接受对民主制度和权力制衡的侵蚀。我们可以认同某项政策，却不必认同提出这项政策的全部政治理念。这就是局部认同与整体认同的区别，也是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的区别。两种政治力量，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具体问题上表现出相同的政策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更不意味着它们最终会走向相同的历史方向。就像观察一种疾病，我们不能只看某一阶段的症状相似，还必须看它内在的病理机制以及最终的发展趋向。因此，我们反对川普，并不是因为他在所有问题上都错了；我们也不是因为他反对全球化，就必须反对他的一切经济主张。我们真正反对的，是他在政治权力运用上所表现出来的威权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对民主制度、法治和社会自由可能造成的损害。

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反对某个政治敌人，就放弃原来坚持的价值；也不能因为某项政策符合自己的眼前利益，就对这个政治人物的其他行为失去判断能力。说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独立于政治人物、政治党派和眼前利益之外的价值判断体系。这个体系，既要包括自由、法治、民主和人的尊严，也要包括社会公平、生态保护以及人类共同的生存利益。政治的目的，不应该只是让某一个阶层获得更多财富，也不应该只是让某一个政治阵营取得胜利。我们最终需要回答的是：人类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又希望自己的文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再有人思考，那么无论我们支持谁，最终都可能只是某种利益、情绪乃至资本逻辑的附庸。

人类真正需要的，应该不仅仅是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更是对自身发展方向的重新认识，是对自由、正义、人的尊严以及地球家园的重新珍视，还望各位华人同胞深思！

202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