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总统大选中华人的表现引起的几点思考

——地理上的移民与思想上的移民

美国总统大选，不仅仅是美国政治力量之间的一场较量，也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阶层矛盾、意识形态冲突，也可以看到旅美华人群体在政治认知、利益判断和价值取向上的种种矛盾。下边，我们就此问题，试论之——

有时，我真不明白华人圈子里一些所谓“思想家”们的思想。比如，他们反对专制，却在美国支持具有集权倾向的政治人物；他们追求自由，却支持限制新移民自由的政治主张。另外，我也不十分明白华人普通民众中的一些政治选择。比如，他们身处少数族裔群体，却支持具有白人至上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他们明明知道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却又支持那些轻视公共卫生、把疫病当作儿戏的政治人物。

我试着去理解这些想法和行为。后来，我似乎找到了一种解释：这些同胞太热爱自己的祖国，心思和目光无时无刻不放在国内。他们习惯于以中国为参照系来理解美国，以国内政治斗争中的敌友关系来判断美国的政治是非。在这样一种情绪对抗中，他们选择了站队。他们把对中国某些政治力量的反感，转化为对美国某种政治力量的支持。至于这种力量究竟代表什么价值，是否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反而不那么重要了。于是，他们站到了一个以“美国至上”“白人优先”为政治号召的阵营里。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的情感参照系出现了错位。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感觉派”。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地理上的移民，却未必完成思想上的移民。人到了美国，生活在美国，甚至取得了美国国籍，但认识社会、理解权力、判断利益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思维方式，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种现象，恐怕才是我们理解海外华人政治表现的一个重要入口。

一、感觉与利益：华人的政治错位

对于那些自诩具有思想能力的精英人士，我们不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对于普通民众，我们则更多地从实际利益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政治选择。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的华人同胞都有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其共同特点就是矛盾。他们找错了方向，跟错了队伍。结果是，一边大声支持川普，一边却可能在川普的移民政策下遭遇入境、居留乃至入籍方面的障碍。这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政治现象：一个人所支持的政治力量，未必是维护他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一个人所反对的政治力量，也未必就是损害他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政治选择如果只是建立在情绪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自身处境、社会结构和公共政策的认识之上，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自我矛盾。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错位。一种是感觉上的错位，即用情绪代替判断，用敌我关系代替价值判断。

另一种是利益上的错位，即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误把政治上的同盟当成经济上的同盟，误把口号上的认同当成现实利益上的一致。前者是情绪问题，后者是认识问题。而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相当有意思的政治现象：一些人明明站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却在政治上认同那些可能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力量。

二、阶层与种族：不要把自己的兄弟当成敌人

白人中下层收入的降低与工作机会的丧失，主要应当从资本结构、产业转移、全球化和财富分配等因素中寻找原因，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新移民，更不能把少数族裔当成替罪羊。垄断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集中，才是值得认真审视的问题。在利益分配和阶层关系上，白人中下层与少数族裔的普通民众，其实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现有经济结构中的受压迫者，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承受者。我们都是羊，是难兄难弟；真正吃我们的，是狼。我们不能跟着某个人去打自己的兄弟，只为了暂时得到一块宽松一点的“草地”。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真正的“狼”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当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彼此敌视，当不同族裔的普通劳动者互相攻击，真正从中获益的，往往不是这些劳动者，而是那些掌握资本和政治资源的人。政治人物把经济矛盾转化为种族矛盾，把阶层矛盾转化为族群矛盾，恰恰是最容易转移社会注意力的办法。本来，大家应该共同追问财富去了哪里，资本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支配力量，普通劳动者为什么越来越缺乏与资本抗衡的能力。可是，经过政治情绪的煽动，最后变成了白人责怪黑人，黑人责怪白人，本地人责怪移民，移民又责怪其他移民。这就叫找错了敌人。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彼此视为兄弟，而是视为敌人时，社会就失去了共同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长此以往，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会受到侵蚀。

三、思想上的移民：为什么换了一个地方，还是原来的思维？

我认为，这是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华人之中有一些在美国取得了相当成功的人士。他们或许会误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层，甚至觉得自己与那些普通移民、少数族裔的处境已经截然不同。然而，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在种族主义政治倾向抬头的时候，华人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属于美国的少数族裔群体。个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不能完全消除种族身份所带来的结构性处境。

第二，咱们拥有的那点财富，与垄断资本相比，实在是大海之一粟，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思维参照系重新放回美国社会内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位置。

另外，还有一个深深影响华人政治判断的因素，就是我们过去在国内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莫言老师曾经引用过他父亲的一句话：“人托人，摸着天。”这句话很有意思。它反映了一种人情社会中的生存经验：一个人通过依附另一个人，借助关系和人脉，似乎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经验容易造成一种错觉：误以为只要自己跟某个有钱人、某个有权势的人站在一个队伍里，自己就真正成为了那个阶层的人。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美国是一个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基础运行的社会。尽管它的制度并非没有缺陷，社会资源的分配也远非完全公平，但个人与某个富人政治立场一致，并不意味着自己就获得了富人的利益，更不意味着自己就进入了富人的阶层。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习惯于通过关系来寻找自己的位置，通过依附权势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种思维方式到了美国，并不会因为地理位置的改变而自动消失。于是，有些人虽然生活在美国，思想上却仍然生活在原来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也是一些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仍然无法真正理解美国社会运行方式的一个原因。我们乡下人有一句俗话，叫作：“你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我确实看到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美国天天打工，挣一点辛苦钱；有的人甚至没有工作，依靠社会福利生活，或者消耗着当初从国内带来的积蓄，却在政治上支持那些可能首先拿少数族裔开刀的政治力量。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现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弱势，却在政治情感上认同那些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力量。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那些吃人血馒头的现象。可悲的是，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支持的政治力量，究竟会把刀落在谁的身上。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华人精英圈子里的人，在讨论国内问题时，往往头脑清楚，逻辑分明；可一到了美国，面对美国自身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判断却变得含混不清。举个例子：中国警察打人了，他们会站出来声援被打的人；可是到了美国，面对警察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他们却可能转而支持警察。同样的事情，换了一个国家，怎么判断标准就变了呢？警察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一部分，当然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但公权力也必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警察的执法行为不能因为发生在美国，就天然具有正当性。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任何国家的公权力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吗？在这里，他们的知识分子良心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思想上的移民没有完成。地理上的移民，是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思想上的移民，则是重新认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认识权力、法律、自由、阶层和个人尊严。

一个人可以在美国生活几十年，甚至取得了美国国籍，但如果他仍然习惯于用原来社会中的人情关系、权力依附和敌我划分来认识美国，那么他在思想上就还没有真正移民。说到底，改变生活环境容易，改变认识世界的方式难。

四、移民与美国：不要忘记这个国家的历史根基

回到美国社会本身。我们既然选择来到美国，至少说明我们曾经向往这个国家，认同它所代表的某些价值。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来？既然我们向往这个国家，就更应该努力了解它，认识它，帮助它变得更好。至少，为了我们的孩子。那么，美国的国家认同和历史基础究竟在哪里？移民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根基。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到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人口迁徙、移民和不同族群的共同参与密不可分。当然，美国历史并不只是五月花号的历史。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着原住民；美国的发展也包含着非洲裔被迫迁徙、奴隶制以及后来不同族群移民的复杂历史。但无论如何，移民始终是美国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移民这个概念本身被政治化、污名化，甚至被极端地视为一种对国家的威胁，那么动摇的就不仅仅是某一项移民政策，而是美国自身的历史认同与社会价值。一个由移民社会发展起来的国家，不能忘记自己的来路。移民政策当然可以讨论，边境管理、国家安全、法律程序也当然需要得到尊重。但是，依法管理移民，与否定移民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是两回事；维护国家主权，与把移民群体整体视为国家的敌人，更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已经上了岸，就忘记自己曾经也是渡船上的人。

五、意识形态与思想混乱：一个试金石

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内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右倾政治倾向，但未必真正具有系统的右派思想。这两者之间有区别。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可能来自情绪、立场、个人经历，甚至来自对某种政治力量的好恶；而一个人的思想，则应当有相对稳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判断。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试金石：让他们来到美国，观察他们如何评价美国的政治现实。然后，把他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批评，与他们对美国类似问题的判断放在一起比较。如果他们在两个不同国家的政治问题上，仍然能够坚持相对一致的价值标准，那么说明他们至少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思想自觉。反之，如果他们批评中国的集权，却赞赏美国的权力集中；批评中国的警察滥权，却赞赏美国的警察滥权；批评中国限制自由，却支持美国限制某些群体的自由，那么他们所拥有的可能只是某种政治倾向，而不是经过认真思考形成的思想体系。这也是我对一些华人所谓“思想家”们感到困惑的地方。尤其是美国华人舆论场中，有一种很奇怪的论调：支持川普，就是反对极左派，就是抵制左派思想对美国的侵蚀。这真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川普的政治属性本来就具有复杂性。他在经济政策上有国家干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社会文化观念、民族主义立场和政治权力观上，又具有鲜明的右翼民粹主义特征。他反对全球化，主张以国家力量干预经济，某些政策与传统左派的经济主张有相通之处；但这并不能因此就把他简单归类为左派。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左派的经济政策倾向，同时又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问题上表现出右翼民粹主义特征？如果我们连这种复杂性都不能认识，又怎么能够准确判断美国的政治方向？所以，真正反对极左思想，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无条件支持川普；真正反对右翼民粹主义，也不意味着就必须接受左派政治中的所有主张。政治判断不能靠简单的敌友划分来完成。一个有思想的人，首先应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一个有理论修养的人，更应该有相对一致的价值标准。不能因为政治人物是自己喜欢的，就对他的错误视而不见；也不能因为政治人物是自己讨厌的，就否定他所提出的一切主张。这才是思想独立的基本要求。

六、屁股、脑袋与政治情绪

关于人的政治判断，我有几句自己的体会：

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是现实主义者；

脑袋决定屁股的人，是理想主义者；

屁股不决定脑袋的人，是悲悯主义者；

脑袋不决定屁股的人，就是疯子。

当然，这几句话带有一些调侃的成分，但其中有一个意思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人的利益、思想和道德良知之间，究竟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完全由利益决定立场，那么他的政治判断就容易随着自身处境而改变；如果一个人完全由理想支配现实，那么他也可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而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认识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忘记他人的处境，不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那么他至少还保留着一份悲悯之心。我更看重的，是这种悲悯。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成熟，不仅仅在于他能够为自己争取什么，也在于他能够理解别人的处境；不仅仅在于他能够认识自己的利益，也在于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轻易牺牲别人。另外，还有一个政治现象值得注意：

当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被点爆的时候，任何一句理性的劝告，都可能被视为冒犯。这正是政治煽动最容易发挥作用的时候。而最擅长运用这种手法的人，往往就是政客。他们未必真正解决了民众的问题，却能够准确找到民众的不满；他们未必真正维护了民众的利益，却能够把自己塑造成民众利益的代表。一旦情绪被激发，人们就容易把对某个问题的不满，转化为对某个政治人物的崇拜；把对某个群体的仇恨，转化为对另一个群体的盲目支持。到了这个时候，理性就很难发挥作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政治上的独立思考如此重要。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他就很容易从一个自由的人，变成某种政治情绪的俘虏。

七、政治人物与民众：不要成为别人交易的筹码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

如果川普的支持者仍然一味地疯狂呐喊，无条件地为他摇旗呐喊，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交易中的牺牲品。政治人物在争取权力的时候，需要支持者；在巩固权力的时候，也需要支持者。但是，当政治利益发生变化，当政治交易成为更重要的事情时，支持者的利益未必还会被放在首位。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利用民众的情绪来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也可以利用支持者的热情来增强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最终会兑现支持者所期待的一切。这是一切政治人物在面对政治困境时都可能采用的手段之一。

我想到当年刘备携民渡江的故事。

刘备携民逃亡，为自己赢得了爱民的名声，也留下了仁义的政治形象。然而，从那些跟随他逃亡的百姓的角度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流离失所，甚至死伤惨重。

政治人物的名声，与普通民众的实际命运，有时并不是一回事。

今天的政治支持者，当然不至于因为跟随某个政治人物而经历那样的战乱，但他们也可能成为政治交易中的牺牲品。他们所付出的，可能是自己的利益、尊严，甚至是对政治理想的失望。

伤心也是伤啊！

所以，我想提醒那些仍然沉浸在政治情绪中的华人朋友：不要把对某个政治人物的支持，变成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不要把政治立场变成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更不要为了反对某一个人，而无条件地支持另一个人。政治人物可以更换，政治口号可以改变，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不能随意丢弃。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以及对人的尊重，不应该因为政治人物的不同而改变标准。

八、地理上的移民与思想上的移民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华人移民到了美国，却仍然用原来社会中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美国？我想，原因就在于，移民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思想和精神的概念。地理上的移民，是离开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思想上的移民，则是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人与权力、人与制度、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可以通过一张机票完成，后者却需要长期的学习、观察、反思和自我修正。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国籍，却未必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却未必改变自己的精神环境；可以在美国生活几十年，却仍然用原来的社会经验来判断这里的一切。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是说，来到美国就必须接受美国社会的一切。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既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根基，也应该有独立判断现实的能力。我们可以批评美国，可以反对美国政府的某项政策，可以不赞成某个总统的政治主张。但是，这些批评和反对，应该建立在对美国社会的真实认识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从国内带来的政治情绪之上。

我们既然选择来到美国，就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居住者，还应该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理解这个社会、参与这个社会、维护这个社会公共价值的公民。否则，我们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过着原来的精神生活。鲁迅先生有一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城头的大王旗可以不断变换，政治人物可以一个接着一个地登场，但是普通人的命运，却不应该永远成为政治人物手中的筹码。

我们移民美国，不是为了在这里重新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权势人物，也不是为了把过去习惯的政治思维搬到这里来。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思想上的独立，是人格上的平等，是对自由和法治的尊重，是对不同族群的理解与包容。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但如果不能改变认识世界的方式，那么移民也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过原来的精神生活。

这，或许才是由美国总统大选中华人的表现，带给我们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2020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