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之子与他的古典“水域文学” ——论曹文轩的文学世界 

原创 2016-04-05 徐妍 南方文坛

曹文轩

徐妍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地“之子为叙述者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火”之子为叙述者的现代主义文学一直居于主流位置。与此同时，以“水”之子为叙述者的古典主义文学则不仅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而且被牵强地归属于“乡土文学”的类别之下。事实上，古典主义文学虽然兼容了现实主义手法与现代主义意蕴，但其所信仰的“以美育代宗教”【1】的文学观念却与二者存在根本差异。所以，中国古典主义作家常常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难以归类的群落。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现当代名家姑且不说，单说当代学者型作家曹文轩就是典型例证。在一般意义上，曹文轩的确是新时期以来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可他并不是典型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家。更确切地说，曹文轩以“水”之子的叙述者身份所创作的成长小说、幻想小说、童话、随笔等多种文体不仅接续了如潜流一般边缘化存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流脉，而且突围于中国现实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两大主流文学，进而建立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古典“水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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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子：被“水”长养的别样作家

曹文轩出生并成长在江苏盐城的水乡。直到1974年他二十岁时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前，他一直居住在水边。水乡与童年的关系正如他多年后的追忆：“我家住在家门前一条大河的河边上。庄上人家也都沿着河边住。”【2】在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淡然语调里，充溢着一位“水”之子在多年以后回望“水”之乡时欲说还休的深厚情感。仔细体味，其中有感恩的意味儿，也有宿命的成分。这种缠绕在一起的对水的隐秘情感，可能正是进入曹文轩其人、其文的精神语码。真可谓：对于曹文轩而言，一切尽在“水”之中。进一步说，他的童年，他的个性、他的文字、他的作品、他的审美趣味、他的文学理想、他的孤独寂寞、他的执拗坚韧无不因“水”而生，伴“水”同行。特别是，他对现实主义过于拘泥于“现实”的警惕，对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恶”与“脏”的美学的拒绝，都源自一位“水”之子的生命哲学。

也正是由于“水”的长养，曹文轩获得了恒久的生命依托，并诞生为“水”之子这一别样作家。何谓“别样”？与众不同者。不被“潮流”裹挟的人。沿“水”边逆流而上的人。  

  我们需要回溯曹文轩诞生为“水”之子的别样创作历程。

新时期八十年代初期，曹文轩开始了他的“水域文学”创作。那个如萌蕾般粘连而苦涩又芳香的水乡，因他的追忆而重新复活。从1983年到1989年，曹文轩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儿童视角的“成长小说”：中篇小说《没有角的牛》（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长篇小说《古老的围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短篇小说集《云雾中的古堡》（重庆出版社1986版）、短篇小说集《哑牛》（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短篇小说集《暮色笼罩的祠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版）、短篇小说集《忧郁的田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成长小说”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一脉，被著名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不断探索。亨利·菲尔丁、马克·吐温、海明威、塞林格、杰克·凯鲁亚克等西方作家都创作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成长小说”。但如果仔细阅读八十年代曹文轩的成长小说，不难发现：曹文轩并没有沿用西方成长小说所隶属的现代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也没有遵循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所隶属的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创作方法，而是将“成长小说”的根茎深植在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所探索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流脉中。然而，在八十年代，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是由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所交替领衔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情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一拨儿一拨儿的文学潮流所构成，而曹文轩的“成长小说”显然游离于各种“潮流”之外。换言之，当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集体地讲述时代激变时，曹文轩却开始建立起独属于一位“水”之子的 “水域文学”。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更加变幻莫测。“家族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女性“私人写作”、王朔现象、王小波现象、二月河式的历史题材写作等等令人眩晕的小说潮流，尽管局部开花，但都归属于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旗帜下。然而，“水”之子的根性记忆却给予了曹文轩坚韧、安静的个性。他照例一面研究小说，一面继续致力于“水域文学”的建立。从1991年到1993年，他出版和发表了如下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民生报社，1994年版）；短篇小说集《绿色的栅栏》（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短篇小说集《红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作品表明：曹文轩在创作短篇体裁的成长小说之时，已经向长篇成长小说进发了。1993年，思想界发起了“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很快溃散。随后，文学的市场化，大众化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论争中兴起。值此之时，曹文轩自1993年10月起赴东京大学任教十八个月。这十八个月，对于曹文轩的文学创作至关重要。即：“水”之子因旅日生活而重新诞生。那么，曹文轩将诞生出怎样的一个新我？这不是一个能够说得清楚的事情。因为这诞生的过程，充满了太多令他意想不到的生命奇迹。比如：他的目光从中国当代文学以往的“直视”与“横扫”改变为“凝视”和“一瞥”。特别是，经由旅日生活，那一径发源于苏北水乡的“水域文学”不再仅仅流淌在中国古典主义的河道内，还汇入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清少纳言、安房直子等日本文学唯美主义文学的水流。此后，曹文轩文学世界的语言风格更为细腻、静谧、优雅、唯美。特别是，古典美感，作为对抗现代主义“恶”与“脏”的审美思想在旅日时期就萌生了。这样，待曹文轩于1995年春夏之交回国后，他没有如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那样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过往主潮中挣脱出来，或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各种现实主义的潮流中去，或纵身一跃加入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旗帜下，而是仍然坚持中国古典主义的美学精神。从1994年到1999年，曹文轩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红葫芦》（台湾民生报社，1994年版）；中短篇小说集《埋在雪下的小屋》（台湾国际少年村，1994年版）；短篇小说集《蔷薇谷》（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短篇小说集《三角地》（台湾民生报社，1997年版）；短篇小说集《大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长篇小说《草房子》（江苏少儿出版社，1997年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长篇小说《红瓦》（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长篇小说《根鸟》（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上述作品，准确无误地传递出：曹文轩抵达了他“水”之子所讲述的“水域文学”的一个大成期。其标志有三：其一，在文学的深处，诞生了“水”之子的天堂、人类的故乡——水边的“油麻地”这一极具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的核心意象；其二，曹文轩不仅成果丰硕，代表作云集，而且诞生了深具古典主义美学风格的大成之作——《草房子》和《红瓦》。其中，《草房子》创造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畅销书与畅销书品格兼具的神话——迄今为止，它已经超过了160刷。其三，曹文轩小说的影响力已经发展到台湾和韩国，其中《红瓦》中的《染坊之子》一章已成为韩国中学教科书的读本内容。

新世纪以后，曹文轩日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其作品在国外的影响力由日、韩扩大到欧、美，在国内的影响力更是如日中天。2003年初，作家出版社以 “学者型作家”之“品牌”推出了他的九卷本文集。2010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样以著名“学者型作家”之“品牌”出版了他的十四卷本文集。然而，他的大成期也是他的困惑期。如果说八十年代由一元到多元的文化环境生成了他的“水域文学”，九十年代旅日经历壮大了他的“水域文学”，那么新世纪之后文化环境的失序难免不让一位信奉古典主义的“水”之子产生更深的焦虑。这个源自故乡油麻地的“水域文学”将流向哪里？如何流动？中国古典主义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等等。当然，这些焦虑是逐渐郁积起来的。新世纪初始，曹文轩仍然如一位“宅男”那样照例守护安静如水的日子：读书之时，继续写下心得，便有了学术随笔集《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教书之时，继续研究小说，便有了小说研究的理论著作《小说门》和学术著作《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写书之中，继续回望水乡，便有了长篇小说《细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他似乎并未因为新世界中国文坛兴起了“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历史题材”等“潮流”而改变其“水域文学”的流向。但是，到了2004年，他“水域文学”的平静被打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强力影响严重地冲击了一位古典主义者所信守的美与真相平衡的美学信念。为此，他背水一战。其实，曹文轩在坚持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的同时，亦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朝夕相处。他倒要看看如果两种美学混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气味？是如榴莲一样浓烈的现代主义气味，还是如柠檬一样清新的古典主义气味？ 2005年，长篇小说《青铜葵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与长篇小说《天瓢》（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年出版，既满足了他如孩童一样的好奇心，也实现了一位“水”之子的文学转型。如果说《青铜葵花》是一部一如既往地以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精神为内核的典型的成长小说，那么《天瓢》则是一部存有太多解读空间的作品。比如：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否兼容？那一场场美轮美奂的雨水是否就是作者精神困境的隐喻？《天瓢》是否意味着他的文学创作至此已一无依傍？总之，曹文轩的“水域文学”行至《天瓢》，已经不再满足于借助“水”之子的纯真视角对古典世界进行回溯，而且借助于成人的复杂视角在现代世界中透视。《天瓢》之后，曹文轩或可以沿着《天瓢》的复杂性路径而进入到一个与儿童视角下古典世界隔岸相望的成人现代世界。要知道，曹文轩对现代主义小说的观念、手法是太熟悉不过了。而况，一部透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已经孕育好久了。然而，就在这个深度转型的当口儿，图书市场上儿童文学繁华中的危机凸显出来。商业性的浅阅读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儿童的阅读生态。而在所有的读者群中，还有谁会比儿童读者更需要曹文轩呢？何况，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始终放置在现代性的视域下，确信“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3】。为此，他再度将精力更集中地放置在“儿童文学”上。他的长篇系列幻想小说《大王书》（第一卷《黄琉璃》接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卷《红纱灯》接力出版社2008年版）既实现了他期待好久的“大幻想文学”，也实现了与另一位西方经典文学作家托尔金的长篇幻想小说《魔戒》隔空对话。此后，他还创作了系列小说《我的儿子皮卡》《叮叮当当》以及优秀的具有经典品质的童话书。最近，曹文轩又创作了《麦子的嚎叫》《小尾巴》等多个短篇，再度证明了他的创作理念：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儿童的，也是成人的。

熟悉曹文轩的读者，闭上眼睛，都能够感知得到曹文轩作品中的语词、意象、句子、故事、以及人物所能够散发出的薄荷般的清凉气味儿。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曹文轩是在用水边的文字建立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水域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4】当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缺乏以“水”为核心意象的文学世界。鲁迅的小说《故乡》和《社戏》便将儿童视角下的浙东水乡风景想象为“人国”的未来世界。只是鲁迅小说基于启蒙使命的承担常常往返于“水”、“陆”之间。废名、沈从文、汪曾祺更是溯水而来，以“水”为源。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特定历史语境的限制，他们或在最好的年龄“封笔”于大成期，或复出时已逝去最好的年龄。曹文轩接续了鲁迅《故乡》和《社戏》所开创的“水域文学”流脉，且一直致力于探索独属于他自己的“水域文学”的诗学意义。即：在曹文轩的“水域文学”中，沉淀着他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独特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曹文轩的“水域文学”虽然没有直接切入八十年代文学的潮流，但又无不透露出八十年代所特有的真诚，纯净、明亮、饱满的时代气息。不过，曹文轩的八十年代作品并没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那样将历史生活、现实生活径直“带入”作品，也未如“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那样等直接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观念植入作品。曹文轩选取的是的中国古典主义作家的处理方法：以小儿女的视角对历史、对时代进行婉曲的诗性观照。这样，曹文轩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既没有投身于八十年代伤痛与狂欢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也没有认同于八十年代中后期酷虐的现代主义美学风格。无论八十年代的文学潮流如何变化，曹文轩八十年代的“水域文学”都依循他所心仪的中国古典主义美学风格的节奏、韵律、气韵、境界而奏响自己的“江南小调”。所以，在曹文轩八十年代以的文学作品中，白栅栏、芦苇荡、池塘、大水、白帆、细茶、阿雏、哑牛、海牛、香菱等等景物、人物和动物皆淡雅、清新。先看人物：作为成长小说，其主人公大多为俊逸的少男、轻灵的少女。特别是少女，纯真、洁净，周身散发着古典主义的柔美、高贵之气。《忧郁的田园》中的少女主人公细茶“穿一件人家姑娘出门做客才穿的白布褂，袖口轻轻往上只挽一道，然而一天活做下来，白布褂上都不沾一星污点。”显然，细茶的形象描写颇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中的少女细竹的神韵，但增加了一种非比寻常的洁净美感。再看风景：“密密匝匝的芦苇，像满地长出的一根根金条，一望无际。这里的水绿得发蓝，天空格外高阔。”（《白栅栏》）这芦苇荡俨然是一个自然神的存在。真可谓：人物如风景，风景即人物，正如曹文轩所说：“小说中的人物是一棵树”【5】。就连动物，也遍及古典主义美感。例如： “鸭们很干净，洁白如雪，如云，如羊脂。一只只都是金红色的蹼、淡黄色的嘴，眼睛黑得像一团墨点。”（《泥鳅》）特别是，曹文轩八十年代作品还回响着忧伤的旋律，即：中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精神。进一步说，曹文轩八十年代作品的悲剧叙事主要接受了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作品中的宿命论，而没有径直地承接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正因如此，当社会、历史等因素成为过往云烟后，曹文轩八十年代作品依旧具有挥之不去的韵味。如：《弓》讲述的是天才小提琴家“我”因欲将收养的平庸少年黑豆培养为天才而遭遇的毁灭自身的宿命悲剧；《蓝花》讲述的是以哭丧为职业的银桥奶奶的悲剧一生；《水下有座城》讲述的是槐子哥在对梦想寻找过程中的宿命消失。这种对宿命的处理方式，可谓逾越了时间和国别。不过，曹文轩八十年代文学作品并非祛除历史和社会的要素，而是选取了他特有的处理方式。即：在曹文轩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中，成长小说犹如一脉渐行渐宽的河流，“历史”则如伫立在河流两岸的“远山”，“现实”则如构筑河流沿岸的“土地”，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则如铺垫河流的底色，古典主义美学精神如灌注河流的魂灵。这种种独特的处理方式使得曹文轩八十年代作品反复回荡着清幽的江南小调。

九十年代以后，曹文轩的“水域文学”虽然还保留着其八十年代作品中令人感动的纯净美感，但日渐增加了复杂的现代意蕴，其叙述美学由单纯转向浑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九十年代以后，曹文轩的“水域文学”中那一脉安静地向前流淌的古典主义水流遭遇了湍急地包抄过来的现代主义激流。双方在曹文轩的“水域文学”的纵深处迎面相遇、相互博弈。结果是，曹文轩的九十年代作品非但不认同于当时中国主流文坛所青睐的现代主义的“审丑”主义文学观念，反而更加确信中国古典主义所蕴藏的对文学、对人心的救赎力量，进而与中国主流文坛的文学观念、文学行动形成了一种由差异到对抗的关系。不过，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对于曹文轩九十年代小说而言，并非没有影响，反而构成了他九十年代作品的另一种参照。打个比喻说，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如隔岸灯火，反衬着此岸曹文轩九十年代作品中充溢着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的静水沉鱼。正是基于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相互参照的对比美学，曹文轩九十年代作品才不断加宽，加深。所以，九十年代以后，曹文轩除了一如既往地表现他“水域文学”中人性的高贵的一面，也开始凝视“人性的暗河”【6】了。这种微细的变化，在九十年代初期的短篇《泥鳅》与《田螺》中就有明显表现。两篇小说在展现人性良善一面的同时，并不掩饰人性的欲念。比如：十斤子和何九这两个人物形象都增加了人性欲念的比重。而曹文轩九十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则可以理解为人性的本原——童真如何对抗人性的欲念的悲剧性过程。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曹文轩完成的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中，可谓全面拓宽了他的 “水域文学”的现代意蕴，实现了对古典主义的高贵美学与“人性的暗河”的双向探索。《草房子》除了正面讲述主人公桑桑从“小人儿”变成“人”的成长过程，还进入到秃鹤的人性“暗河”中。秃鹤是个秃子，时常遭到同学的嘲弄，被人践踏尊严，故此他采用了报复的手段。同样，《红瓦》除了讲述林冰的高贵美感，还讲述了林冰等少年的不可预知的命运及隐秘的孤独感。而《根鸟》中的少年根鸟，之所以踏上寻梦的漫漫旅途，正是为了战胜那个笼罩“人性的暗河”中的孤独感。那么，人因何要命定遍尝孤独？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暗河”使得人时刻缺少“一种坚实可靠的自主性身份感”【7】，而生命中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在各种联系中个体将丧失自己的身份。由此而产生的恐惧就是所谓吞没的恐惧。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再度“被抛”在没有皈依的时代中，“人性的暗河”再度被现代主义文学缺少节制地释放出来。但秃鹤、林冰、根鸟以及曹文轩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却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非常不同：他们固然皆陷入到无法自拔的“人性的暗河”之中，可同时也在竭力依凭古典主义精神而自救。

新世纪以后，曹文轩的“水域文学”由浑厚的气韵升华为一种壮阔的气象。置身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各种“乱象”之中，曹文轩不仅探索了多样化的古典主义文学形式——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童话、系列长篇幻想小说、图画书，而且以古典主义的唯美风格对新世纪文学的粗鄙化、商业化的流俗进行抵抗。当然，曹文轩的抵抗行动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温和到激烈的渐变过程。新世纪初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细米》照例风平浪静，照例自觉接续古典主义的自足的美学精神。甚至，在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铜葵花》中，曹文轩似乎也没有改变他以往“水域文学”中的水质与流向，以及他对“文革”历史记忆的淡远的处理方式。但是，到了同是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瓢》，他的“水域文学”看起来似乎陡然遭遇了逆向而流的漩涡。他以往小说中特有的纯情的少男少女、芦苇荡、大河、鸽子等古典主义核心意象“被抛”在一场场无尽无休的雨水之中；曾经被自然、友谊、亲情庇护的少男少女成为了一场场灾变的苦人儿；曾经构成小说核心要素的古典主义意象固然存在，但注入了三角恋、性、欲望、死亡、权力、阴谋、嫉妒、仇恨、政治、革命、狂欢等现代政治小说与现代情色小说的要素。而在这一切变化的背后，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曹文轩一向视为准宗教的中国古典主义审美精神与现代主义审美趣味的变体在新世纪中国的特定背景上狭路相逢了。这样，无论曹文轩是否意识得到，《天瓢》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各种流俗性写作的对决不可避免了。不仅如此，曹文轩的小说从“油麻地”的古典家园一路走来，至《天瓢》，已然独自步入了一条没有庇护的路。即：《天瓢》不再完全接续废名、沈从文等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将小说当成驿站、港湾与锚地；也没有转向现代主义的美学范畴，将深刻的审丑作为人性深度的探索。《天瓢》在承继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的同时转换了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精神；在拒绝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原则的同时对抗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可以说，《天瓢》是新世纪背景上曹文轩“一个人在战斗”的悲催写作，或者说《天瓢》意味着曹文轩已经在他自己的“水域文学”中重新出发，并试图建立独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与美感同行的新古典主义。《天瓢》之后，曹文轩本可以在他的 “水域文学”中向更深处漫溯，以探勘那涌动的“人性的暗河”。但曹文轩却在长篇幻想小说《大王书》中另辟新路。《大王书》中的少年主人公茫不再是以往那个傍水而居的“水之子”，而是一位听凭天命且负有驱恶降魔神圣使命的“神之子”。经由《天瓢》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决，在《大王书》中，曹文轩已然将现代主义的负能量转换为古典主义的正能量，并强烈地激发了他生命深处的想象力。所以，《大王书》除了再次如《天瓢》一样成为善恶、美丑角逐的演练场，还成为了文学想象力无限飞翔的地方。在《大王书》中，曹文轩任想象力狂放无羁地从人间坠入地狱，又从地狱回到人间，再从人间飞到金色的圣殿。幻想的天空时而黑云密布、狂风大作；时而光亮耀眼、婉转低回；时而雄壮沉重、刀光剑影、危机四伏；时而轻盈曼妙、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但也正是在作者的想象力飞升之时，《大王书》承担了一位古典主义者所必得承担的天命：对新世纪幻想小说的混杂和悬浮状态进行改变；对重写实、轻想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格局进行反拨；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诸多哲学问题进行追问。在《大王书》之外，曹文轩还创作了《罗圈腿的小猎狗》、《菊花娃娃》、《天空的呼唤》等童话，其想象力的神奇，意蕴的丰富，语言的精致，为他的“水域文学”注入了新的古典主义“活水”。而长篇系列儿童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丁丁当当》等也为他的“水域文学”提供了幽默的古典主义新质；近作《小尾巴》《麦子的嚎叫》等短篇，接通天、地、人之气，使得“水域文学”中的自然、动物和人物都获得了同等的灵性和神性。

曹文轩的“水域文学”有其特定的形而上观念。进一步说，曹文轩的“水域文学”既是对由鲁迅的《故乡》和《社戏》所开创的、经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所接续的古典主义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和生命观的继承和转换，也是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大二十世纪文学主潮的质疑和反拨。

在历史观上，曹文轩质疑“现代”以来断裂的进化论历史观，而认同于连续性的传统历史观。用曹文轩的话来表达：那么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难道就没有它的道理？（曹文轩课堂语）。客观地说，作为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型作家，曹文轩不可避免地接受过并认同过断裂的进化论历史观。如：他在八十年代完成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的立论基点、整体框架便建立在八十年代的断裂性进化论历史观——挣脱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并“走向世界”的文化背景之下。如该著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不可否认地处于世界文化大潮之中。”【8】但是，曹文轩在接受八十年代国际文化思潮的同时又在担忧：“照这样的势头下去，中国当代文学是否会被国际文化所湮没？（《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他倾向于将“国际文化”作为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的远景，而选取八十年代文学现象作为近景，而且在分析现象时特别审慎：“只有描述，却没有价值判断。”【9】不过，忧虑归忧虑，八十年代的曹文轩对“国际文化”处于向往状态。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思维论》（后又名《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初版）既让曹文轩恶补了西方文化理论，同时也寄予了他理性的雄心壮志：改变中国传统史学“有史无论”【10】的弊端，以期建立中国当代的艺术哲学理论。只是在缺少中国艺术哲学理论传统的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哲学体系的建立谈何容易？但正是经由这次艺术哲学的思辨之旅，或许才让他日后从西方文化思潮中抽出身来。新世纪之初，几乎同时出版的两本文学研究著作《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小说门》似乎悬搁了对中国艺术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重返“现象”且退守到艺术的“小道”来重新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即：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从西方现代文化为主导性文化的处境下突围。当然，新世纪之后的曹文轩依旧心仪勃兰兑斯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和韦勒克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将较为正经的问题化入趣闻之中”【11】的表达方法，恢弘的逻辑框架和自觉的历史意识。尽管如此，曹文轩从八十年代对进化论文学史观的接受，经九十年代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演练和反思，到新世纪以后转向质疑进化论而主张连续性的传统历史观了。

与曹文轩所坚持的连续性的传统历史观相一致，在文学观上，曹文轩质疑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为主流的文学观，而坚持中国古典主义的文学观。“中国古典主义”作为曹文轩文学思想的核心词，曾经被譬喻为“太阳这轮金色的天体”（曹文轩：《草房子·后记》），始终温暖并照耀着他的文学创作历程。这一点，正如曹文轩所说：“在文学观方面，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古典主义不免有点偏激很难被说服的人。”【12】。而且，中国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在曹文轩作品中被处理为一整套艺术创作的细则：不选取当下的叙述视角，而选取追忆的叙述视角；不正面描写宏大事件，而侧面描写历史细节；不遵循现代主义叙事的去风景化，而强调细描风景与风俗；不认同语言的粗糙和粗鄙，而追求语言的净洁之美；不追求单向度的“深刻”，而追求多角度的“微妙”。但是，曹文轩对于中国古典主义文学观的选取，看似有所庇护，实则几面遭受围堵。其一，曹文轩所坚持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念与其说是一个确定性的古典主义，不如说是一个变动中的古典主义。换言之，曹文轩是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上来坚持中国古典主义文学观念的。因此，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曹文轩更多地接续了中国古典主义的流脉，那么90年代之后，他则更多地思忖着如何对中国古典主义进行转换。新世纪之后，他的文学观比他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矛盾和复杂。《天瓢》便是曹文轩文学观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呈现，也意味着他意欲作别中国古典主义的庇护而孤身一人上路了。其二，新时期以后，现代主义摆脱掉现实主义的压迫，一夜之间由非主流变为主流，并成为世界性、文学性的同义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虽然新时期之后，汪曾祺、宗璞、林斤澜、迟子建、曹乃谦等作家相继坚持古典主义文学观，但小说家、学者、批评家的多重身份会使得曹文轩更加敏锐、更加理性地感受到现代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围困。而且，曹文轩看似反拨现代主义文学成为当下中国文坛主流写作的格局，实则是为了抵抗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权力话语和不对称的单边影响。结果，曹文轩越坚持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就越难以回避现代主义文学观的影响的焦虑。总之，曹文轩在文学观念上几乎处于一个无所依傍之地：接续古典主义却又试图转换古典主义；质疑现代主义却难以撼动现代主义。

与古典主义文学观密切相连，在审美观上，曹文轩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确立的单向度地追求思想深刻的审美标准，指出：对于文学来说，“美”比“深刻”更重要。【13】在此，曹文轩所说的“美”与“深刻”，需要在具体语境中被理解。我所理解的曹文轩所说的“美”属于古典主义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深刻” 则属于当下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美学体系的关键概念。曹文轩将“美”与“深刻”并置在一起，是为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极端性审美主义进行省思和抵抗。其实，曹文轩的作品并不缺乏“深刻”，正如曹文轩在注重生命本体的感性体验的同时并不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曹文轩曾经有个著名的观点：“美感不亚于思想的力量”【14】，意味着他在坚持古典主义美学精神之时，并未不加分辨地拒绝现代主义美学思想。遗憾的是，即便是曹文轩审美观念的接受者，也未必能够完全体味出其作品中思想的力量。读者常常在看重其美感的同时，忽略了他作品中的思想深度。事实上，只有美与深刻的思想相伴，才能够抵达经典文学。所以，曹文轩所说的“美”，是通向文学世界的另一条“深刻”之道。

此外，受审美观念的支配，在生命观上，曹文轩主张高贵的生命形式。这与当下放逐梦想、崇尚物质享乐的国人的生命价值取向相反。当国人随着市场化的潮流，将粗俗化，乃至粗鄙化的生命形式当作一种常态生命形式时，曹文轩的生命观念很难不被看作矫情的附庸风雅。但是，对于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实现成功人士的现世身份不应是创作的主要目的，通过自我创造的文学世界提升一个民族的生命质量才是作家身份的确证。

总而言之，曹文轩的“水域文学”从故乡的“油麻地”出发，经由中国古典主义源头重新诞生，在八十年代以单纯、静美之“水”复活了沉睡于我们心中的童年原型意象，然后，在九十年代宿命地遭遇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两大文学主潮的双向冲击，几经弯曲，进入到新世纪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大水系汇合处，形成一个无限开阔的“中流”地带。然而，在此地带，无论曹文轩创作出了多少优秀作品，都面临着罗兰·巴特所说的尚在“中途”的写作阶段。姑且不说不管是谁，盛名之下后退的危险性总是潜伏着，单说大成之后前行的每一步也充满危险：中国古典主义能否一如既往地整合起曹文轩日渐矛盾的文学世界？曹文轩作品自《天瓢》告别了中国古典主义庇护后，如何与西方现代主义潮流对决？在这个娱乐化、商业化的浅阅读时代，曹文轩的未来写作是否会成为例外的存在？一般而言，中国当代作家由于许多因素的限定，往往难以将文学创作作为一个终身性的职业。就算不说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单就自身内部因素的限定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有的中国当代名家，虽然还保持着作品的数量，但往往依靠写作惯性去复制以往的作品。而如曹文轩这样不断探索新形式、新样式、新思想的中国当代名家实在稀缺。但惟其如此，曹文轩在“中途”写作阶段所面临的考验也就越大，同样希望也就越大。“中途”之后，曹文轩的写作世界与他的梦想世界一道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注释：

【1】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1917年8月《新青年》3卷6号。

【2】曹文轩：《童年》，见曹文轩《追随永恒》第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3】【8】【9】【11】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312页，第1页，第4页，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

【4】曹文轩：《水边的文字屋》，曹文轩在2010年8月29日江苏少儿出版社主办的“《草房子》百次印刷庆典暨曹文轩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5】曹文轩：《小说门》第316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6】陈香：《曹文轩：写作<草房子>的前前后后》，《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29日。

【7】【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林和生、侯正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0】【12】曹文轩：《第二世界》第1页，第4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3】曹文轩：《美比深刻更重要》，中国作家网2010年1月5日。

【14】 曹文轩：《红瓦·代后记》，《红瓦》第528页，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徐妍，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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