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簽署的美日《廣場協議》，逼迫日元短期內大幅度升值，搞殘了日本的金融系統，加上日本自身的問題（資產泡沫破裂與政府一系列失誤），致使日本經濟進入了三十年的停滯，即所謂“失去的三十年”。日本GDP從1991年為美國的71%之巔峰，連年遞降至2025年的14%左右的低洼。今後若干年，日本的經濟前景依然暗淡。
馬雲於2020年10月24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發表了引發轟動的公開演講，直言批評中國金融監管體系與傳統金融機構，說中國金融存在“當鋪思維”。馬雲的發言直接導致了螞蟻集團歷史性IPO在數日後被緊急叫停，兩個月後國家開啟了對阿里巴巴的反壟斷調查。
從美日《廣場協議》的歷史教訓來看，馬雲在2020年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的言論本質上是資本試圖突破國家主權金融防線、爭奪金融外包與定價權的博弈。這兩者在金融主權防範和國家利益高於資本利益的底層邏輯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其實馬雲在2020年之前一直在尋找中國金融體系的突破口，包括以金融科技產品替代中國金融系統、通過數字支付與無抵押信貸公開挑戰中國金融監管系統、開辦湖畔大學組織金融財閥聯盟、明里暗裡促進官商互利一體化、收購海外某早報為其造勢。凡此種種，都意味着馬雲在2020年關於“當鋪思維”的發言並不是偶然的，他早就為了擴大其金融商業版圖開始布局了。
無獨有偶，美國一直詬病中國的金融系統，要求中國開放其銀行系統、要求人民幣升值（聽起來與當年的廣場協議何其相似）、並允許資本自由進出中國。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中國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嚴守其金融系統的獨立性與主權原則，加強金融監管，應該是情有可原的對策。
馬雲的言行，無論是自發主觀的還是背後受高人指點所致，實質上都起着企圖突破中國金融防線的作用，給中國經濟的安全與可持續性發展帶來了嚴重威脅。他和他的集團（包括阿里巴巴與螞蟻集團）因此遭到整肅，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須知，金融系統的穩定永遠是一個國家的底線。
當一批“民族資本家”企圖壟斷金融資本時，就蛻變為政治家了，其麾下的商業王國也就隨之發生質的變化。這是因為，經濟與資本的最高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話語權。有鑑於此，這樣的蛻變對任何一個國家/體制都是極其危險的。1984年美國司法部依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將AT&T拆解為八個公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拆解前，AT&T控制了全美約80%的本地電話線路、幾乎全部的長途電話業務，以及絕大部分的電信設備製造，曾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控制力最強的壟斷企業之一。
美日廣場協議事件與馬雲衝擊金融系統事件，從性質來說還是有所區別的。前者涉及國與國之間的博弈與地緣政治，後者則是一個國家內部金融監管與資本擴張之間矛盾的體現。然而事不同理同，那就是國家利益永遠大於資本利益。
目前來看，政府依然留給馬雲一個當“富家翁”的機會：馬先生有足夠的錢可花，也能去國內國外到處轉轉，可就是不能染指中國的金融系統。接下來就看馬先生能否安於寂寞了。如果能做到，就可能規避風險而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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