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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尽管今天的女性无论是在受教育程度和职场的地位和贡献方面，都与她们的母亲那辈人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一点似乎是很难改变的，那就是女性在养育孩子这个重任上，仍然担负着主要的责任。而且在其他的一些家务责任上，男女之间的平等也远远没有实现。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女性面临的主要的职场限制因素。作者花费了三个章节在这个议题上面，可见其重要性了。下面我就主要介绍和讨论两个相关议题。

职业与家庭－－两性之间的真正合作关系

今天美国社会，男女双方都工作已经成为主流。研究表明，男女双方都在家外工作的已婚伴侣占有孩子的家庭的65%；而另外的30%有孩子的家庭中则由单身父母负担主要的家庭责任。而且这些单亲家庭，绝大多数（84%）都是单身母亲作为家庭的主人。这样看来，女性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就是许多人必须面对的挑战了。

作者在第七章中引用相关研究指出，尽管许多职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背景都和她们的伴侣不相上下，有些甚至超过其伴侣，但当家庭和双方的事业发生矛盾（主要是生孩子之后面临的孩子的照顾问题），女方往往仍然是选择（or被选择）放弃工作，回归（尽管有些是暂时回归）家庭，担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这当然和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和性别特点直接相关。虽然两性平等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除非男性能生孩子，母亲和孩子之间生理上的天然维系（natural bond）是无人能取代的。而且，长期的社会传统也认为女性更适合养育孩子这个责任，毕竟女性总的来说更细心，也更擅长做饭，清洁等家务事。作者引用的一个2007年对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调查发现，男性毕业生的从业率一直不低于91％，但在1990年代毕业的女生们，只有49％仍然在全职工作，即便是2000—2005年期间毕业的女性，也只有81％仍然在全职工作。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发现，选择离开职场的女性，配偶收入在收入分布较低和较高的两极（在配偶收入在最低25％的这个群体中，52％的母亲全职在家；而配偶收入在最高5％的群体中，有40％的母亲是全职在家）。当然，这两个群体的妈妈们选择全职在家的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前者来说，选择全职妈妈是因为高昂的托儿费往往超过他们的负担能力（据估计，过去十年中托儿费的上涨幅度是美国家庭中位收入上涨幅度的两倍；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婴儿和一个四岁的儿童，每月花在托儿费的花销会比全国中位房租还要高！)

但是，这种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折衷选择是否真的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完全没有负面影响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通过她自己长期的观察和相关研究，指出女性的这种暂时离开职场的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很可能为今后回归职场后的事业发展造成障碍，影响她们的长期发展。这一方案是由于这样的暂时离开职场，很容易造成技术的脱节和人际资源的缺失。许多女性即便在休短期产假回到共走岗位时都可能发现，在自己离开的这短短几个月中，自己的客户已经与暂时接替自己的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自己这个老关系反倒有成为多余人的可能；虽然在法律上，雇主不能因为女员工休产假而解雇她们（这将被视为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被诉诸公堂，一般来说雇主是不会蠢到这样的），但各种事实上的边缘化和架空后果，可能让回到职场的新妈妈们质疑自己为家庭的付出是否是以一定程度的职业生涯退步或者牺牲为代价的。所以，作者呼吁还没有做出这样选择的女性，一定不要在离开之前就离开(Ch. 7: Don't Leave Before You Leave)！也就是说，不要因为将来计划负担的家庭责任，就提前缴械投降，让自己日后的职业发展受到不必要的限制。

作者指出，女性首先要对自己的职业轨道和家庭发展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但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所谓十年规划和十八个月短期计划）。当决定要因为生育孩子而暂时离职的时候，要做好准备即便在离开期间也保持与同事和上司的联系，同时不要让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脱节太多。做到这些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有时也许只是要求你经常和上司或者下属通通电邮或者电话，知道一些公司和部门的最新情况，以便回到工作岗位时不至于太 "out"；而做到这些，不一定会影响自己花在孩子和家务事上的时间。如果一个新妈妈回到职场后因为前期工作不够，而怀疑自己的选择，或者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反而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产期和睦不利。当然，凡事要有度，像作者那样，刚生完孩子几个小时就扑到计算机上查工作邮件的做法，肯定是不应该提倡的（作者也以自嘲的口吻，提到同事们对她能够坚持几个小时不发邮件的打赌，可见她的工作狂习惯，即便是生孩子也无法改变）

作者提出的另外一个对策，就是让你的另一半成为真正的事业和家庭的合作伙伴(Ch. 8: Make Your Partner a True Partner)。这点对于有孩子的双职工家庭尤其重要。作者自己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曾经经历过与丈夫重新调整两人的工作重心的过程。当时，她和丈夫因为工关系一直两地分居（她在湾区，丈夫在南加州），每周末丈夫到湾区和她相聚。孩子出生后，这种状态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两人很快就意识到，家庭成员的增加使得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方式显得非常不现实，但她丈夫的工作团队却不可能搬离南加。最后，她丈夫选择了搬到湾区，与自己的团队通过远程交流保持工作关系。这个举措，从一定程度来讲当然是男方为家庭做出的牺牲，但却是双方协商达成的共识。这当然有一些客观的考量，比如，桑得伯格的事业相比她丈夫来讲可能更成功，收入人也更高，而且她的工作也不允许她住在其他地方。所以，他们的这个决定是双赢的结果。也许在其他一些家庭中，尤其是男方的事业更有发展空间的情况下，可能搬家的就是另一方了。不管怎样，男女双方只要有这种"true partnership"的意识，就可以找到对双方的事业都有利，而且不妨碍家庭关系的对策。

拥有一切("Having It All")，可能吗？

人们在提到一些事业成功的女性时，常常赞叹她们是拥有一切(having it all) 的“人生赢家”。在许多人眼里，作者桑得伯格无疑也是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但是，桑德伯格却在书中花了整整一章的笔墨，来分析“拥有一切”这个迷思。桑德伯格认为，拥有一切是不现实的，也不应该是女性和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她指出，人们在评价男性领袖的时候，往往只会注意他们的事业表现，而在评价女性领袖的时候，她们却被放在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放大镜下，似乎只有那些不仅事业成功，而且家庭幸福，甚至还要在外貌和其他和工作不相关的方面也要 measure up的女性，才能通过社会的苛刻标准，得到首肯。她认为，这种"拥有一切"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实是间接反映了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不属于职场"的偏见的一种折射。也就是说，女性首先要作为女性接受各种传统价值和标准的检验，然后人们才会去考量她们的工作和其他成就。而对于男性，社会却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因为男性的价值本身就是通过家庭以外的成就来衡量的。这种拥有一切的期望和目标，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社会强加于女性头上的枷锁。如果女性也将拥有一切当成自己的目标，那么狠可能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因为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拥有一切"的。

桑德伯格提到，她在谷歌的前四年，每天至少在办公室工作12小时（早七点到晚七点）。尽管这并不是公司的硬性规定（要知道，谷歌的公司文化本身就是以极高的员工自主性和灵活性而2著称的），但因为她的工作需要与谷歌分散于全球的产品开发团队沟通交流，所以这个工作时间表就自然成了她的标准时间，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当她结束三个月的"non-leave"产假回到办公室后，却发现这个时间表意味着她很多时候都在孩子醒来之前就离开家，而晚上回家时，孩子可能都已经进入梦乡。加上她还要常常出差，所以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加有限了。一段时间后，纠结之中的桑德伯格向上司提出要求五点下班，但如果需要，她可以在晚上通过邮件和其他远程工具继续工作。即便这样，她在开始提早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有负罪感，因为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团队和其他同事感到她在偷工减料！以至于有段时间她有意让她的秘书将她一天中的最后一个会议安排在其他的楼里，这样她从那里离开时就不大会引起注意。这样做的原因，桑德伯格承认，是因为不愿意别人有"自己将家庭置于工作之上"的印象。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有全职工作的妈妈们往往"overwork to overcompensate"。即便他们的雇主允许甚至鼓励她们缩短工作时间或者使用灵活工作日，她们自己往往担心这样做会让自己的事业受到负面影响。为了拥有一切，女性往往将自己的身体透支，但结果是否真的值得呢？

桑德伯格援引几位其他位居高位的女性商界领袖的话说，职业女性要保持健康的事业和家庭的平衡，而不是去一味追求可遇不可求的“拥有一切”。也许这种心态调整的结果，是你不一定能参加孩子的所有家长会，或者每次舞蹈或者钢琴汇报演出，又或者它意味着你不一定有时间去孩子的学校定期参加义工服务。但只要你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对你和你的家庭最重要的方面，就可以问心无愧了。当然，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就很难了。尤其是对那些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女性来说。

桑德伯格在书中还引用了一份200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来证明妈妈是否全职在家，对孩子今后的发展和成长并没有太重要的作用。相反，父母双方的其他行为因素，包括父亲是否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正面的角色，父母之间的关系的亲密程度等等，对孩子长大后的发展和健康心理有更强的影响。因此，全职工作的妈妈们大可不必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内疚和担忧。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和角色差异仍然存在，女性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这个话题就将一直存在。桑德伯格以她自己的经历提出的一些经验和建议，也许并不适合所有人，也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不失为这个永恒的讨论中的一个值得参考的声音。

对桑德伯格的这本书，当然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最主要的批评，大概来自传统的女权主义群体。在他们看来，桑德伯格在分析“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女性领袖”这个现象时，过于强调女性自身的一些心理和行为的自我限制作用(比如“上”中提到的自我怀疑，和这篇里分析的“拥有一切”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等等)，而对社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批判得不够有力。对此，我的观点是，虽然美国社会的确在推进男女平等上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看看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惟一一个不要求雇主给予女性带薪产假的国家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至于上面提到的高昂的托儿费用等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但桑德伯格本书的着力点，在于指出女性自身可以努力的方面，也因此，她的建议和经验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在努力改变社会大环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从自身内部做起。而且，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可能远比改变社会的制度要来得容易一些。只要足够多的女性和她们的伴侣们能够从这里努力，也许离真正的男女平等也就不那么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