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約一個月前寫過一篇“奧巴馬的內憂外患 -- 能源篇”,對奧提出的能源改革方案和面臨的挑戰作了一些評論和分析。幾周前總算把Thomas Friedman "Hot, Flat, and Crowded" 的第二部分”啃“完了(主要是因為第二部分涉及不少技術方面的內容,而我對於能源方面的一些專業概念的了解,顯然不如對第一部分中那些比較“大眾化”的概念深入,所以進展就要慢很多),有些新的感想和看法,這裡寫下來,相當於一個讀書心得吧, 與大家分享一下。 相信大家肯定對“green revolution" 這個詞語不會太陌生,畢竟,”being green" ,"acting green" 已經成為很多人心目中(尤其是年輕人)一種“時尚”的象徵。當然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正如托馬斯在書中指出的那樣,這種把能源改革和環境革命當成“時尚”的做法,實際上沖淡了這場“革命”的嚴酷性, 是非常有誤導性的; 今天到處可見的那些“205 easy ways of saving the earth”的遊戲式的宣傳,充其量是把我們面臨的危機作為一種“green party"來對待,而不是真正的 "green revolution"。為了說明兩者的區別,托馬斯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看到這裡我不由得笑出聲來).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如果“拯救地球”真的那麼“容易”,大家舉手投足之間就能做到的話,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了 -- 因為“任何沒有人必須做出犧牲的‘革命‘,都不是真正的‘革命’”!這個概念對我來說很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因為在這之前,我對“能源革命”的態度也是傾向於“以小見大,積少成多”的,但實際上,能源危機需要的,是對新能源大規模的開發,經營和消費,而不是這種“小打小鬧”的“過家家”式的“改革”! 那麼,美國和世界需要什麼樣的“能源革命”呢?是像一些媒體所說的那樣,一個由政府買單,耗資巨大的類似當年“曼哈頓工程’或者“阿波羅工程”那樣的“大動作”嗎? 托馬斯的回答是,絕對不是。因為像阿波羅和曼哈頓工程,都是特殊的,和市場大眾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項目,而且沒有什麼資源方面的限制。因此,對這樣的挑戰來說,“throwing money at the problem was an obvious approach"。 但能源問題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後者需要的是引入大眾可以接受的革命性商品,而且這些“商品”的消費者目前已經有了他們使用已久,而且很滿意的低廉的產品(雖然這種產品自身有很多問題和局限);作為消費者來說,如果要他們花更多的錢去支付和現在廉價就能得到的能源差不多的東西,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此,要成功進行能源革命,首要的一個條件就是改變能源市場的供需關係,而這,只能通過政府的宏觀政策來實現。但這正是美國目前所缺乏的條件。 政府在能源革命中的作用 -- 通過價格措施宏觀調控 相比日本和歐洲等國家地區,美國社會一向是更加信奉“小政府,大市場”這一資本主義原則的。儘管對一些行業還是會通過間接補貼(比如農業),提升關稅(比如鋼鐵業)等方式進行政府干預,但總的來說,美國經濟是市場化十分徹底的實體,幾乎沒有像日本歐洲那樣的由政府選擇一些工業進行有意扶持的情況(這種項目在這些國家被稱為“Industrial Policy" , 雖然實質上更接近於“Industrial Planning”)。 可是,由於能源產品的特殊性,美國目前需要的恰恰是打破這個現狀,通過建立“大政府,小市場”的組合(至少在開始推廣能源政策的時候是這樣),來給予能源革命一個合適的背景和動機。用托馬斯的話說,就是要引入一個“price signal”,才能達到真正改變市場需求關係的目的。 但是,改變三十多年來已經成型的供需關係談何容易!上篇文章中已經指出,70年代石油危機之後,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的政府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通過引入高額的能源使用稅,達到了刺激其他能源工業(比如荷蘭的風能,法國的核電能等)的效果;但美國卻因為整個社會對於增加稅收的條件發射式的牴觸,而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美國政府不僅沒有提高能源使用稅,反而通過各種聯邦和州的政策,來變相地“補貼”民眾使用的石油和電能。這樣做的直接後果,就是消費者對廉價的電能和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心安理得’的享受;而這種”心安理得”不僅造成了消費者的惰性,更重要的是,它間接地造成了美國能源界不思創新的現狀!這個行業近三十年來幾乎沒有什麼大規模的創新和革命,真正的原因就是近似壟斷的市場結構和政府的各種補貼和資助,使得能源行業沒有什麼動力去從事革新活動!據統計,全國的電力公司在2007年用於技術研發方面的經費,只占其總銷售額的0。1%,不僅大大低於一些“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如IT,通訊行業的比例(這些行業用於R&D 的經費一般占銷售額的4-6%),甚至低於一些基本的食品行業!! 為什麼美國的發電站效率低下,經常發生事故,也就不足為奇了。另外一個例子也可以說明能源工業的“原地踏步”的嚴重性 -- 據GE 的現任總裁伊梅爾觀察,他進入GE 的二十年間,該公司的醫療器械分公司先後進行了四個不同的產品“朝代”(product generation); 從X 光,到MRI, 到CAT 掃描機,新的產品層出不窮。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政府和市場聯手創造了一個優化的競爭市場和價格刺激。但同樣的二十年間,GE 的能源部門卻只推出了一個真正可以談得上“革命性”的新產品。他總結說:“今天我們仍然在使用26年前使用的同樣的煤炭供能的發電技術。雖然它們比26年前更有效,更情結,但實質上仍然是同樣的一個東西!” 因此,要改變美國能源現狀,一個當務之急就是要打破這種對廉價能源的理所當然的接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刺激對新能源的追求和開發。不過,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如果一個人長期使用一種產品,既能滿足其對某種功能的需求,又廉價方便,他有什麼理由去要求或者接受另外一種功能差不多的新產品呢?對消費者來說,不管能源的來源如何,風能也好,核能也好,骯髒的“化石能源”也好,只要最終的結果是當他打開家裡的開關,就能有電源送到,他有什麼理由和動力去關心發電站使用的能源是否是“可再生”的那種呢?尤其是如果使用這種“新”能源還要比以前付更多的代價的話,那消費者就更沒有動力了。用一位行業專家的話來說,這就好比“在西南航空已經能夠把人們載到月球的時候,還要NASA製作一個新的飛船來做同樣的事情”! 那麼,什麼樣的政策能夠改變目前這種支持“保持現狀”的供需狀況呢?很簡單,只要政府能夠讓目前的能源變得更加昂貴,消費者就會有動力支持新的能源開發!托馬斯採訪的不少有關專家都認為,政府能夠使用的政策其實很多,直接引入或者提高能源使用稅只是其中的一個選擇。另外的選擇包括所謂的“市場底價”(floor price),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和 。具體說來,前者的做法是在油價達到一定的高水平的時候(比方說$100 一桶),將市場價格設為“底價”。這之後,如果市場價格波動到$90,那麼“底價”仍舊維持在$100 一桶,實際上就相當於政府在徵收每桶$10 的稅;如果價格向上波動,人們仍然只付$100 一桶,大家不會有異議。這樣做的結果,是取消了價格的不確定性,從而間接地給予開發新能源的公司和行業所需要的穩定需求(因為如果容許油價按照市場價格波動的話,上漲的時候還好,下降太多的話,這些開發風能呀太陽能呀的新興行業就會受到致命的打擊)。長期堅持的結果,就是新興的能源工業能夠得到穩定的發展,使得它們技術上能夠得到長足的進步,降低成本,並最終為大規模生產和使用打下基礎。 下面用書中引用的兩個在這方面做的很成功的地區 -- 加州和日本,來進一步說明政府和企業互動,促進能源革新的辦法。 政府和企業在能源革命中的互動 -- 加州 政府在能源革命中的作用,在上面的一些建議中已經能夠看得很清楚了。托馬斯在書中引用了很多類似的例子來說明,儘管“小政府,大市場”是美國社會(尤其是共和黨)一向信奉的“金科玉律”,但在能源危機面前,這個“價值觀”應該給予徹底的改變。實際上,政府干預的成功例子,不僅在其他國家比比皆是,在美國本土,也有現成的先例。這個例子就是加州。 作為美國第一大州,加州在很多地方都是走在全國前列的。加州人對環境保護和新能源的興趣和熱情,我在做加州人的短短五個月中也深有體會。比如,在芝加哥地區沒有什麼太大人氣的“Whole Foods" 連鎖店,在加州可是門庭若市,很多人不但在那裡固定購物,還在那裡吃早餐午餐,完全是一個社區小中心的感覺;又比如,在加州申請車牌,一定要先做廢氣排放測試,合格了才能拿到牌照(當然測試是要自己掏錢的,也必須到指定的地方去做這樣的測試);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剛開始我還以為是加州人“覺悟”高,或者說因為環境主義者的比例比較高(這又回到了把“環保”作為一種時髦的概念上來了),所以推動了整個加州社會對環境保護的熱情。後來才了解到,這些其實都是政府80年代推出的一些有關能源和環境保護策略的舉動有關。而加州推出這些政策時遇到的來自工業界的阻礙,和後來這些政策的實際效果,應該是可以給人很多啟發的。 70年代中期,加州政府推出了一項法案,要求在加州銷售的汽車都必須安裝catalytic converter (一種可以減少廢氣排放的裝置)。當時此項政策遭到了汽車工業界的強烈抵抗。以GM 和福特為首的業界人士紛紛發表聲明,抗議這個動議會帶來的嚴重後果。比如克來斯勒當時的總裁艾可卡就這樣說過:“如果EPA不取消這個政策的話,我們會關掉很多生產基地,而這將使 全國的GDP減少170億美元;並使失業人數增加80萬!”面對這樣的阻力,加州政府還是決定採用這個政策。克來斯勒聲稱,由於此項政策的實施,每輛車將會增加成本$1300;但實際上,後來的估計是每輛車的增加成本只有$755,比業界的估計少了幾乎一半! 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加州開始引進全美國最高的針對建築和電器的能耗要求。這個政策的實際結果是,過去三十年來加州人均電力消費幾乎持平,儘管該州的經濟在這三十年中有爆炸性的增長。相比之下,全美國其他地方的平均電力消費量增長了近50%(NRDC 的報告)。由於州政府鼓勵公民使用天然氣和其他“可再生資源”,加州公民人均溫室效應廢氣排量只有全國平均值的一半不到!這,就是政策的力量。 政府和企業在能源革命中的互動 -- 日本 再來看日本。紐約時報2007年一月的一篇由Martin Fackler 撰寫的時評這樣評價日本的能源狀況:“In many countries, higher oil prices have hurt pocketbooks and led to worries about economic slowdowns. But here in Japan, people like Kiminobu Kimura, an architect himself, says they have not felt the pinch. In fact, many peoples monthly energy bill is lower than a year ago...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 abound in the many corners of his cramped house. There is the refrigerator that beeps when left open and the dishwasher that is compact enough to sit on the kitchen counter. In some homes, room heaters have a sensor that directs heat only toward occupants. There are "energy navigators" that track a homes energy use". 根據總部在巴黎的IEA 的調查,在全世界的發達國家中,日本的能源使用效率應該是最高的。這個總人口大約占美國人口40%的國家,2004 年的能源使用卻只有美國同年總量的25%! 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恐怕還是日本政府在能源革新上的“先知先覺”。由於日本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資源方面的缺少優勢,日本政府和民間在能源政策上都有天然的一種“危機感”。這也是為什麼在70年都後期日本率先引進了高額的能源使用價格和稅賦,因而使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有了長足的動力。而日本企業界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創新資源,開始設計製造各種低能耗的家用電器和汽車產品。大家應該都知道,今天國際汽車市場上,真正在開發電動車和其他一些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車型的汽車廠家基本上都是日本公司,比如豐田和本田,就基本上壟斷了北美的hybrid 汽車市場。這不能不歸功於有利的國家政策和企業創新動力和能力結合的最好例證。   Source: http://www.hybridcars.com/hybrid-sales-dashboard/july-2009-dashboard.html 托馬斯還引用了當年本田汽車為了應對前面提到的加州政府引進的catalyst converter 的新政策採取的對策。他們對此的應對是和美國公司完全不一樣的。這種思維上的不同定向,使得本田不僅得以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 standards, 而且籍此開發出來的新技術,被其他汽車公司和行業看中,或購買,或申請使用權,而成為了“一箭雙鵰”的成就。所以,套用一句克林頓當年選舉時的用語,那就是: Its the design, stupid!!! 文章寫到這裡,我想一個大致的模式已經呼之欲出了 -- 總的說來,美國需要的能源革新的模式,是一個“政府主導,企業革新,市場輔助”的這個“三結合”的模式。缺一不可,必須三條腿走路,才可能真正改變市場的需求狀況,從而實現大規模開發和生產,使用新能源。這裡,我想用托馬斯在書中引用的一個實例來作為這個模式的最好注釋。 托馬斯在名為“If its not boring, its not green" 這一章中這樣開頭: 問: 你知道賓州有哪個城市和中國,墨西哥,以及巴西都有貿易順差嗎? 答: 伊犁市。 問: 伊犁?就是那個藍領製造業的老牌城市?它憑藉什麼和這幾個國家取得貿易順差呢? 答: 就是因為一個位於此地的公司 -- GE Transportation. 問:GE T 在這裡製造什麼產品? 答:機車車頭。Good old locomotives that pull trains!! 那麼,為什麼位於所謂的“生鏽地帶中心” (heart of the rust belt")的這個GE部門,能夠以機車車頭創造出這樣輝煌的出口成績呢?他們的機車車頭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嗎? 答案是: 因為他們的機車車頭是同類產品中能耗最小,效率最高的! 位於伊犁的這個GE生產部門 每年出口240000磅出頭,超過四百萬美元價值的Evolution Series 柴油機車車頭,或者叫做EVO。 到2009年底它將會出口三百台這種機車車頭到中國,並且和巴西,墨西哥和卡薩克斯坦等國家都有出口關係。儘管中國等國家也可以生產自己的機車車頭,但由於GE 的車頭是市場上最少能耗的一種,它們的產品能給用戶最大的資金回報,當然還有重要的對環境的有利保護。而這一切,都是因為美國EPA 推出了針對機車和其他交通用具的Tier II 排氣標準。這個新的排氣標準講使各種交通工具的廢氣排放量減少5%, 也就是說,在這些機車車頭的25年壽命中,總共的能源節省量會達到三十萬加侖柴油!還不用說和這個相連的炭化物排放對環境污染的作用了。 這,就是政府高標準和企業自主革新,以及國際市場相結合可能產生的力量。 當然,儘管最主要的任務將落在政府機構和相關企業身上,一般的公民也不是對能源革命完全可以卸掉責任。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從身邊小事做起來,不僅充分利用自己的公民權力來促進有關政府政策的推動,也可以從 3 R (recycle, reuse, renew) 做起,為能源革命貢獻自己的一點微薄力量。如果公民也能夠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發現能夠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那就更加有利了。比如,東部一個中學生就通過觀察發現,很多校車在停車等學生的時候,都處在idle狀態。這實際上是一個很不合理的做法,既浪費能源,又增加污染。所以他向市政府提議,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校車在非工作狀態必須將引擎關閉。這樣的“小改革”,加起來也能起到不小的效果。 如果整個美國社會能夠形成一種四種力量齊心協力的狀態,能源革命將不再停留在“green party”這個層面上了。那時,美國重新找回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就不再是幻想了。 Friedman, Thomas: Hot, Flat, and Crowded: Why We Need a Green Revolution--and How It Can Renew America (Hardcove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st ed., ISBN-10: 0374166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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