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的第二天时分主题的小组讨论和相关活, 我分在“国际化管理”这个组。两位主讲教授正好都是印度裔。 顺便说一下, 现在美国的商学院外籍教授的比例越来越高, 尤其是MIS, 生产管理, 会计, 金融等专业, 而在外籍教授中，又以印度裔和华裔居多。这次的研讨会总共有十位主讲, 其中三位是印度裔 - B 教授是70 年代就来到美国的“老字辈”,而K 教授则只有四十岁出头; 另外主讲OM 的一位印度裔教授大概也只有四十多岁; 另外一位是年轻有为,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界被称为“上升的明星”的来自大陆的P 教授; 还有两位是土耳其裔-- 也就是说, 十位知名主讲中, 有一半都是外籍美国人--这在这种活动中并不是少见的情况。不过, 在我的小组中, 除了我和另外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非裔教授，以及一位非裔美国人以外, 其他都是欧裔美国人。由于会议地点在南方, 参加者较多来自南方各大学, 以南卡, 北卡, 阿拉巴马，乔治亚等州的居多, 但也有来自中西部, 甚至西部的一些同行,所以在各方面来说都算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集合。

前面说过, 主讲的B 教授对 emerging economies 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他近年来的研究和咨询主题也侧重在这个方面, 因此我们小组的讨论会中有相当的重点放到了与此有关的题目上。我因为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讨论当中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大家都找我提问，让我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了。当然很多小组成员不乏见多识广, 经验丰富的学者, 在研究和咨询生涯中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学者和企业有过不少接触，大家畅所欲言, 频频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开玩笑说，如果每个人头上有一个monitor 的话，肯定会看到此起彼落的"Aha" moments)。这里就以讨论中的一些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异同比较来做一点总结, 最后一篇再谈谈企业本土化 vs.全球化，以及全球环境下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有意思的话题。


中国  v. 印度

在上篇的评论中，网友山哥提到印度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一个区别: 印度学者喜欢拼命吹嘘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学者则喜欢极力贬低自己的国家。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从何而来，但从我直接和间接接触到的在这边的印度和中国学者来看, 这个结论至少在搞管理和其他商学学科的学者中并不成立-- 当然也许对搞宏观学科的,，比如经济学的两国学者更合适一些。究其原因，应该是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兴趣和问题不同有关-- 前者主要着眼于国家的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和性质，比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市场的开放度和竞争程度，资本市场的自由度等等，而这些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一般来讲，集权政治制度往往和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并行，而民主政治制度则自然地和市场自由经济并行 -- 当然中国目前是一个例外，这个在上篇中已经提到了)，因此偏好自由市场制度的多数西方经济学者(包括印度和中国背景的学者)，很自然地会对印度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天然的好感，而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脱节的体制多有非议。但搞管理的就不同了，因为管理学科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对意识形态，国家经济结构等背景虽然也有关注，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企业和行业，关心的问题也主要是公司绩效果，企业竞争优势这些方面。因此，在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很多学者更加看好中国，比如这两位印度裔的教授就毫不掩饰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赞赏。

B 教授在比较中印两国制度上的不同导致的效率不同时，用了两个极端的例子 --
中国的例子是三峡移民 -- 大约十年前，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峡移民，百万世代居住在三峡地区的原住民转到其他地方居住，并为他们提供廉价公寓住房，安排工作，和其他的福利。他感叹，这种事情，只有在中国可以做到！ 相比之下，印度的 Tata 集团，前两年计划在孟买附近一个地方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工厂(具体生产什么我忘记了，好像是汽车)，如果投产，几年内将雇用多达四万工人。但这个计划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最后不得不到几十里以外的，地理位置差很多的地方买下空地建立了工厂。当然，B 可能没听说过”最牛钉子户“这个说法，呵呵。对于三峡工程本身的利弊，这里不作讨论，但就事论事地看这两件事情，集权和民主国家的效率之不同, 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得十分明显 -- 不是有人说么，“民主是个老乌龟”，呵呵 (说句题外话，像BP 漏油事件如果是发生在中国，恐怕也不会拖得这么久 -- 救灾的军队早就开过去了)。

不过，B 教授也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过份依赖外来投资，使得本土企业在创新和
技术方面得不到实质性的发展，将对今后的竞争力产生限制。当然这和中国目前的
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经济模式密切相关，但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应该认真考虑经济转型。在这方面，印度对外资的依赖似乎要小一些，而本土企业
在一些前沿产业如制药业的竞争力，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威力。同时，很多欧
美国家的大企业纷纷在印度设立研究中心(在中国开始得晚一些，但也有很多)，充
份利用该国丰富的 human talents  。比如GE就在印度的 建立了概公司在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和开发中心( http://ge.geglobalresearch.com/locations/bangalore-india/; 在上海也有一家这样的中心： http://ge.geglobalresearch.com/locations/shanghai-china/)。这些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新兴能源，材料和医疗器材方面的研究开发，比如印度的中心就开发出了比传统的人体扫描机便宜一半以上的便携式扫描机。用B 教授的话来讲，就是“这些企业对降低成本的思维是革命性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产品的成本降低80%，而不只是20%！”对来自 emerging economies 的创新，，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在特刊文章“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中专门有报道：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5879369?STORY_ID=15879369

中国  V 日本

B 教授首先提到，二十多年前面对日本企业的“ aggressive invasion”，美国民众和政界都对日本产生了一种 obsession   (顺便提一下，分部在全国33 所大学的CIBER 中心，就是在80 年代里根政府签署的一项特别议案通过建立的, 当时的主要诱因, 就是为了在日本企业的强力竞争之下，通过有关国际化管理的研究和教学，来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而近年来因为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美国人似乎又开始对中国产生了相似的obsession 。当然他也指出，二十多年前对日本的obsession  导致了媒体和民间的  "Japan bashing"  ， 而现在美国媒体虽然也有不少负面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像当初对日本那样进行"China bashing" , 也许是因为"中国威胁"在商业层面还只是停留在商品出口上，还没有像日本企业当初那样大规模地在美国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当初一家日本企业企图购买洛克非勒中心，遭到朝野大力反对，最后终于不了了之)。但他也预测,如果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持续上升,中国坚持货币不升值的话，也许矛盾会渐渐升级。至于这个结果到底对两个国家的负面影响更多更大，就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了。

对比中国和美国，日本文化的“同一性”是一个很突出的特质-- 它非常重视“自己人”和“外来者”之间的不同,而且具有很强的同化性(这点来自日本的网友在水一方和夏子都多次撰文提到)。日本企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善于学习别人的先进技，然后将它提高，升华，再beat the original creators at their own games。从这点上来说，尽管日本的不少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占有额，但它们的竞争优势大都不是在商品的 product innovations , 而是主要以质量精细和价格低廉取胜 (quality advantage and process innovation)  ;这种策略导向,和日本文化的不喜欢变化( high in uncertainty avoidance )，尊重秩序 ( high in power distance )，以及喜欢 consensus based 决策的 collective 属性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全面质量管理”这些手段虽然是在美国最先发明的,却是在日本得到发扬光大,成为日本企业一时称霸全球的竞争优势之一。

日本和中国文化都很尊重传统,但日本人似乎更注重传统的符号性质-- 比如,一位曾经在日本待过很长时间的教授提到，日本的很多传统仪式，比如花道,茶道,剑道(武士们会长期苦练，只为将自己拔剑的动作完美化)，在其他文化中都很难找到对应的  equivalent， 而这正好反映了日本文化的非功利性的一面。对这个问题,B 教授开玩笑说，“美国的运动员们也许是例外 -- 那些高尔夫球员和棒球队员,不是也会千百次地反复练习某个扔球或者击球动作，只为将它完美化吗？”对此,那位教授回答说：“可是，高迷和棒球迷反复练习击球动作，为的是某种功利性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过程的完美而完美；而且，棒球队员的击球动作千差万别,并无统一的规范可循，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让他能打到本垒就可以了 - 这和日本茶道, 花道,和剑道的统一规范动作完全两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日本文化对‘comformity and consistency’的要求，是任何其他民族和文化都没有的”。

当然，日本的这种“us vs. them”的同一性特征，也表现在战后国家对一些“重点行
业”的大力扶持上(所谓的“工业策划”计划)，比如汽车，重型机械，电子工业等
后来横扫全球市场的产业。但这 top down  的竞争手段和盘根错节的集团结构( "keritsu"   ) 也造成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加上80 年代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导致了之后长达二十年的慢性衰退(过去二十年在日本被称为"the lost decades" )。相比今天的中国和二十多年前的日本，的确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我发现, 日本即便在和世界接轨的7-80 年代，也少有向其他国家派出留学生, 自费留学欧美的也并不多。少有的这些留学生，在学成之后基本上都选择了回国。这自然和日本本国的生活水平高有关系 -- 但是否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日本文化强烈的同一性呢？前面说过，现在美国的商学院的教授中,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 但日本学者似乎仍然是凤毛麟角 -- 事实上, 日本的商学研究和欧美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 每年的美国管理学会，来自欧洲, 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学者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来自日本的与会者却非常少见。这种“偏居一隅”的做法，对日本在日益紧密联系的地球村的地位，到底是好处更多还是害处更多呢？ 当年美国社会对日本的 “ bashing ”，是否也和它的这种 “自成一体” 的做法有关系呢？这样看来，中国和世界的融合，似乎比日本当年做得要好，至少在“人”的融合上是这样-- 我们这些身在国外的学子，学者和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们，在不经意之中，恐怕都扮演了“中国亲和大使”的角色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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