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回忆文章老妈前一阵就写好了。本来想在母亲节时发的，后来因为其他事情耽搁了。这两天看到冬儿写的回忆外公的好文，今天又看到百草园回台湾祭奠外公的文章，感动之余，决定也把它贴出来，寄托一下对祖辈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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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离开这个人世已经30余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高高瘦瘦的个子，白皙的瓜子脸， 纹丝不乱的发髻，洗得蓝中发白但依然洁净合身的中式衣衫，再配上一双三寸金莲，即使放在现在也绝对是一个美人胚子。然而就在这美丽，贤淑，温婉，柔弱的外表下却包涵着一颗大彻大悟，极度隐忍，坚毅，有担当的心灵，和聪慧，理性的头脑。当我今天再次回忆外婆时代这种感觉更加清晰。对外婆更加亲近和尊重！

外婆生于上世纪末尾，20几岁时已经是三个小孩的母亲：大小舅舅，和我母亲。这正是风华正茂的大好时光。可造化弄人，外公得了重病(至今仍不知何病)，久治不愈。 无奈之下，只得病急乱投医了。不知哪位愚蠢而恶毒的庸医开了一个方子， 药引子居然是“一小块人肉”！面对这闻所未闻的药方，大家都嗤之以鼻，唯独外婆对此笃信不疑，并趁孩子们不在家时一个人用剪子将自己左臂上的一小块肉剪下入药了！可是老天总会戏弄人，尽管外婆做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牺牲，还是未能挽救外公的性命。 从此20几岁的外婆独自一人承担起养育三个孩子的众任。外公在世时是一名小职员，全家靠他微薄的薪水和几亩田地租金度日。外公这一去了全家生活顿感拮据，知道母亲稍大些时作些女红挣钱补贴家用。尽管日子艰难，除大舅较早成家之外，我母亲和小舅舅都完成了高中学业。  

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听父母讲了外婆的往事时，会抚摩着她左臂上的铜钱般大小的伤疤问她：“你剪肉时痛不痛？”她总是很平静地说，“为了救你们的外公，不痛”。 我再大些时，会不时想：“外婆当时如何一个人剪下了自己的肉？她当时痛到什么程度？如何处理伤口？" 现在，当我步入古稀之年，我想到更多的是，外婆从20几岁寡居到她老人家离开人世的60年间有多少寂寞，孤独和悲伤缠绕着她？她向谁倾诉，向谁发泄？没有。有的只有隐忍，只有牺牲。这不由得让我对外婆增加了更多的敬意！

一晃到了解放，当时外婆大约50岁左右。虽然她根本不懂政治，也几乎足不出户， 但凭她经历三个朝代的阅历，她认为新中国比清朝，民国好在她常常对我们说，“新中国好，把坏人变好人”。“你们要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做事”。

谁知被她称作“好”的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久就给她带来了终生的恶运。

噩运第一个降临到当时为小商贩的大舅舅头上。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以曾参与抓捕地下党员的名义被捕，继而被判刑，发配到四川最偏远的彝族聚居地雷波县大山里的劳教农场劳教，直到被折磨致死。噩运第二次降临到时为小学校长的小舅舅头上。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在向党提意见时，说“学校的事不能都由党员说了算”,从而因言获罪，被定为右派分子，第三次噩运当然就落到我那时任中小学教员的父母头上了。1966年父亲被打为“叛徒”而身陷囹圄。短短的几年，外婆整个的世界被颠覆了，被毁灭了！

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外婆的内心自然会有恐惧，悲伤，无助。但她表现出来的却是冷静，沉默，默默的隐忍。大舅舅从被捕到发配劳教期间，她只叫我母亲和小舅大厅消息。大舅舅从到劳改农场直到去世的几年间和家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书信来往。几年后便音信全无。为了缓解外婆的牵挂，我母亲和小舅舅假借大舅的名给外婆写信， 不知外婆从字里行间是否起过疑虑？后来，小舅舅和我母亲相继遭到噩运之后，这善意的谎言就此终结。在后来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外婆对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大儿子只字不提，仿佛她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儿子一样。我坚信外婆早就直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噩运落到了她身上。她只是只字不提，不问。这是对生者在那纷乱的世界中得到一点宁静，也是对逝者的尊重和爱的体现吧。

1957年夏天，在反右斗争中小舅舅一句“学校的事不能都由党员说了算”而获罪，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一个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沦为了勤杂工。从一个站在三尺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开朗，活泼的人，变成一个与厕所，垃圾为伴的沉默寡言的人。 经济上的困难更是让人痛心。记得59年秋天，我已是高三学生，当时中学生的口粮要靠自己从几十里外从乡粮站背回。 一次背粮的路径要经过小舅的学校， 返回时我就顺道去看他。 一进门，见到十平米的房间除了两张床外舅一张书桌，床上对着既旧且烂的被子和衣服。书桌上放着一些纸和笔，以及一堆碗筷，再加上门口台阶上三块石头一口锅。这就是全部家当了。小舅舅原来脸上一双大眼睛和时时挂着的笑容，变成了呆滞，麻木的表情。这幅景象深深刻在我脑海里面，至今不忘。也不敢忘。小舅变了！

面对小舅的噩运外婆没有抱怨，悲愤，有的是耐心的劝慰和实实在在的帮助。小舅少数几次回家时，外婆都要叫上她最看重，也最相信的人-我父亲， 去开导，劝慰小舅。她总是静静地聆听，或者轻声叮嘱几句。我母亲时不时也会按外婆的意思给小舅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同时，外婆又将小舅的两个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抚养，这些都是那时一个寡母所能给予的一切了。

接下来，就轮到我父母了。土改时我母亲虽被化为地主，但因为她的开明，农会并没有为难她。 事情到了1964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66年的文化大革命， 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地富反坏右”翼根杠子一划，当然地被清洗。从此从幼儿园老师变成了洗碗，扫地的清洁工。我的父亲就更惨了。他本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是县支部书记。可惜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关系断裂而脱党，这下子从一解放开始历次运动他都成了“运动员”。好在前几次的“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反右”，“清理阶级队伍”，他都有惊无险。但到了文革就再也不能幸免了。尽管没有证据，但人们按照“清末进士的后代”的出身，得出“这样的人只能时反革命”的结论。“即使入了党，也必定是钻进党内的坏人”。“这样的人入了党也只能时叛徒”的逻辑，他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党内叛徒。因此，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成了反革命。县城大街小巷的墙上，横幅上到处都是打倒父亲的标语，父亲自此陷入十几年的被迫害之中。

父亲的被揪出，对外婆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印象中外婆和父亲之间有种超越岳母和女婿间的情感。他们之间的互相信任，尊重的情谊似乎更深。这可能源于外婆一贯尊重有知识，有学问的人而父亲既是出身名门，又是县上最高学府的老师。当然得到了外婆的尊重和信任。所以外婆家里的大小事情都要听我父母的意见，让父亲出面解决。再者，自解放后代尤其时大舅舅身陷囹圄之后，外婆的生活就由我父母承担了。而对父亲来讲，他自幼丧母，对一个对他如此看重，又如此有修为的岳母自然时视为亲生母亲一样。因此，外婆和父亲关系一直极好。据弟弟们说，听到外婆去世的消息后父亲立刻赶回家里坐在外婆床前拉着她的手哭泣不止。这又岂是一般的岳母和女婿的关系呢？

文革开始时我已经不在外婆身边，对她的表现不大知道。但我想她定从父母去看望她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甚至从此不见中发现了端倪。再或者从那似乎要把整个地球掀翻的“革命”热浪中感知到了。总之，外婆知道父母出事了。自文革开始，大家都卷入了无休止的运动中，很少顾及外婆了--她只能长时间地一个人幽闭在她那阴暗的十几平米的小屋中，想起来真是令人难过。她那时一定是非常的孤独，忧伤，无助！尽管这样，她仍然保持着特有的镇静：不多问题不多讲，自己管好自己。所幸当时她的听力和视力都已经很差，这也许让她少了许多烦扰，多了些许宁静。

待到文革结束，外婆已经八十高龄。小舅舅和我母亲景况才渐渐好转起来。外婆的心也才得到平静。但她的一生直到终老都未能享受到什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些孙辈们最遗憾和痛心的一件事。因为外婆不仅对丈夫，对子女是那样的慈爱，她对孙辈的爱也不是常人能比的！

待续(我的外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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