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常常看到關於華裔在北美職場的職業發展總體似乎不如同為亞裔的印度裔群體的討論。這種討論在每次有印度裔商界領袖高就著名公司CEO的時候,總會在華裔網站掀起一次熱潮,比如去年Sundar Pichai出任谷歌 CEO時就是如此。財富五百強中比較知名的印度裔高管包括微軟CEO Satya Nadella,百事可樂公司前CEO Indra Nooyi,Master Card CEO Ajaypal Singh Banga,而華裔似乎還沒有在這樣的位置取得一席之地(雅芳的former CEO Andrea Jung是一個例外); 此外,最近發表的在美亞裔收入統計也發現,印裔在美國的中位收入超過華裔(兩者均大大 超過全美水平),也在華人中引起不少熱議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5/18/5214337.html). 
Mr. Sundar Pichai, Google CEO 
Mr. Satya Nadella, Microsoft CEO
根據相關統計,雖然印度裔在美國的人口不到1%,但他們在大公司的高管的人數僅次於白人(包括猶太人),遠遠超過華裔的比例。這個現象也引起了美國主流媒體的注意,“時代周刊”早在2011年就發表了一篇題為“印度的CEO出口”的文章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84441,00.html);2015年,APEX RECRUITER公司研究美國500強企業CEO的國籍分布,結果顯示85%的企業由美國出生的本土美國人領導(當然包括各個族裔),15%為外籍或在國外出生但已經入籍的“外裔”。75名外籍或外裔CEO中,印度有10名、英國9名、加拿大7名、澳大利亞6名,香港和台灣各1名,中國大陸無人上榜 (這個研究報告我找不到原文,只能找到如下面這篇的轉載和相關報道:)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8/24/4508806.html

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印度裔高管基本上都是第一代移民,而且大多是在印度完成了大學本科教育後來美的。另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家庭背景也很普通,比如谷歌的皮查,就出生於一個非常普通的平民家庭,微軟CEO 納德拉也是出生於一個普通家庭,而且在印度的本科大學也還不是印度理工學院和印度管理學院這樣的“印藤”,而只是普通的班加羅爾大學。他在美國就讀碩士的學校也不是最最頂尖的精英學校,而是位於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大學。印度本土學業競爭與中國的精英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印度理工學院的錄取率只有2%),因此,這些人可以說都是印度本土的‘學霸’級別的人物。
可以說,這群在美國企業界做得風生水起的印度高管,和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從中國來美的“老留”擁有相似的背景,而且在美國的學業和職業軌跡也很相似。也因此,他們在美國企業界的“崛起”讓同為第一代移民的華裔群體感到一定程度的失落也是很容易理解的。雖然有不少人認為,在比較兩個群體的職業成就時,不應該僅僅把注意力集中在企業最高管理層;畢竟,在美國許多大公司(尤其是高科技企業和技術部門),華裔已經開始嶄露頭角,在公司中層甚至上層也開始占據領導席位,最近一些年更有不少尖端人才擔任了重要的管理職位(比如曾官至微軟亞洲總裁,後來回國擔任谷歌中國總裁的李開復);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復旦大學本科和碩士畢業,後於卡內基梅隆獲計算機博士學位)等); 當然也有不少優秀的華裔人才自主創業,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包括油管的創始人之一陳士俊(八歲隨家人從台灣移民來美);但相對於龐大的“金字塔底”基數,做到金字塔尖的華裔,無論從數量和知名度來講,都與印裔有很大的差距。作為自古以來就將“讀書做官”作為人生終極理想的中國人來說,華人在美國大公司高層沒有占據到和印度裔相似的地位,還是讓許多人耿耿於懷的一件事情。

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 即便在創業方面,印裔似乎也甩開華裔一大截至(據Kauffman Foundation "America'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 Then and Now"研究發現,在2006-2012這六年之間,全美新創的工程和科技類公司中,有24% 是由出生在美國以外地區的人創辦的;而在這個群體中,有33%的公司的創辦者是印度裔移民,這個比例是下面七個移民創業者群體的總和!! 當然,印裔創業比例大於華裔,可能也與印裔在風險投資行業的從業數量和地位大大超過華裔有關。畢竟,對於創業者來說,資金來源和規模是一個決定成敗的因素,而有相對容易獲得的風投資金,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從上面這些統計數字不難看出,印度新移民作為一個群體,在美國企業界高端的成就大大超過華裔,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印裔在美國企業界超過華裔的表現呢?印裔這個群體有些什麼特質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呢?
不少有關的分析文章已經指出了這個差別的許多成因,比如華人第一代移民的英文水平整體不如印度裔,中國傳統文化對“溫良恭儉讓”的過分提倡讓華人比較規避風險,不願出頭露面;印度人更有群體意識,喜歡提攜後進等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就是兩個群體在領導意願和職業規劃方面的不同。
60-70年代出生的華裔移民中,絕大多數在美國職場走的是技術道路。這中間包括一些“科班出身”的IT精英,比如上文提到的微軟的陸奇,李開復等人;他們都擁有計算機科學或者相關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在行業內頂尖公司從技術做起,漸漸進入管理高層。但印度裔在美國的IT界雖然絕大多數也是從技術起家,但許多人並沒有博士學位,而是到碩士就打住了,中間有不少人後來取得了管理或者工商方面的學位。從下面這個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到華裔和印裔在高科技行業從業人員的教育背景的不同軌跡(請注意MBA 和博士這兩行上中國大陸和印度裔的區別):
| 硅谷中印兩個族群受教育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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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教育程度 | 中國大陸 | 台灣 | 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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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中畢業 | 0.2 | 0 | 0.4 | | 學士 | 10.5 | 15.4 | 20.8 | | 碩士(不含MBA) | 52.2 | 53.7 | 40 | | MBA | 7.2 | 14.9 | 28 | | 博士 | 28.6 | 14.9 | 8.4 | | Others | 1.2 | 1 | 2.5 | | Total | 100 | 10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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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buddykingsky.blog.163.com/blog/static/32919295200827112235999/
如果說上面的比較還是側重於一般員工的“群像”的話,那麼下面這個高管的比較則可以給我們一些比較個人化的信息:
| 中印高管學業背景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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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姓名 | 職位 | 學業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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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ichai Sundar | Google CEO | BS (IIT), MS (Stanford), MBA (Whar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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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tya Nadella | Microsoft CEO | BS (Manipal Institute of Tech), MS (UW Milwaukee), MBA (U Chic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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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jaypal Banga | MasterCard CEO | BS (Delhi University), MBA (I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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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dra Nooyi | Peipsi CEO | MS (IIM), MA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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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陸奇 | Microsoft VP | BS and MS (Fudan University), Ph.D. (Carnegie Mell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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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開復 | Google China CEO | BS (Columbia), Ph.D. (Carnegie Mellon) |
從這幾位高管的背景來看,他們大都是從“技術職位”做起,本科和碩士學位也是技術性很強的專業,而兩位高科技行業的高管在進入管理階層之後又“回爐”獲得了MBA學位。這個學位也是四位高管都有的一個資歷,除了Banga 以外,其他三位的MBA 都是在美國的頂尖商學院獲得的。雖然這是一個很小的樣本,但窺一斑可見全豹,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華裔和印裔在高科技界的高管“比例”差異,和兩個群體在職業規劃和選擇上的差別是有一定關係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ndar_Pichai (Google CEO Pichai Sund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tya_Nadella (Microsoft CEO Satya Nadell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ra_Nooyi (Pepsi CEO Indra Nooyi)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68576/5475536.htm(陸奇) https://zh.wikipedia.org/zh/%E6%9D%8E%E9%96%8B%E5%BE%A9(李開復) 造成中印兩個群體在職業軌跡和發展上的這種差異,我認為還是和兩個民族的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有些關係。華人受老祖宗的教導,一向認為“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只要技術過硬,那麼做官的道路就是穩穩在前的;這個觀念,在“官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大約是可行的,但在西方就沒有那麼有用了。雖然美國的大公司也有不少有從技術人才中選拔提升的傳統,但這一般都是在中低層次才適用。到了公司的中高級管理層,僅僅懂技術,就不再是“充分條件”了。因為,“技術大拿”並不一定擁有成為高級管理人員必須具備的能力和資歷。後者除了要有一定的技術能力以外,還要有領導才能,人際交往和交流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些恰恰是華裔的短板。當然,這裡不是說去獲得一個MBA 學位就能解決這個缺陷,但如果華裔有在職場商往上行的願望,就應該考慮在技術實力之外,努力打造其他的‘軟實力’。而MBA這樣的學位(尤其是在名校的MBA)帶來的人際關係和社會資源,往往價值超過了學位本身。希望在管理上有發展的華裔朋友,也許應該考慮在這方面下點功夫,做點應該的投資; 如果我們的理想只是做一個"技術大拿",那麼也就不要對自己的群體在金字塔尖沒有什麼作為有怨言。
與此直接相關的還有一點,那就是在工作中的各種人際關係和社會資本的發展和積累,對於華裔來說也是一個需要正確對待的短板。以前經常聽到一種說法,就是美國的職場相對於國內來說,人際關係相對簡單。你只要照顧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在人際關係上面。從一定程度上講這個觀點有其道理,尤其因為美國的工作中的人際關係和生活中的圈子分得很清,不大會發生中國常見的那種工作上的關係帶到生活中來的情況。但美國的職場中的人際關係其實也很複雜,而且一個人能否有效地管理自己身邊的人際關係,是與她/他能否在職場如魚得水直接相關的。
不少華裔朋友在談到工作中的印度同事時, 往往對他們的“人際關係”能力頗有微辭; 殊不知,人際關係(personal relations)在美國的職場中是一個中性的概念,而不是許多中國人印象中一談到”關係’就想到“溜須拍馬”,“阿諛逢迎”,“欺上瞞下”這樣的負面行為。說到底,無論在哪一個行業,一個人的工作往往都是要通過和他人打交道才能完成,能夠不和任何人打交道就能完成每天的工作的職業,現在可能很少很少。而只要與人打交道,無論是客戶,同事,上司,還是下屬,都會需要一個人運用自己的交流能力,解決矛盾和問題的能力,有些還要用到領導能力。這些都是“軟實力”的重要部分,相對於一個人的“硬實力”--也就是技術能力和學歷,資歷等可以比較容易量化的東西,這些“軟實力”由於看不見摸不着,很難比較和測試,也只能在工作過程中得到發揮和表現。雖然有些印度人的確有吹牛皮,拉幫結派的不良習慣,但在處理人際關係,尤其是“upward management” 方面,他們相對華裔的優勢,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
面對差距,抱怨和冷嘲熱諷不是答案,寄望於下一代也不是最好的對策。只有充分意識到群體的短處,努力改變現狀,才能縮小我們和印裔的差距,也才能為我們的下一代在美國攀上新的高度提供更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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