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反思文革的文章，两派观点分明，互不相让。“拥护文革”派认为文革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洗礼”；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民主”的时期；他们还指出，文革时期，社会没有目前的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而且国力并不像人们一般认定的那样薄弱，尤其是军事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等等； 反对派针锋相对，指出文革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次空前大倒退；毛泽东并非要通过文革来跳出历史轮回 (山哥)， 而是利用人们的革命热情来清除异己，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反对派并指出，文革对中国社会秩序和道德的长期破坏性难以估量，因此，“文革不能翻案” (解滨); 也有作者退后一步，试图寻找“毛泽东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落基山人)，并且提出包括“中国,还需要革命吗？”这样的的历史思考(枫苑梦客 )。

看了一些两方面的文章，深感文革这段历史的复杂，远非我辈“60后70前”所能真正完全了解的。不过，理解历史并不是非要亲身经历它，如果这样的话，那历史这门学科就注定只能研究“当代历史”了，呵呵。所以，尽管愚生也晚矣，对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缺乏亲身的感性的认识，但还是想就这个话题发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但希望不要用“无知”“自以为是”这样的字眼，因为本人写此文的根本目的，正是希望通过一些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来寻找问题的可能答案，绝对没有把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的意思。

目前的讨论，大多围绕“文革是对是错”，以及“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的主题上。这当然很正常，因为文革的确是由毛泽东首先发动的；尽管后来的发展也许超过了毛本人的意愿和运动的范围，但他对这场运动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异议。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当时在位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另外一个“大救星”，文革是否还会发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就要搞清楚文革发生的个人原因和体制上的原因(没办法，职业病，总是希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看待一个问题的成因)。如果体制的因素也是主要诱因之一，那么把责任完全推到毛一个人身上，恐怕就多少有点“替罪羊”的意思了。

如许多作者已经阐述的那样，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始目的，的确是反对官僚主义，打倒当时的“当权派”。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治国理念的不同以外，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毛感觉自己的生前生后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曾经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之所以后来在毛眼里成了万劫不复的“敌人”，都是因为他们威胁了老毛的绝对权威。加上毛对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的作为一直心惊胆战，生怕自己生后也受到如此“待遇”，因此不择手段，打击异己，扶持自己真正能够信得过的接班人。当然后来运动的扩大化，早已超过了老毛的预期，不过他似乎也乐得顺水推舟，乘机打击一切牛鬼蛇神，走资派，党内异己，以及知识分子。顺便说一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并非老毛文革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的受难其实是反右的继续，究其原因，盖因为知识分子的特点，使得他们对老毛的动机和阴谋看得比其他阶层清楚，不像其他阶层那么容易被掌权者愚弄。他们因此成为老毛眼中无法容忍的“异己分子”，不惜“斩草除根”， “一网打尽

“党天下”这个观点，最早是反右开始时，担任“光明日报”主编，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右派”的储安平提出来的(不过这个说法本身，最早却是由另一位大右派罗隆基在国民党时期提出来的 --只不过那时他针对的是国民党的“党天下”)。这位目前唯一仍然没有平反，而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大右派， 早在国民党时期，就是“观察”杂志的主编。这个杂志，用当时的民盟主席，引荐他到“光明”担任主编的章伯均的话来说：“是纯民营的，保持了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份”(注1)。”。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真的知识分子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用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还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没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阶级”。而储安平，正是这样一位超然于党派之外，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可惜，在反右和文革的急风暴雨之后，中国的“真正的知识阶级”的确是不复存在了。

而正是这位以“自由思想代表”为己任的报人，在1957年张开“天罗地网”的统战部整风座谈会上，发表了这样一席讲话：“解放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有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籍贯中的某些枢纽，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点？。。。 这几年来，很多 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排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后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注2)

这席话，即便五十年后再看，也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它如此深刻地揭露出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问题所在。当然，如上所述，共产党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高于国”的政党。事实上，国民党才是第一个提出“党国”概念的政党(以往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家天下”，而非“党天下”，这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但共产党一方面标榜自己是“工农群众，无产阶级”的化身和代言人，一方面又把自己等同于“国家”，“人民”。这种极迷惑性和说服力的做法，却是国民党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尽管两党都将党的利益凌驾于“国”之上，还是有质的区别的。

如果问题只是共产党的“党天下”理念，那倒也罢了, 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其他国家，也出现过“党天下”的问题。但是，相比其他共产党曾经或者正在执政的国家，中国极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绝对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统治。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该制度下“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 以及人民长期服从于统治阶级，缺乏独立精神的特有文化“传承”。党天下的治国理念，加上在长期愚民统治下形成的“顺民”文化，以及几千年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家天下体系盘根错节地搅在一起，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有别于其他任何共产党统治之处。

不错，毛泽东是一个极其喜欢个人崇拜的人，但这并不是他独有的特点。而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统治者的“通病”。因为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文化，注定了“君臣父子”的社会结构。远有明朝的朱元章，李自成，近有民国的大小军阀头子，无一不是怀着“君临天下”的终极理想进行各自的“革命”的(也许孙中山是一个例外，他是第一个提出“三民主义”的领袖，但可惜死得太早)。毛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中共解放人民于水火，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成就；但他的君王情结，注定了他不可能超越以往所有的统治者。而他的共产主义的外壳，又给他的君王情结增加了这些过去的统治者没有的迷惑性和“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赶走国民党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其他什么人，只要共产党的“党天下”理念不变，只要共产党的领袖不能超越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熏陶”和“定式”，文革这样的浩劫，在中国恐怕注定是在所难逃的。

我认为，从体制的角度反思文革，可能比从个人的角度探讨文革的成因，意义更大一些。因为，只有意识到制度和文化上的成因，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本质。当然，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在最近三十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正在向民主，和谐的方向发展。但在一个没有经历过民主政治启蒙和文化启蒙运动，因而没有“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的国家，如何真正实现这样的改变，是一个非常的难题。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有不少人写了许多文章，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也许是因为这阵在看“人间正道是沧桑”， 总忍不住想：如果当初是国民党胜利了，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大跃进，反右，和文革这样的“ 群众运动”；但恐怕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一些成就，更大的可能性是成为印度，拉丁美洲国家那样的依附强国的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很难想象美国会像苏联扶持新中国那样，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提供包括核武技术在内的资助和支持(虽然苏联人中途撤了，但基础已经打在那里了，剩下的就是由钱学森张爱萍邓家先etc 领导的专家团队完成)。当然这里不是贬低印度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我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中印两国在国力和发展潜力上的不同(见下面链接)，但长期殖民的印度，其国民性和制度上对大国的依附应该是一个和中国不同的地方。老毛虽然在中国造成了不少灾难和破坏，但他对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地位的确立还是贡献巨大的。而老邓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里，只顾埋头搞经济，在军事建设上几乎断层，也造成了今天中国区域外交上的许多被动局面。从这个角度讲，毛和邓的功和过，其实也都应该辨证地看待吧。全面肯定当然不对，但全面否定，似乎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注1， 注2 ： 均摘自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 “两片落叶，偶然吹到一起 --父亲和储安平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