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出現了不少關於反思文革的文章，兩派觀點分明，互不相讓。“擁護文革”派認為文革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大洗禮”；文革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自由，最民主”的時期；他們還指出，文革時期，社會沒有目前的貧富分化和腐敗問題，而且國力並不像人們一般認定的那樣薄弱，尤其是軍事方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等等； 反對派針鋒相對，指出文革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一次空前大倒退；毛澤東並非要通過文革來跳出歷史輪迴 (山哥)， 而是利用人們的革命熱情來清除異己，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反對派並指出，文革對中國社會秩序和道德的長期破壞性難以估量，因此，“文革不能翻案” (解濱); 也有作者退後一步，試圖尋找“毛澤東為何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落基山人)，並且提出包括“中國,還需要革命嗎？”這樣的的歷史思考(楓苑夢客 )。

看了一些兩方面的文章，深感文革這段歷史的複雜，遠非我輩“60後70前”所能真正完全了解的。不過，理解歷史並不是非要親身經歷它，如果這樣的話，那歷史這門學科就註定只能研究“當代歷史”了，呵呵。所以，儘管愚生也晚矣，對那場轟轟烈烈的大運動缺乏親身的感性的認識，但還是想就這個話題發一些不同的聲音。如有不妥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但希望不要用“無知”“自以為是”這樣的字眼，因為本人寫此文的根本目的，正是希望通過一些另外一個角度的思考，來尋找問題的可能答案，絕對沒有把認為自己的觀點就是正確的的意思。

目前的討論，大多圍繞“文革是對是錯”，以及“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的主題上。這當然很正常，因為文革的確是由毛澤東首先發動的；儘管後來的發展也許超過了毛本人的意願和運動的範圍，但他對這場運動負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這點我想大家應該沒有異議。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如果當時在位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另外一個“大救星”，文革是否還會發生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就要搞清楚文革發生的個人原因和體制上的原因(沒辦法，職業病，總是希望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看待一個問題的成因)。如果體制的因素也是主要誘因之一，那麼把責任完全推到毛一個人身上，恐怕就多少有點“替罪羊”的意思了。

如許多作者已經闡述的那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始目的，的確是反對官僚主義，打倒當時的“當權派”。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除了治國理念的不同以外，恐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毛感覺自己的生前生後的地位受到了威脅。曾經的“親密戰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之所以後來在毛眼裡成了萬劫不復的“敵人”，都是因為他們威脅了老毛的絕對權威。加上毛對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的作為一直心驚膽戰，生怕自己生後也受到如此“待遇”，因此不擇手段，打擊異己，扶持自己真正能夠信得過的接班人。當然後來運動的擴大化，早已超過了老毛的預期，不過他似乎也樂得順水推舟，乘機打擊一切牛鬼蛇神，走資派，黨內異己，以及知識分子。順便說一句，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其實並非老毛文革打擊的主要對象。他們的受難其實是反右的繼續，究其原因，蓋因為知識分子的特點，使得他們對老毛的動機和陰謀看得比其他階層清楚，不像其他階層那麼容易被掌權者愚弄。他們因此成為老毛眼中無法容忍的“異己分子”，不惜“斬草除根”， “一網打盡

“黨天下”這個觀點，最早是反右開始時，擔任“光明日報”主編，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右派”的儲安平提出來的(不過這個說法本身，最早卻是由另一位大右派羅隆基在國民黨時期提出來的 --只不過那時他針對的是國民黨的“黨天下”)。這位目前唯一仍然沒有平反，而且“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大右派， 早在國民黨時期，就是“觀察”雜誌的主編。這個雜誌，用當時的民盟主席，引薦他到“光明”擔任主編的章伯均的話來說：“是純民營的，保持了超黨派的立場，有一種在野論政的特色。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儲安平能以批評政府為業，為言論界開闢出一條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說他是中國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過份”(注1)。”。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真的知識分子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於社會用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着將來的犧牲”。魯迅還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沒有這樣的真正的知識階級”。而儲安平，正是這樣一位超然於黨派之外，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可惜，在反右和文革的急風暴雨之後，中國的“真正的知識階級”的確是不復存在了。

而正是這位以“自由思想代表”為己任的報人，在1957年張開“天羅地網”的統戰部整風座談會上，發表了這樣一席講話：“解放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重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有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籍貫中的某些樞紐，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眼色行事，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點？。。。 這幾年來，很多 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任的職務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排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的思想，從而形成了這樣一個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後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注2)

這席話，即便五十年後再看，也讓人倒吸一口冷氣，因為它如此深刻地揭露出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問題所在。當然，如上所述，共產黨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黨高於國”的政黨。事實上，國民黨才是第一個提出“黨國”概念的政黨(以往中國的統治者都是“家天下”，而非“黨天下”，這兩者有着本質的不同)， 但共產黨一方面標榜自己是“工農群眾，無產階級”的化身和代言人，一方面又把自己等同於“國家”，“人民”。這種極迷惑性和說服力的做法，卻是國民黨無法望其項背的。所以，儘管兩黨都將黨的利益凌駕於“國”之上，還是有質的區別的。

如果問題只是共產黨的“黨天下”理念，那倒也罷了, 因為在共產黨統治的其他國家，也出現過“黨天下”的問題。但是，相比其他共產黨曾經或者正在執政的國家，中國極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絕對有別於其他任何國家的共產黨統治。這個歷史文化背景，就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該制度下“君臣父子”的社會秩序， 以及人民長期服從於統治階級，缺乏獨立精神的特有文化“傳承”。黨天下的治國理念，加上在長期愚民統治下形成的“順民”文化，以及幾千年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家天下體系盤根錯節地攪在一起，正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有別於其他任何共產黨統治之處。

不錯，毛澤東是一個極其喜歡個人崇拜的人，但這並不是他獨有的特點。而是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統治者的“通病”。因為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儒家文化，註定了“君臣父子”的社會結構。遠有明朝的朱元章，李自成，近有民國的大小軍閥頭子，無一不是懷着“君臨天下”的終極理想進行各自的“革命”的(也許孫中山是一個例外，他是第一個提出“三民主義”的領袖，但可惜死得太早)。毛當然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他領導中共解放人民於水火，的確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的成就；但他的君王情結，註定了他不可能超越以往所有的統治者。而他的共產主義的外殼，又給他的君王情結增加了這些過去的統治者沒有的迷惑性和“合理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便趕走國民黨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其他什麼人，只要共產黨的“黨天下”理念不變，只要共產黨的領袖不能超越幾千年封建專制文化的“薰陶”和“定式”，文革這樣的浩劫，在中國恐怕註定是在所難逃的。

我認為，從體制的角度反思文革，可能比從個人的角度探討文革的成因，意義更大一些。因為，只有意識到制度和文化上的成因，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本質。當然，共產黨的治國理念在最近三十年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正在向民主，和諧的方向發展。但在一個沒有經歷過民主政治啟蒙和文化啟蒙運動，因而沒有“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民主社會的基本理念的國家，如何真正實現這樣的改變，是一個非常的難題。關於這個話題，已經有不少人寫了許多文章，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最後再說幾句題外話。也許是因為這陣在看“人間正道是滄桑”， 總忍不住想：如果當初是國民黨勝利了，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可以肯定的是，不會有大躍進，反右，和文革這樣的“ 群眾運動”；但恐怕也不會有今天中國的一些成就，更大的可能性是成為印度，拉丁美洲國家那樣的依附強國的第三世界國家;  因為很難想象美國會像蘇聯扶持新中國那樣，為國民黨統治的中國提供包括核武技術在內的資助和支持(雖然蘇聯人中途撤了，但基礎已經打在那裡了，剩下的就是由錢學森張愛萍鄧家先etc 領導的專家團隊完成)。當然這裡不是貶低印度的發展模式，事實上，我以前就寫過一篇文章，比較中印兩國在國力和發展潛力上的不同(見下面鏈接)，但長期殖民的印度，其國民性和制度上對大國的依附應該是一個和中國不同的地方。老毛雖然在中國造成了不少災難和破壞，但他對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軍事地位的確立還是貢獻巨大的。而老鄧在改革開放的最初二十年裡，只顧埋頭搞經濟，在軍事建設上幾乎斷層，也造成了今天中國區域外交上的許多被動局面。從這個角度講，毛和鄧的功和過，其實也都應該辨證地看待吧。全面肯定當然不對，但全面否定，似乎也不是正確的態度。

注1， 注2 ： 均摘自章怡和“往事並不如煙”， “兩片落葉，偶然吹到一起 --父親和儲安平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