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是古典音乐的铁杆粉丝，一直希望我能在这方面也培养一些兴趣。我呢，虽然很喜欢听，但很多时候也就是停留在欣赏旋律上面，对西方音乐深层的东西，虽然也有感觉，但却不甚了了。这种情况在小儿子开始弹钢琴后有了根本的改变。说起来，大儿子学小提琴已经有不少年头了，但因为他刚开始时用的是日本的玲木教学法，乐理和学谱是到很后面才开始的，加上他的老师没有参加音乐教师协会，所以一直没有参加考级，对于乐理方面的要求就要低很多。小儿子就不同了，因为老师从一开始就要求他参加考级，所以才学了没多久，就开始学习系统的乐理知识；加上钢琴对调性啊和声啊这些方面的要求比小提琴要高得多，所以我这个“旁听生”对西洋音乐浩繁复杂的理论开始感到兴趣。小儿子弹琴不到两年，中间还经历了搬家，换老师等等setback, 但已经开始弹非常正规的奏鸣曲了。每次我听到他在钢琴上弹出那些此起彼落，错落有致的音符，看到他乐谱上那些让人头晕眼花的“豆芽瓣”；每次听到那些气势磅礴，结构精妙复杂的交响曲，以及那些低回婉转，荡气回肠的室内乐，就不由得感叹古典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的博大精深。当然我那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的本性也让我不断地想知道：这样的艺术形式为什么在西方产生？它的产生和发展，和整个西方文化历史有什么样的渊源？从中西方音乐艺术的差别，又可以折射出什么样的文化和思维差异呢？

古今中外，音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产生的优秀成果。因此，音乐形式和风格的产生与发展，和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是直接相关的，和其他的艺术形式的发展也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学绘画方面有着非常傲人的成就。但在音乐方面，却十分馈乏。这样说当然是相对于西方音乐的成就而言，因为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流传至今的美妙的音乐作品，比如“春江花月夜”，比如古琴，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的发明和传播。但总的来说，音乐似乎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相对微弱的艺术形式。古代如此，近现代也如此。世界舞台上真正有影响的中国音乐作品，说来说去就是那几个，比如“梁祝”，比如“茉莉花”，而后者之所以有名，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普契尼在歌剧“图兰多”里面用了它。用中国著名的音乐学者，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西方音乐是一种‘艺术音乐’，而这样一个品种和形态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中并不存在，至少中国原来没有一个强大的艺术音乐的传统。当然某种意义上可能古琴接近于严肃的“音乐艺术”，但中国音乐里更多是民间传统或者是政治礼仪传统与文人传统，中国的原生文化中似乎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强大而深厚的艺术性的音乐传统” (*)! 这种音乐体系上的巨大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呢？

西方近代先进的艺术文化，都是在文艺复兴艺术文化的基础上衍生、成长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对今天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开辟了道路。因此，了解西方音乐的发展，从这个时代开始是比较合理的。这里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文艺复兴和西方古典音乐发展的关系。

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统治之后的14-16 世纪期间, 西方(以意大利为中心)社会对“古代文化”的回归。这里所说的‘古代文化’，主要是指西方文化的发源 -- 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特性，就是崇尚理性，和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相比之下，中世纪的教会统治时期则是万事以上帝为中心，提倡压抑人性，和中国宋朝理学派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同样的思想)。 哲学家伯克哈特有一句名言，它概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发现世界和发现人”──前者探索外部世界，是客观的；后者探索人的个性，是主观的。

正是在这种探索外部世界和探索人的个性的双向探索的过程中，产生了文艺复兴时代灿烂的文化成就。大家知道，这个时期产生了众多的画家，音乐家，建筑家和科学发现，包括既是画家又是科学家的达芬奇 (今天西方语言中还有一个词汇叫做“renaissance man"，指的就是像达芬奇这样的多才多艺，无所不知的人)，设计了罗马众多教堂建筑比如西斯庭教堂的米开朗其罗，还有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以及哥伦布发现美洲。也正是在这样的“百花齐放”的艺术和科学大环境下，西方音乐开始了革命性的发展。为了丰富和扩大音乐的表现力，音乐家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发明了各种调式、和声以及对位法技术，并逐渐将这些手法应用到实践之中。人们在作品中不仅力图模仿大自然，而且还要表达出人类心灵的激情，使艺术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夺目的魅力。作品常运用令人激动的节奏与错综复杂的旋律线条，复调风格的合唱作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其显著的数学性(有句话这样总结中西方音乐的区别：“ 中国音乐被感觉，西方音乐被计算”，虽然流于表面，但还是可以看出两者的根本差异)；第二，就是它们还保持着和宗教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早期的发展为十七世纪的巴赫，海顿等人的音乐革命铺垫了道路。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成就主要是在音乐的表现方式上的话，那么下一个阶段(巴洛克时代)的发展则主要是在最伟大的几个古典音乐家的“横空出世”。在这个时期，蒙特 威尔第(Monteverdi)开创了歌剧这一影响深远的艺术形式，而巴赫和亨德尔这两位音乐巨匠，将西方音乐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正是这段时期，西方音乐的理性特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

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大致是指1750-1800年这段时间，以作曲家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为代表。“维也纳古典乐派”在维也纳的兴起，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从维也纳这个城市本身来看：首先，它作为欧洲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应该说是适得地利；其次，当地的王公贵族不仅具备良好的音乐修养，而且通常拥有自己的乐队和作曲家，他们对音乐家们在物质上鼎力相助；再次，维也纳作为欧洲政治与文化中心，仿佛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大音乐家到此，他们创造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光辉传统。

　　在这些革命与变革当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就是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从某种程度来讲，它相当于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延伸。它一方面弘扬人类理性，另一方面则呼吁向人类的自然本性回归，强调情感的解放，把人类的情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启蒙运动诞生了18世纪欧洲大陆最伟大的一批哲学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休谟、亚当斯密、莱辛和康德等。这些哲学家都有一个理想：创建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主张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它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的威胁，并有权提出质疑和批评。在艺术上反映为文学与艺术家们“四海皆兄弟”的人文主义理想，在音乐语言上表现为追求“世界性”而非“民族性”的特性。因此，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和巴赫时代相比，就少了很多的宗教气息，而开始弘扬个人性格的彰显，为后期的浪漫主义开辟了新的方向。

在音乐形式上，结构复杂的奏鸣曲和交响乐在这个时期开始成形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奏鸣曲的理性结构，下面一篇链接文章有详细论述)。乐曲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尤其是对情感的丰富 表现，在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综观西方音乐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它和中国音乐体系的几大不同， 而且这些不同不是孤立的，只限于音乐体系的，而是贯穿于整个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简单地说，就是

- 西方音乐重理性，中国音乐重感觉；比如，西方音乐有十二个自然音，包括两个半音，再加上各种节奏，演变出无数的组合；而中国古人却只找到五个音-- 宫商爵子宇，对节奏完全没有要求，全凭演奏者自己掌握和发挥，因此在音乐的表现上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差别；而且，西方的五线谱是极为科学严格形象化的记谱方式，而中国古代却没有这样直观的记录工具，都是用文字记载，音乐的传播和传承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后来有了从日本传过来的简谱（这又是一个日本文化善于吸取外来文化并产生自己的结合体的例子），但相对五线谱来说，因为没有固定的调性，还是不够严谨和科学。

- 西方音乐重结构，中国音乐无结构；

- 西方音乐重情感，中国音乐超越情感;

- 西方音乐的复杂性，中国音乐的单一性: 中国很少有像把多种乐器放在一起演奏的乐曲，更别说动辄几十上百，器乐弦乐合在一起的交响乐了。

这几个巨大的不同，也许就是中国音乐总是不能‘走向世界’的主要原因吧。

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这些“缺陷”，很多音乐界的有识之士早就有所认识，并进行了很多有关中国音乐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探讨。其实学习西方音乐并将其与自己本土音乐相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日本就做得非常好(日本这个民族的确有一种“消化”或者“内化”外来文化的能力，这点是值得中国学习的)。说起来，到今天为止仍然对中国流行音乐有极大影响的港台(特别是台湾)音乐，实质上是日本音乐的翻版。但为什么中国的音乐人就作不到这样呢？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到底是怎样一种对立而反的关系呢？

“我们致命的弱点往往就在于不能全面、多角度、多层次、辨证地、客观地、大范围地去看待问题，因此，客观上势必造成一叶障目，思想混乱和观点错误。为了不造成误解，能够真正认清事物本质，我们有必要在提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的同时，更应当提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是远离世界性’这个二律背反的定义。这两句话看似尖锐对立，其实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实质并不矛盾。对前一句话上文己作过分析。后一句话则更好理解，比如不同的民族若都坚持使用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同别人说话，那它永远也无法和别的民族沟通和交流，别人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你认识你。如果大家使用同一种语言来交谈 (比如英语)，此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尽管用于口头表达的语言是语义的，而音乐语言是非语义的，但是就这个问题而言道理却是一样的。典型的例子如法国德彪西，他的音乐使用的就不是法国民族音调，而是创作音调，有些地方还采用了亚洲及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素材。 然而，它所体现出的音乐精神和审美趣味却依然是法国化的。这是一种能被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法国风格。真正的世界性是既包容民族性，而又升华了民族性的。因此世界音乐应是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的有机统一。正因为此，方使得德彪西成为世界大师”。

引用文献：

康启东： 从奏鸣曲结构的发展看西方音乐的理性特征： http://www.govyi.com/lunwen/2009/200901/2864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