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寫過一個上下篇的系列文章：“今天的美國真的變得越來越分化嗎？”(見鏈接)。時隔一年半, 貧富分化這個話題似乎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而“占領華爾街”行動應該功不可沒。最近看到兩篇相關的研究報告，覺得很有意思，在此與大家分享分享。 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消失嗎？ 大家知道,“中產階級”一向是美國社會的“中流砥柱”,占人口的比例也比較多。當然,關於如何劃分中產階級這個問題一直有不同的觀點,而且中產階級這個群體中還可以再細分為“upper middle”,“middle”, 和“lower middle”，而“upper middle class”和“lower middle class”的收入差別往往很大。 最近,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Sean Reardon Kendra Bishoff 的研究發現，生活在所謂“中產階級”社區的美國人口在過去三十五年下降迅速,而生活在相對富裕和相對貧困社區的美國人口卻在同期上升。他們把這個現象稱為“residential segregation”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national/RussellSageIncomeSegregationreport.pdf) 兩位社會學家是通過對117個大城市區域(metropolitan area) 人口普查數據進行分析後得出的這個結論的。他們根據一個社區的中位收入相對該城市中位收入的比率,將社區分為六個不同的類別:“富裕社區”(affluent neighborhood) 的中位收入為該城市中位收入的150%或者更高;“高收入社區”(high income neighborhood)的中位收入為該城市中位收入的125%至150%;“中產階級社區’(middle class neighborhood) 則是中位收入位於該城市中位收入80%-125%的社區(這中間包括“low middle income" 和“high middle income”);“低收入社區”(low income neighborhood)的中位收入為城市中位收入的67%-80%;“貧困社區”(poor neighborhood) 的中位收入則為該城市中位收入的67%或者更低。因此，A城市的“貧困”社區收入標準，可能比B 城市的“中產社區”的收入標準還要高。2007年,一般的大城市的中位收入為$75,000,所以在這樣的地區,“貧困社區”指的是一半的家庭收入在$50,000以下的那種社區；而“富裕社區”則指的是一半的家庭收入在$112,500 +的社區。這個方法當然有它的弊端,因為它沒有整齊統一的劃分標準,但研究者認為由於他們的目的是分析每個地區的“residential segregation”,而不是全國範圍內的這個現象,因此這個方法是最合適的。 兩位研究者發現,在2007年, 只有44%的美國家庭住在“中產階級社區”; 而在1970年,這個比例高達65%；同時,住在“富裕社區”(affluent neighborhood)的家庭從1970年的7%上升為2007年的14%；住在“貧困社區”家庭則從1970年的8%上升為2007年的18% (兩個極端群體的總和,則從1979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32%)。從下面這個圖表,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所謂“消失的中產階級”的現象。兩位研究者將這個現象冠名為“residential segregation”，並認為它反映了近年來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等社會問題。 
對於這個“兩端增大,中間縮小”的現象的成因，兩位研究者沒有提出多少看法,因為他們的着眼點,更在於這個現象對美國今後的社會結構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更注重這個現象的“果”,而不是“因”)。但我卻忍不住把這個“兩極分化”的現象與Thomas Friedman 在新書“那曾經是我們”裡面提到的21世紀職業兩極化的趨勢聯繫起來--也許，中產階級的消失和富裕及貧困群體的增加，和全球化造成的製造業工作消失,高級白領和普通藍領工作的繼續存在有些平行的關係？因為在1970-1980年代的美國,高中畢業者都可以獲得一份足夠養活四口之家的藍領工作(比如汽車廠工人),而這些人群,正是傳統上“middle class ”的主要部分。而從1990年代起,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用 Friedman 的話說，就是處於技術中端的工作變得越來越沒有保障,而律師,建築設計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專業人士”的工作,和護理,餐館招待,修理工等技術含量雖低,收入也相對較低,但卻因為工作性質無法“外包”的低端工作，才是相對可以‘高枕無憂’的職業。
當然，這個思路只是從經濟和職業收入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兩極化”的現象。而另外一個研究報告，卻從社會結構方面提供了一些思路，這就是名為“Mobility in America" 的研究報告。
“向上的流動性”與美國夢
首先要指出的是,“向上的流動性”指的是一個出生於社會較低階層的人,在一生中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更高的社會階層的可能性("upward mobility" 這個詞語我根據字面的含義翻譯為“向上的流動性”,但總覺得這個譯法不盡如人意,哪位有更好的譯法,請指教)。這種流動性一直都被人們看作是“美國夢”的精髓，因為在這個崇尚個人奮鬥，標榜機會均等的社會裡，任何人只要有足夠的能力，努力和機遇，都應該能夠獲得他/她所希望的成就。那麼，事實上，美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到底如何呢？ 正如Brookings Institute Economics Studies Fellow Scott Winship在他的評論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http://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11/1109_economic_mobility_winship.aspx) 指出，“向上的流動性”有兩種:一種是所謂“絕對的流動性”,而這可以通過代際之間的經濟地位比較來估量。如果一個人在某個年齡段的收入比他/她的父母在同樣年齡的收入高(當然這是考慮了通貨膨脹的因素之後的比較)，那麼我們說明“絕對的流動性”在起作用。事實上,儘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數據表明,美國社會的“絕對流動性”仍然是很不錯的--PEW EMP 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二的40歲的美國人的家庭收入超過其父母在相同年齡的收入(同樣，這裡是考慮了通脹因素的比較)；如果把家庭大小考慮進去的話(今天的美國家庭人口一般小於三十年前的家庭)，那麼五分之四的美國成年人的收入高於其父母同齡時的收入。 但如果我們考慮“相對的流動性”的話，情況就變得不那麼美妙了。事實上,最近二十年來,美國人的收入增長相比二十世紀中葉的增長度，顯然是放慢了不少;也就是說,儘管如上所述，大多數美國成年人的收入比起他們的父輩來要高不少,但這兩代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比起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之間的差距來要小很多。這似乎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現象。 那麼，這個“向上的流動性”是否和一個人的初始狀態有關呢？也就是說，一個出身於底層的美國人，進入上層的機會，是否比出身於較高階層的美國人要小呢？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這個圖表，比較了出身於最底層1/5的美國人進入五個經濟階層的比例，和出身於最高2/5階層的美國人在成年後進入同樣五個經濟階層的比例。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1970年代出身於最低1/5人口的美國人在成年後(2000)，有42%仍然停留在自己的父輩所處的階層(lowest 1/5)，另外的23%能夠成功地進入second bottom 1/5 ，只有17%能夠擠進top two quintile (也就是在2000年代獲得$90,000 以上的家庭收入) 。而相比之下，出身於最上層2/5的美國人，有60%在成年後stay within the top 2/5 group(33% made to the top 1/5, 27% in the second 1/5 class), 但餘下的那40% 會“等而下之”, 進入比他們的父母所處的經濟地位低的階層; 進入next two 1/5的比例分別為16%和15%，而且還有 9%會加入最底層1/5的群體。(出身於top 1/5 家庭的孩子成年後留在這個階層的比例是39%，另外的61%會進入比自己父母經濟地位更低的群體(這個結果上圖中沒有表現，但在原報告中可以看到。(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reports/2008/02_economic_mobility_sawhill/02_economic_
mobility_sawhill_ch1.pdf See Figure 4 on Page 11)
從表面上看，差不多60%的出身於最底層1/5的人群能夠脫離這個群體，進入經濟地位更高的階層，似乎是一個不錯的結果。但要看到的是，這些人中只有17% 能進入最高的兩個1/5階層；而同時出身於最高2/5階層的孩子，成年後進入經濟地位最高的兩個1/5的可能性則高達60%。兩相比較，父母的經濟背景對孩子未來的經濟地位的影響，可以說是不可忽視的。當然也要看到，即便是出身於最高2/5 經濟階層的孩子，也有40%的會進入低於父母經濟地位的階層，所以這種流動性是雙向的(在這點上，美國的遺產稅法可能有較直接的作用，因為它不鼓勵富有階層的孩子依靠父母“吃老本”。所以，在美國，也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只是，因為我們沒有中間三個階層的孩子向兩個方向的流動動態數據，不能獲得完整的動態圖像。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將美國的這個“流動性”和其他國家比較，則可以一般人們推崇的美國的“向上流動性”並不占上風。恰恰相反， 美國的“代際收入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earnings)甚至低於加拿大，澳大利亞，北歐國家，和英國，德國，法國。用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這個比較也許更容易。在加拿大，如果A 的父親在A 年幼時的收入為B 的父親同時的收入的兩倍，A 成年後的收入大約會比B高25%；但同樣的情況如果在美國，則A 成年後的收入將會比B 高60%。這個國家之間的“相對流動性”的差別到底應如何解讀呢？為什麼美國這個“機會之地”，在給予出身於較低社會地位的人的向上流動性竟不如歐洲國家呢？這到底是因為美國的階層之間的收入本身差別過大(相比其他國家而言)，還是因為美國社會提供給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群的資源相對較少呢(比如教育公平，比如醫療保險等等)？我們知道，歐洲和加拿大等國家因為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貧富分化較小，國民的收入水平比較靠近中間，極富有和極貧困的“兩頭”比例相對較小。另外，由於國家在教育和醫療服務等方面投入較多，國民在這些方面的“equal access”較有保障。畢竟，教育一直是處於較低社會地位的人們擺脫貧困，進入較高社會階層的“通行證”(同一個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國出身於最低1/5的人口分為完成了高等教育和未完成高等教育的兩個群體，則前者只有16%在成年後仍然滯留在最低1/5階層；後者則有45%仍然留在原來的地方)。當然，歐洲的這種制度也有它自己的問題，最近幾年的歐債危機就已經暴露出了它的深層弊端。但從社會公平這個角度來講，歐洲的確是走在了美國的前面。
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美國的多元化程度和族裔之間經濟狀況的不平衡。研究發現，在處於最低1/5經濟階層的人群中，最難脫離原有狀態的，就是非裔和西裔男性這個“亞群體”。也許是巧合，這個群體恰恰是獲得高等教育比例最小的一個群體，更不要提高中就輟學這些問題了。所以，最如果我們考慮到不同種族之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差異的話，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非裔和西裔這個群體(尤其是他們中的男性)脫離貧困階層的比例比其他族裔都要小很多的現象了。而這個挑戰，是種族結構比較單一的歐洲國家所不用擔心的。即便是同樣多元化的加拿大，也因為人種結構的不同而沒有美國這樣的種族之間經濟和教育程度的差別。 綜合這兩個相關研究的發現，有一點結論是可以得到的，那就是，美國社會的各種分化的確正在悄悄地深化，而這些分化勢必深刻地反映到經濟和政治層面，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這個社會的競爭力。而政策的導向如何更有效地改變一些不利於國家競爭力的趨勢,則是政治家們應該深思的。正如Scott Winship在文章結束語中說的
那樣： “Broad-base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ideals composing the American Dream all require that policymakers heed Governor Daniels call. Increasing upward absolute mobility - for all, bu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ose who start out at the bottom- should be the primary goal of policymakers. The first political party that commits itself to putting upward mobility first and that credibly takes on the challenge will be ascendant". 問題是，到底什麼才是有效的提高“向上的流動性”的措施呢？是通過給予低收入階層更多的福利，還是應該通過教育機制改革，抑或是其他的方式？朋友，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 相關文章： NYT article: Harder for Americans to rise from lower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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