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常见到有些家伙，大侃特侃什么“左派”如何如何、“右派”如何如何……… 对此，我从来嗤之以鼻，因为这类货色第一、不知道“右派”这个词汇的来源，也不懂什么“左派”、“右派”。不过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胡说八道、信口雌黄………简单说，这类人脑筋有点儿糊涂，次弱智，属于轻微mental problem。 不过这些不着调的家伙倒是经常让我想起我认识的两个个“左派”神经病来。话说回来，即便没有这些家伙，这两个“左派神经病”也一直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说不上悲哀、也很难说是高兴。长话短说。 第一个：文化大革命时期，67、68年间。我因为“出身”好，但又不是革军、革干，所以当了个班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在一班。 二班的文革组长叫白茉莉，出身高干，据说还是军队高干，那时候叫革军。长得一般，不过皮肤特别白，不是那种病态的白，是那种乳白色、蛋白色的白，有时候又像盛开荷花的白色部分，微微带点儿粉红色。有道是“一白遮三丑”。这样，就弥补了她相貌方面的不足。 说到相貌，整体上看还是不错滴，喜眉喜眼，自带三分笑，天生一段情。不过眼睛比较小、前额有点儿突出，俗话叫“小锛儿头”，塌鼻梁、小鼻子、柿饼脸……… 白小姐，自从当了文革组长以后，俨然女红军的派头儿，革命造反处处争先恐后、大小批判会、批斗会一马当先，革命情绪空前高涨………没几天，被晋升为校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所谓“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妆爱武装”，在白茉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相比之下，我就有点儿寒碜了，当个组长，还是副滴。因为“工作关系”（在班文革，我也兼做宣传委员），逐渐接触多了。先前我以为我们不过刚认识，哪知白茉莉对我格外重视，事无巨细，必要找我商量，听说她还向革委会建议，增加“宣传干事”一职，由我担任，后来“上级”没有批准。 后来才知道，原来早先我跟同学神侃、聊天时，经常议论学校哪个女生漂亮，还经常为女生“打分儿”，长得太难看的，就算“困难”、“不及格”，有点儿姿色的可打七、八十分儿，九十分以上的屈指可数………那时没有校花一说儿，但很多男学生，都有自己心中的“校花”。有时为不同的打分儿争来争去，有个同学说我“色糊涂了”，因为提到过白茉莉时，我顺口诌了两句诗：“一白遮三丑，绝色奶荷藕”，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到了白茉莉耳朵里了，成了笑话。是不是因此对我大有好感也未可知。 这以后就“大串联”了。革命大串联。我先后串过六次，每次一两个月不等。走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第一次串联，从广州、广西等处回校，在学校四百米跑道的操场旁边，见到了当时正在革命风口浪尖上的白茉莉，吓了我一大跳！ 只见白茉莉，一身军装、裤腿挽到膝盖以上，袖子也是半挽着，没穿鞋，光着脚丫子，要扎皮带，没戴帽子，胸部别这毛主席像章………这都不新鲜，脑袋上一根毛儿也没有，剃了个大秃瓢儿！ 见了我，满面春风的打招呼：“XXX，终于回来啦，还得回校闹革命吧？革命没有根据地哪行？还是要坚持本地闹革命啊。”完全一副红军女军官的派头儿。 说着话，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看着她像个尼姑，脑子里闪现的四个字是“尼姑从军”，可又没这么一出戏。嘴里应付着，顺便说她：“头剃了显得干净利落，精干了不少，不过还是带个军帽更好看。”………这以后白茉莉一直坚持光头戴帽的打扮。 我看了看她的脚，又白又脏，连忙说她真了不起，光脚走路不怕扎。这倒是真话，我自己现在也不敢光脚走路，北方人不习惯。 刚好儿，我在湖南长沙郊区的一个农村集市上，花一毛五买了一双草鞋，原价兩毛，跟摊主坎了半天价儿。本来是当作串联纪念品的，那草鞋编得十分精致、漂亮，稻草编的，浅黄色，用两根红布条做鞋带儿，是那种前包头、后带根儿，一根横梁三根绳的那种，据摊主说，穿起来格外舒适，而且耐穿。 现在，看到白茉莉光着脚，赶紧回到宿舍拿出草鞋，让她参观，并且半开玩笑的劝她说：“红军也没有光着脚干革命的，都是穿草鞋、吃草根儿、吃糠咽菜………”逗得她笑得前仰后合，本来眼睛就小，眯成一条缝儿了，穿上草鞋，还使劲踩了几下、剁了两脚、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步，一边笑着说：“不错，不错，还挺舒服………”。 后来，她居然发动了不少同学，到附近村子里收集稻草、照猫画虎，照着草鞋的样子，自己编草鞋………据说白茉莉还以革委会的名义，向学校食堂建议，每星期，至少吃一次“忆苦思甜”饭。就是“糠窝头”、“野菜汤”，弄得几位食堂员工不得不到附近野地、田边挖野菜、找附近农民要“糠”。那“糠窝头”别提多难吃了，剌嗓子眼儿不说，不用水冲根本咽不下去。………白茉莉到底是高级“革命干部”，考虑问题比我细致、深入得多，糠窝头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不知是不是装的。 等我第二次串联回来，两个月过去了，坏了，听说白茉莉病了，精神病，住院了，安定门神经病医院。按现在分析，主要原因是白茉莉她爹，被当作走资派揪斗，她也变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子女，一时想不开，精神上的反差太大，小小年纪承受不了，一时精神失常……据同学描述说是，发病时谁也不认识了，同学、老师、父母兄弟见了面，也只是满口“毛主席语录”，誓死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之类的话……… 诸位别笑，这在当时一点儿也不新鲜。我的一个初中要好的同学，母亲是中学副校长，因为受不了母亲被批斗、被虐待，愤而跳楼自杀。……… 最让我难堪的是，白茉莉发病时，据当时在场的同学、老师传言。白茉莉嘴里面经常不住的叨唠我的名字！这样一来，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我跟白茉莉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有道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弄得我百口莫辩，不得不心照不宣。不过难堪归难堪，那只是表面上应付别人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刚听到有人这样说时，内心深处有一种激动的想落泪的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后来呢，后来就简单啦，反正是大家都插队，一勺烩、一锅端。当然，多年以后再见到白茉莉时，已是物是人非，阴阳两隔了。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左派”神经病。 ********** 第二个左派神经病，是在上世纪7、8十年代认识的。 中国的所谓“左派、右派”的称呼和现象，从文革开始，始终没有变过、也没有间断过。就是说，中国，国土放在一边，中国人也从来没有统一过，人心、精神的分裂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如果有的话，也是、并将永远是一个分裂的民族，只要有共党存在。 7、8十年代，大约在73年到78年间。（正是号称“文革结束”的前后时期）我在省城一所大学“政治处”工作。经过三年插队、工农兵学员、知青返城等等各个“阶段”，算是一段“暂时”的安定。 说起来，我也是很特么的倒霉。因为插队表现好，连续两年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所以当“中央”一有消息，说是“知情”可以返城、参加工作之后，我第一个被分配到一个大学工作，还是在“政治处”。那是大学的核心部门。 为什么说“我比较倒霉”涅？因为就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没几天，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因为参加了工作，已经变成了“城市户口”，而“工农兵学员”，按当时政策，只限于插队知识青年！您说我有多倒霉。 日后我才知道被招到大学工作的内中细节：文革中和文革后，大学分为两派，不只是大学，各地、各单位基本上都分为两大派。甚至有些家庭也分为两派，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当时的解决办法：先后派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叔叔的领导下，施行“大联合”。所谓“三结合”领导班子，一是指“老中青”，二是指“领导、教师、学生”。工农兵学员管理大学，就是这么来滴。 所在大学，有个“政治处”直属的广播站，全校若大的校园，分布着好几十个高音喇叭，那年月，就相当于“校内广播电台”，历来是两派革命群观众的“兵家必争”之地。广播站的两位前广播员，一男一女，分别是两派派出的教师，男的是副教授、女的是讲师。台长是学校军宣队队长、兼院党委书记的警卫员，还有一个工人阶级电工，负责广播线路和设备的维护和维修。 招我进大学工作，是军宣队书记的警卫员，多次与招县知青办交涉，层层选拔，精挑细选，千里挑一，才挑了我这么一个根红苗正、表现突出、普通话发音纯正、口齿伶俐、嗓音也挺好的正牌儿播音员。据说我在广播站“试播”的时候，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一致好评，甚至有很多徐娘半老的女教师，说我的声音带一种男人的磁性，好听。当然，因此认识了不少中年妇女这是后话。 我一就位，没多久，原来的人员走人，我成了当然的广播站站长。后来又配了几位稍微有点儿姿色的女大学生播音员，在广播站轮流值班播音，父母都是县乡、公社、村一级的书记们，大多是农村土妞儿，要不也当不了“工农兵学员”，普通话会说，说不好，我还要受累对她们进行“播音培训”，……说是革命工作，其实也就是一起厮混………革命工作干得不亦悦乎。 我要说的這第二个“左派”神经病，大有来头儿。之所以印象极其深刻，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漂亮女儿，这个，后面再说。 这个家伙姓邓，全校闻名，都称他为“老邓”。早先，文革前是学校的锅炉工，不过是锅炉工的头儿，叫做锅炉工“工长”，全校按地区，遍布了大小好几十个“锅炉房”，基本上都在比较大的楼房地下室或是成片公寓的中心地带。锅炉房最主要的工作是全校的冬季供暖，因为家家户户、所有办公、教学场所都由暖气供暖，另外就是全年教职工的热水供应。平时家里、办公室都不用烧开水，开水到锅炉房打，回家灌到“暖壶”里。暖壶、暖水瓶，是但是年代最重要的家庭设备之一。北京最大的、利润最高的工厂，“北京暖水瓶厂”是其中之一。 所以按工作量和领导的人数看，“工长”这个官儿也不算很小，老邓也多少识几个字，有点儿文化，不过在大学里，早先就是个下九流。哪个人到了大学也不会想起大学的锅炉工来，除非有神经病。 文革一来，天翻地覆，遍地硝烟，这位“邓工长”。成了大学工人阶级造反派的头儿，批斗院党委书记、院领导一马当先，到最后混到了“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所谓风云一时。那当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左派，另一派当然就是“保皇派”、“右派”。 哪知好景不长，所谓“霁月难逢、彩云易散”，猪的尿泡容易烂。后来，不知怎么弄了个“三结合”，领导干部：是原来的被打倒的党委书记兼院长：革命教师：一位教师中的“造反派”头儿、一位原来的“保皇派”头儿；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上级派来的“工宣队队长”！那来头儿可比老邓大多啦，是省里著名国营企业的副厂长。 老邓如果老实点儿，聪明点，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回家烧锅炉也就没事儿了………这孙子不服气，整天不是贴大字报、就是组织几个工人在校内游行示威………脑子绝对少根弦儿，先天大脑营养不良，………结果涅，被抓起来，弄到主席台上批斗了几回，大字报批判接发他的原来的“造反派弟兄”也不少…… 结果呢？神经了、精神病了，不过他这个神经病比较特殊，能吃能喝，身体健康、一切正常。只是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关键时候需要有人从旁护理才行。幸亏他有个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儿，否则不堪设想。 要说和人交流也还算正常，不过眼睛目光稍稍有些呆滞、表情也比较做作，给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我到学校工作的时候，已经是“老邓”下台两三年以后了，上面的情况都是听原来学校员工介绍的。一开始，就像“祥林嫂”似的，见了人就叨叨姥姥，说是“X书记"是错误滴，自己如何正确，如何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接着背几段毛主席语录，背的最多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这还在其次，这位邓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不管到哪儿，走到什么地方，他所见到的人，一律只能在他的右方，因为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是左派。 按说，这也没什么错，不过实行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每次出门，一出门，就紧贴着左边的墙根儿走，这样一来，所有他见到的人，都在他的右方……… 有时候，为了走到目的地，比如从宿舍到食堂吃饭，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因为食堂刚好在宿舍的右侧不远……… 还有时候，对面来了人，他也一定要对面来人从自己的右侧擦过……… 即便与人说话，他也永远保持微微侧着身子，使对方处于自己右方的位置……… 有时，有人故意跟他开玩笑，非要往他左方走，他就会极其认真的跟那个人当地转圈，绝不认输……有时自己干脆坐在地上、趴在地上不走了，看您怎么办！ 久而久之，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怜悯”之心，大多数人逐渐开始“尊重”或说是“懒得理他”这种莫名其妙的习惯，更有人处处让着他，主动照顾他……… “老邓”这个左派当的真够累的，我比其他人高尚得多，经常即便知道他是胡说八道，比如什么“X书记执行了错误路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经常对同志们说……”等等，其中最后一句话像是在学“毛主席”讲话的口吻………我也假模假样的点点头，每当这时候，老邓的眼睛就笑的眯成一条线，嘴也咧得特开，漏出一嘴黄板牙。 哎，谁让老邓有个水嫩懂事儿的女儿涅？并且和我交情非浅………列位，不要往歪处想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