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说到，第一次高考，由于我在招生之前3个月参加了工作，不算知青了，不能报名，手续办全了，被同是知青的“战友”举报走后门儿，结果吹了。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工农兵学员，插队算是农，参加工作算是工。准备明年以工人的身份争取上工农兵大学。………不过刚刚参加工作，谁肯推荐呢？按中央规定，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考试三结合，如何才能结合到我呢？ 可谁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仍然不行！倒不是我工作表现不好，而是据当时的农学院党委书记跟我说，咱们本来就是大学，如果要从学校教职工工人推荐上大学，必须有名额，可上级根本没人考虑这回事儿，没名额，就是想推荐你也不行啊？ 那位问了，农学院党委书记？跟你这么说话？可能吗？这么问，您就太不了解我了，在下我，走到哪儿都是“大红人儿”！特会给领导、特别是党的书记们拍马屁。 我在农业大学的工作是广播站站长兼播音员。经历过文革前后的人大概都知道，广播站，在企业、学校甚至村庄、基层单位是何等的重要。那时的通讯技术没现在这么先进，全凭高音喇叭。农业大学偌大的校园，大大小小二、三十个高音喇叭分布在校园各处，确保每个角落都能收听到……另外广播器材也十分落后，广播室的终端播放机足有两米多高，电子管的。录音机是后来添置的…… 这都在其次，主要是广播站直属政治处领导，政治处是大学里最有权势的部门，下属人事科掌管全校生杀大权。我们学院的书记是个大老粗，别看文化不高，搞起“政治斗争”来算是精英分子。经常接触，一来二去就熟了，对我格外重视，到后来，开会发言稿、工作总结都让我写，说是秘书水平不行………换言之，我跟学院党委书记的关系不一般。 对于我一直处心积虑想上大学这件事儿，贾书记不以为然，（书中按表，学院党委书记姓贾）不仅不以为然，还时不时的劝教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呢？革命工作，在哪里都是有前途的。言外之意“跟着我好好干”，话是这样说的：“小王啊，广播站、电工室我就交给你了，学院还要组织个写作班子，你给咱负点儿责，安下心来……”………不久一锤定音，把我弄进了学院团委会当上了常委………官运亨通。 那么，这一两年是怎样熬过来的，第二次高考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发生了什么？让我觉得来年更凋残呢？别急，先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我认识的一个左派神经病》，事情就发身在当时的农学院。 《我认识的一个左派神经病》 中国的所谓“左派、右派”的称呼和现象，从文革开始，始终没有变过、也没有间断过。就是说，中国，国土放在一边，中国人也从来没有统一过，人心、精神的分裂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如果有的话，也是、并将永远是一个分裂的民族，只要有共产党存在。 7、8十年代，大约在73年到78年间。（正是号称“文革结束”的前后时期）我在省城一所大学“政治处”工作。经过三年插队、工农兵学员、知青返城等等各个“阶段”，算是一段“暂时”的安定。 日后我才知道被招到大学工作的内中细节：文革中和文革后，大学分为两派，不只是大学，各地、各单位基本上都分为两大派。甚至有些家庭也分为两派，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当时的解决办法：先后派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叔叔的领导下，施行“大联合”、“三结合”。所谓“三结合”领导班子，一是指“老中青”，二是指“领导、教师、学生”。工农兵学员管理大学，就是这么来的。 那年月，广播站就相当于“校内广播电台”，历来是两派革命群观众的“兵家必争”之地。广播站的两位前广播员，一男一女，分别是两派派出的教师，男的是副教授、女的是讲师。台长是学校军宣队队长、兼院党委书记的警卫员，还有一个工人阶级电工，负责广播线路和设备的维护和维修。 招我进大学工作，是军宣队书记的警卫员，多次与招县知青办交涉，层层选拔，精挑细选，千里挑一，才挑了我这么一个根红苗正、表现突出、普通话发音纯正、口齿伶俐、嗓音也挺好的正牌儿播音员。据说我在广播站“试播”的时候，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一致好评，甚至有很多徐娘半老的女教师，说我的声音带一种男人的磁性，好听。当然，因此认识了不少中年妇女这是后话。 我一就位，没多久，原来的人员走人，我成了当然的广播站站长。后来又配了几位稍微有点儿姿色的女大学生播音员，在广播站轮流值班播音，父母都是县乡、公社、村一级的书记们，大多是农村土妞儿，要不也当不了“工农兵学员”，普通话会说，说不好，我还要受累对她们进行“播音培训”，……说是革命工作，其实也就是一起厮混………革命工作干得不亦悦乎。 我要说的這个“左派”神经病，大有来头儿。之所以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漂亮女儿，这个，后面再说。 这个家伙姓邓，全校闻名，都称他为“老邓”。早先，文革前是学校的锅炉工，不过是锅炉工的头儿，叫做锅炉工“工长”，全校按地区，遍布了大小好几十个“锅炉房”，基本上都在比较大的楼房地下室或是成片公寓的中心地带。锅炉房最主要的工作是全校的冬季供暖，因为家家户户、所有办公、教学场所都由暖气供暖，另外就是全年教职工的热水供应。平时家里、办公室都不用烧开水，开水到锅炉房打，回家灌到“暖壶”里。暖壶、暖水瓶，是但是年代最重要的家庭设备之一。北京最大的、利润最高的工厂，“北京暖水瓶厂”是其中之一。 所以按工作量和领导的人数看，“工长”这个官儿也不算很小，老邓也多少识几个字，有点儿文化，不过在大学里，早先就是个下九流。哪个人到了大学也不会想起大学的锅炉工来，除非有神经病。 文革一来，天翻地覆，遍地硝烟，这位“邓工长”。成了大学工人阶级造反派的头儿，批斗院党委书记、院领导一马当先，到最后混到了“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所谓风云一时。那当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左派，另一派当然就是“保皇派”、“右派”。 哪知好景不长，所谓“霁月难逢、彩云易散”，猪的尿泡容易烂。后来，不知怎么弄了个“三结合”，领导干部：是原来的被打倒的党委书记兼院长：革命教师：一位教师中的“造反派”头儿、一位原来的“保皇派”头儿；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上级派来的“工宣队队长”！那来头儿可比老邓大多啦，是省里著名国营企业的副厂长。 老邓如果老实点儿，聪明点，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回家烧锅炉也就没事儿了………这孙子不服气，整天不是贴大字报、就是组织几个工人在校内游行示威………脑子绝对少根弦儿，先天大脑营养不良，………结果涅，被抓起来，弄到主席台上批斗了几回，大字报批判接发他的原来的“造反派弟兄”也不少…… 结果呢？神经了、精神病了，不过他这个神经病比较特殊，能吃能喝，身体健康、一切正常。只是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关键时候需要有人从旁护理才行。幸亏他有个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儿，否则不堪设想。 要说和人交流也还算正常，不过眼睛目光稍稍有些呆滞、表情也比较做作，给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我到学校工作的时候，已经是“老邓”下台两三年以后了，上面的情况都是听原来学校员工介绍的。一开始，就像“祥林嫂”似的，见了人就叨叨姥姥，说是“X书记"是错误滴，自己如何正确，如何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接着背几段毛主席语录，背的最多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这还在其次，这位邓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不管到哪儿，走到什么地方，他所见到的人，一律只能在他的右方，因为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是左派。 按说，这也没什么错，不过实行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每次出门，一出门，就紧贴着左边的墙根儿走，这样一来，所有他见到的人，都在他的右方……… 有时候，为了走到目的地，比如从宿舍到食堂吃饭，需要扰一个很大的圈子，因为食堂刚好在宿舍的右侧不远……… 还有时候，对面来了人，他也一定要对面来人从自己的右侧擦过……… 即便与人说话，他也永远保持微微侧着身子，使对方处于自己右方的位置……… 有时，有人故意跟他开玩笑，非要往他左方走，他就会极其认真的跟那个人当地转圈，绝不认输……有时自己干脆坐在地上、趴在地上不走了，看您怎么办！ 久而久之，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怜悯”之心，大多数人逐渐开始“尊重”或说是“懒得理他”这种莫名其妙的习惯，更有人处处让着他，主动照顾他……… “老邓”这个左派当的真够累的，我比其他人高尚的多，经常即便知道他是胡说八道，比如什么“X书记执行了错误路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经常对同志们说……”等等，其中最后一句话像是在学“毛主席”讲话的口吻………我也假模假样的点点头，每当这时候，老邓的眼睛就笑的眯成一条线，嘴也咧得特开，漏出一嘴黄板牙。 哎，谁让老邓有个水嫩懂事儿的女儿涅？并且和我交情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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