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云：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最近网上一篇专门写“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的文章，写得特别好：情文并茂、生动诙谐、史料严谨、情节紧凑。文章题目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鸦片战争》。

有人说：“历史可以当小说看，但小说不能当历史看。”说得有理。这篇文章就可以当小说看，一环扣一环，步步深入、层层紧逼、上下贯通、一气呵成。

不过国内的网站，转发此文时，把最后一段作者随心而发的“感慨”之词删掉了。就像《史记》，删掉了“太史公曰”一样，丑陋而卑鄙、下流。

其实，最后一段也没什么，无非用“当今圣意”代替了习SB书记殿下，用“当权者”代替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说话太过文明。像习SB这种“马列”喂养的乌龟王八糕子，其昏庸狡诈程度不比清朝的统治者们低，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更不用说了啊，一群土匪流氓而已。

【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因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是一丘之貉】

这就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教育部”那帮子王八蛋。

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

【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