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制度】

美國的“公民入籍”考試，有一道題是這樣的：

What is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

標準答案：capitalist economic，或者，market economic。

就是說，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形式，它和市場經濟是等價的、完全一樣的。

資本主義，又叫自由市場經濟或者自由企業經濟，是人類協作的擴展秩序。其特色是私人擁有資本財產，且投資活動是由個人決策左右，而非由國家所控制，經濟行為則以尋求利潤為目標。借着僱傭或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

“資本主義”有時被人用做形容詞來形容歷史上不同的人、時、地、物，而除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以外，也有福利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等打着資本主義稱號的經濟模式。只有大陸中國才用“資本主義”來形容制度。

如果說“制度”，只有自由民主制度和非自由民主制度之分。目前，世界上資本主義經濟的最為完善發達的三個經濟巨頭分別為：美國、歐盟、日本。相對而言，這三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制度同時也是較為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度”。施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方式有所不同。

世界上其它多數國家都被視為“混合經濟”，它們的社會制度各種各樣，但都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民主”社會制度，在這種體制下，政府以不同程度的計劃政策干預市場的自由運作。

中國和朝鮮例外，是徹頭徹尾的“共產獨裁”國家。它們的所謂經濟是共產土匪流氓靠掠奪起家之後，打着“全民”旗號的“土匪壟斷經濟”，如果說有經濟形式的話。

用“資本主義”形容制度，起源於中國。在這種基本概念混淆、盜用之下，中國特色流氓理論大行其道。簡單說，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最後居然可以把美國的經濟分為“社會主義經濟”和“個人自由經濟”。

這樣一來，“自由民主”這個詞，就沒啥用啦，按中國太監婊子理論家們的說法，經濟決定一切，誰有錢誰就是大爺，美國和中國可以平起平坐啦。

不過，“資本主義制度”這類字眼兒，美國和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國自己跟自己玩兒而已。

•大頂大讚！簡明扼要破除了共產黨國家，尤其是中共製造的一個胡攪亂叫亂教的官場灌腸說法。就像他們使用的什麼“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制度“一樣，不過是現代極權專制政體的包裝紙。在蘇聯和納粹出現之後， 現代的政治經濟國家制度， 就只有向民主自由公民社會發展的政治制度與現代的市場經濟制度，以及極權與集權政治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與指令計劃經濟三種基本類型的國家，以及游離於這些形態之中的五花八門發展中國家。蘇東坡之後，指令性計劃經濟國家，就只有朝鮮古巴兩個活化石，如今古巴也要靠市場活命了。計劃指令性經濟， 戳穿了就是上古奴隸制用現代烏托邦神話加一些陳舊的現代機器技術，只是與之配套的專制政治制度，有着現代化的通訊輿論宣傳技術手段洗腦，等於用現代化通訊宣傳管理技術加武器裝備秦始皇與成吉思汗的軍隊。

【美國的“系統”】

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經說過，一個好的政府是：“公平的法律系統加上公平的稅務系統。”（fair law system and fair tax system）

法律系統和稅務系統是支撐自由民主社會的兩大支柱。不過社會這個大房子，僅有兩根支柱是遠遠不夠的。各種快捷高效的“系統”也非常重要。它們相當於社會的梁、椽、檁……“所有的系統都不是有什麼“精英”、“上層主流”、“領導人”想出來滴。怎麼來的？舉個例子：

美國有一套由執法部門（司法部、FBI和當地警方）、獨立機構（如NCMEC）、還有技術支持組成的完備的《搜救失蹤兒童系統》。這一系統是如何建立的？它是由是3個孩子和一個大人帶來的。

“艾坦·帕茲是個6歲的男孩，他向父母哀求讓他一個人出門，他父母心軟同意了。1979年5月25日，他戴上他的‘未來飛行隊長’棒球帽，朝學校方向走去。這一天是他第一次獨自穿過兩個街區去校車停靠站。之後，他的家人再也沒見過他。”——《經濟學人》雜誌的一篇文章這樣記述美國史上最著名的失蹤兒童艾坦·帕茲走失的經過。這篇文章發表於2012年4月。

此前，紐約警方搜查了蘇豪區帕茲家附近位於王子街的一處地下室，希望能找到艾坦·帕茲的遺體，不過一無所獲。雖然警方在2001年已經宣布艾坦·帕茲死亡，但時至今日，該案件仍未結案。………

2015年1月15日，紐約法庭正式開庭審理埃爾南德斯涉嫌艾坦·帕茲失蹤一案。艾坦的失蹤，觸動了整個美國的神經，正如《紐約時報》所說，“他的失蹤帶來了一個對兒童單獨上街面臨的危險充滿高度警惕的時代”。

《艾坦案》由此成了一個重要歷史節點：此前，孩子們習慣在社區里玩耍，獨自步行上學；此後，父母告誡孩子，遠離陌生人。

美國社會從此真正重視失蹤兒童問題，一系列相關法案相繼出台：

1982年，《失蹤兒童法案》通過；

1983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宣布艾坦失蹤的這一天即5月25日為《美國失蹤兒童日》；

1984年，《失蹤兒童援助法案》通過，同年全國失蹤與受虐兒童服務中（NCMEC）成立；

1996年，發布失蹤兒童信息的《安珀警報》系統啟動……（目前，供獨立房屋house使用的警報系統就是全國通用的“安珀警報系統”）。

最新的消息是，NCMEC與Facebook達成合作，將“安珀警報”的發布範圍擴展到網上。Facebook用戶只要給Facebook為美國各州及領地設置的53個安珀警報頁面之一點個“贊”，就可以及時收到失蹤兒童的相關信息。

你可能是臉盲，不擅長分辨長相和細節，但只要把信息擴散出去，總有人能看到，失蹤兒童被找到的概率因此也大大增加。 ——3個孩子和一個大人促成了美國失蹤兒童搜救體系的形成。 

艾坦案的發生，暴露了美國在針對兒童失蹤問題上的諸多漏洞：

首先，校方不夠重視。老師發現艾坦沒有到校，但沒有向校長報告。直到下午放學，艾坦沒回到家，艾坦的媽媽問了鄰居家女兒才知道兒子沒去上學，這才報警。

其次，尋找失蹤兒童只是當地警方的事，而警方的應對相對滯後。紐約警方在當晚就動用近百名警員展開搜查，反應已然不算慢了——一般情況下，警方要在孩子失蹤24小時或72小時之後才會有所反應，但午夜下起的雨沖刷掉了路上的氣味，警方又弄錯了調查方向，把帕茲夫婦列為第一嫌疑人，這都影響了案件的偵破。 

在美國作家丹尼斯·勒翰寫於1998年的小說《再見寶貝，再見》中，波士頓警察局“兒童侵犯防治小組”的組長，一方面說出“直到你的孩子在某個夜裡失蹤，你才會了解夜晚有多長”，另一方面卻監守自盜，安排手下把在家受到虐待的孩子帶走，送到他認為會珍愛孩子的領養家庭（其實就是誘拐），兒童失蹤案件因而成為“死案”。

這是個極端的例子，現實生活中的警察並非如此，但確實，單靠執法部門不足以解決失蹤兒童問題。 民間力量的介入正當其時。必須提及一個名叫約翰·沃爾什的人。

1981年7月27日，約翰·沃爾什之子亞當·沃爾什在佛羅里達州一個百貨商場失蹤，兩周后，亞當被證實遇害。約翰·沃爾什夫婦和帕茲夫婦一樣，遭遇了警方的輕慢。兒子失蹤的次日，約翰去警察局追問進展，警方反問他：“你有什麼建議嗎？”兒子遇害後，痛定思痛的約翰決心找到更好的應對兒童失蹤的辦法——推動立法，建立更有效的尋找失蹤兒童的機構。

在《失蹤兒童法案》聽證會上，約翰的一句話打動了人們：“一個能發射航天飛機並讓它回到地球的國家，竟然沒有一個為失蹤兒童設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務中心？”法案得以通過，獨立機構NCMEC隨即由沃爾什夫婦創立。約翰·沃爾什後來還成為福克斯電視台旨在尋找失蹤兒童的節目《頭號通緝犯》的主持人。

此後則是兩個警報系統的相繼出現：20世紀80年代後期，沃爾瑪超市啟用名為“Code Adam”以紀念亞當的兒童安全警報系統。家長如果發現孩子走失，可求助該系統;如果10分鐘後還找不到孩子，即由警方接手。

第二個警報系統則因得克薩斯州女孩安珀·海格曼的失蹤遇害而起。1996年1月，9歲的安珀在光天化日下被綁架，鄰居們聽到了她的尖叫聲卻施救不及，她在4天后遇害。在尋找安珀的過程中，當地廣播電台不間斷地播出相關信息（失蹤兒童特徵、嫌犯特徵、嫌犯車輛描述和車牌號碼等），起了關鍵作用。受此啟發，一個通過電台、電視台、兒童失蹤地附近道路沿線的LED看板等播報信息的系統上線。這一系統全稱為“美國失蹤人口：緊急回應播報”，簡稱AMBER，正好與女孩安珀同名。 

2003年，《蘇珊娜法案》通過，規定對於21歲及以下的失蹤人口，警方的搜尋工作應當馬上開始。警方在開展搜尋工作的同時，需將相關信息上傳到“國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的數據庫，以供全州甚至全國的執法部門共享。而聯邦調查局（FBI）對於尋找失蹤人口負有特別的責任，當發生12歲以下的兒童失蹤案件時，FBI會立即啟動調查，同時對其他綁架案進行監管並提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