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会的巨大成功，使我们几个水涨船高，备受欢迎。会后，好几个学校的“红革派”也邀请我们前去宣讲。甚至还有大工厂、大企业的造反派代表，也闻风而至。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功，我们“全无敌”战斗队，不得不召开临时会议，讨论该如何应对。会上七嘴八舌，怎么说的都有，单平主张先去工厂、企业，这小子大概“造基层党支部、党总支的反”造上瘾了；张玉龙、刘志良主张去学校；许剑先，武装部长，话不多，和我关系最铁，很多问题上，看我的眼色行事。会议最后，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1、哪个学校都有两个以上的派别，我们大概无意中支持了“偏于保皇”的这一派。

2、企业、工厂，造反刚刚开始，造反派当然需要我们去鼓动、宣传。

3、《正告、劝告、提醒北京红卫兵》的传单，有可能成为工具，被人利用。虽然我们写的时候，完全出于对革命造反事业的忠心。

会议决定：工厂、企业可以由单平先去，摸摸底；其它学校，看看再说，由刘志良负责，去学校中的另一派，也就是“红造”了解一下情况。

其实，除单平外，我们最关心的一是红革中，那些漂亮的女红卫兵们，她们的热情深深打动了我们，二是，抓紧时间，到广州的“旅游胜地”看看，像什么“三元里”、“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等。不过这东西不好在会上直说。

会后大家开玩笑，什么总司令秘书最好看啦、某某梳辫子的女同学杏眼迷人啦、留短发的女生光着脚丫穿草鞋特别致啦，等等，我和张玉龙为哪个女生最漂亮吵得不可开交，他愣说我眼光不行，没品位、太低俗！明明女生光脚穿草鞋挺好看，这怎么能叫“低俗”呢？（题外话：那时还没有凉鞋这种东西，看着新鲜也是理所当然，后来，这个习俗不知怎么传到了北京，我们学校，有一半儿女生穿起了草鞋！还有的干脆打赤脚。因为我校靠近农村，稻草有的是。甚至于还有个女同学，叫什么白若莉的，剃了个光头！学习老红军。）

没想到，这位“红革总司令”想得比我们还周到。当晚，来到我们宿舍，给了我们一份儿行程安排表。说是：第一天，去两个学校作报告；第二天，跟着他们去广州“华侨新村”抄家；第三天，带我们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元里”抗英纪念地参观。原来，刘志良已经把要去参观的意向透露给他啦。

这一下，虽然是变生不测，却也令我们十分感动，毕竟什么车钱、饭钱全省了，坐车旅游外加漂亮“女兵”导游！总司令派他的秘书（那时不叫秘书，叫亲密战友）还有另两个女兵跟着我们，说是有个照应。其实，后来想想，这相当于把我们“软禁”了，唯恐我们再去支持其他派别的组织。不过当时可没想那么多，只觉得一帆风顺、春风得意。

去另两个学校演讲、宣传不必细说，大同小异。说得是第二天的“抄家”。

我们虽是北京最早期的“红卫兵”，抄家、打人这类事情我们“战斗队”还真没干过，只是听说。这一次有个机会，我们也想见识见识，开开眼，怎么抄？抄什么？

当天上午，两辆面包货车，载着我们几个还有几个学校的红革战士，直奔广州“华侨新村”。路上，红革的“作战部长”陆陆续续的向我们介绍情况：华侨新村乃是广州市专门为归国华侨建造的居民区，那些华侨大多是外国资本家，间谍、特务肯定少不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待若上宾，与国外资本家沆瀣一气，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反动、最大恶极，早就应该彻底打倒、砸烂。

接着他辩解道，本来“红革”也有到“华侨新村”造反的意图，但是初期广州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保皇派”下发文件，禁止“骚扰”华侨新村。红革派多数是干部子女，就没有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不料“红造”一起来，头一个大动作就是“查抄”华侨新村，引起了不小震动。不过中央明确表态，人民日报发文，支持“红卫兵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把抄家说成“破四旧”、“铲除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这一下“红造”声威大震，大有势不可挡之势。“红革”傻了眼啦，只好也跟着“抄家”，我们这次去华侨新村抄家，就是为了表示我们“红革”派的立场也是很坚定的，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造反到底的。

•您看，其实后来社会上的“打、砸、抢”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这就叫做“上下互动、齐心造反、打烂旧世界，壮志冲云天”！

车到了华侨新村，放眼一望，哇！好一派人间仙境，绚丽风光。

那华侨新村乃是市政府为“归国华侨”、“海外侨胞”精心打造，成片的精美小楼、高级别墅，树木成荫、花草成行，道路整洁。各色各样的、不同风格的建筑，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一看就是有钱人的天下！我们几个在北京，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住宅区域。当时都傻了眼啦，只觉得眼睛不够用，看着什么都新鲜。

汽车在华丽、优美的小区中，七拐八拐，来到了一个大型别墅门前。大型别墅什么样儿？诸位如果在网上见到过销售高档别墅的广告，那就好办了，就是那种。只有比广告上的更漂亮。

当下，几个人下了车，直奔别墅大门而去……结果甚是失望。

正是：希望变失望，劝君莫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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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失所望呢？原来，被抄的这一家，早已被“红造”抄得干干净净，值钱的东西没有了。显而易见，房间里所有的家具、摆设都被移动、检查过，凌乱不堪。花瓶倒在不在原位的桌子上，瓶中的鲜花早已枯萎，令落的残枝败叶散落下来，带着无奈的悲哀。墙上的几幅精美的镜框中，空空如也，画儿被抄走了，抄家的“红造”小将们不屑镜框。镜框斜挂在墙上，被只剩下一颗的钉子，孤零零的悬挂在客厅中抢眼的墙面上，有的干脆掉在地上，玻璃摔得粉碎，这由虽经打扫，却仍留下的几片碎玻璃上可以看得出来。

偌大房间的一面，有个几乎占满一面墙的透明玻璃柜，里面大大小小的分成几十个隔断，刘志良小声在我耳边说：“眼儿王，那是“礼品柜”，里面原来的宝贝肯定少不了……”（我外号儿不是叫四眼儿王吗？叫着方便，连四字都去掉了）。从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一种家具叫做“礼品柜”！当然，也是空的。

看起来房间是几天以前被抄的，虽经打扫、整理，仍然凌乱不堪，没有人会精心整理、打扫被抄的房间，抄都抄了，还打扫个屁。

大厅通向里间的门廊旁边，悠闲的站着一个抱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不断的嗑着瓜子儿，斜倚在门框上，冷眼看着我们，毫不在乎，目光里流露的分明是万分的轻蔑和嘲讽。我只和她对了一眼，只觉得透体冰凉，冰凉、心寒不已。怎么说呢？

这位夫人一看就是有钱人嫁的尊贵夫人，虽然姿势不雅，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高高在上、不容侵犯的气质。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眼前发生的一切，对她几乎毫无影响，司空见惯、宛若天仙。好像在欣赏一幕“滑稽的小丑剧”。我们几个当然就是“小丑”啦。不只是我，其他几个人也觉得浑身不自在，只好装模作样的在屋里“巡视”一番，匆匆忙忙，仓皇逃窜。

出来以后，张玉龙说：“眼儿王，你看那位太太，好像毫不在乎诶，指不定家里多有钱呢！”，许先力，平时不多说话，插了一句：“别是红造这帮家伙抄错了吧，这可不像是万恶的资本家。”单平也搭茬儿道：“孤儿寡母，怪可怜的。”……刘志良说：“不行，眼儿王，依我看，这个“红造”有问题，咱们也别去调查他们了，就冲这种抄法儿，这帮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

诸位，我事先说了，我们这次“抄家”只是跟着“红革”，象征性的抄一抄，无非为了表现一下“红革”也是坚定的“造反派”。总的分析下来，综合几个人意见，我认为，我们支持“红革”还是对的。

通过这次“抄家行动”，回来以后的“工作会议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

1、“红造”的抄家是错误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任意性，他们的“造反”带有胡作非为的性质；

2、继续支持“红革”，对“造反”行动中出现的逆流和偏差坚决抵制，防止阶级敌人，以“造反”的名义，破坏革命、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3、“红造”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受到了“北京串联红卫兵”的影响，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怎么办呢，在“红革”总司令主持下，召开了“红革”与“北京串联兵”的联席会议。经过研讨和争辩之后，达成了一个一致“决议”。（因为我们与“红革”之间也有一些分歧：比如我们认为，红革干部子女居多，偏于“保皇”等等）。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北京出来串联的红卫兵，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外地在“接待、欢迎北京红卫兵的时候，需要加以甄别、考察，避免革命走向错误的方向。这样一来，我们写好的传单《提醒、劝告、正告北京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就成了重头戏！

会后，“红革”开动使用了所有的“油印机”、蜡纸、各色彩纸、白纸，连我们几个在内，包括“红革”的技术人员，忙了足有一两天，印出了大批传单，何止上万份儿！由大批的“红革”战士，分批到火车站、码头甚至机场、学校附近、各招待所、接待站广为散发。当然，散发传单的人员安排、细则都是“红革”一手操办。和我们一起工作的“红革”战士，不乏漂亮女兵：

一身戎装、艳力四射、杏眼横飞、玉臂婀娜、莺声燕语、娇气袭人。革命工作干起来，那是相当的愉快。

“红革”总司令更是厉害，居然联络了一家小型“印刷厂”，要把传单成批、大量地印刷出来，说是现有的资源有限，传单数量供不应求。既然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我们几个，主要是我和单平，重新对原稿连夜进行加工、修改、润色，当然要参考“红革总司令”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几经讨论，方才定稿儿。稿件的作者，拒“红革总司令”交代，必须用我们“北京红卫兵”的名义。因为那样，才会有影响力。

我们几个讨论了好久，怎么呢？用真名儿肯定不好，况且，稿件是集体创作的，写太多的人名不合适。所以得取个“笔名”。诸位，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使用“笔名”，大家心情还挺激动。一开始，我提出一个“剑良平龙”，分别取四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我是司令，就免啦，显得我胸怀大度。但是，单平说：“不行，这好像的日本人的名字，穿出去让人家笑话。”其他几个人也不同意，说是没有革命气概”……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的名字是“平江龙”，前面加上“全无敌”，全名就是：“北京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平江龙。”

原因呢，我的名字里面有个带三点水的字，江就代表我，平当然是指单平。至于龙字，有一半儿是因为张玉龙，另外也是为了加大名字的气势和感染力。没想到，因为此一番“折腾”，这份儿传单最后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西南边陲、苏杭二州！弄到最后“全无敌”战斗队成了北京反革命黑组织，平江龙成了反革命组织的幕后黑手。这是后话。

正是：是非黑白难分清，有理无理神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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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劝告、正告北京串联兵》的传单一出，影响还真不小。怎么说呢？当时的广州，“红造”刚刚兴起，“红革”日益败落，随着“党中央”越来越“支持造反”，各工矿企业也闻风而动，各类“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地冒头儿，四处开花，“造反”的声势越来越大。当时的“红造”人虽少，但势头很大。

“红革”派，把我们的“传单”既当作进攻武器、又当作挡箭牌。据说，不少“红革”战士，居然拿着我们的“传单”，在车站阻止“北京串联兵”出站，让他们回去，就地闹革命……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传单后来流传到全国很多地方，起的就是这方面的作用。

这一下，“红造”不干啦，组织大大小小的“誓师大会”、“批判大会”，宣称：“要把无产阶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把北京来的反革命黑后台“全无敌”、“平江龙”揪出来，彻底打垮、批臭！”等标语铺天盖地。

说到这份儿“传单”，其影响后来又有所变化。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形势大变，“中央”真的发文，说是要“停止大串联”、“就地闹革命”，说是“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对当地情况不了解或了解的不够深入，不宜介入当地的造反革命运动，应该迅速返回本地，就地闹革命……”云云。居然跟我们“传单”的内容大同小异，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的“传单”在社会上流传了好长时间，半年之后，我在武汉，还见到这份儿“传单”，用来劝说“北京红卫兵”返回原地！

真所谓“造化弄人”，“天命难违”。看起来，中国人基本上不是人，不过是饱受“中央”玩弄的性工具，想怎么玩儿怎么玩儿！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扯远了，

回到广州，没过几天，我们已经成了“红造”深挖、狠批的对象。据学校“红革”派的战士说，校门口有不少“红造”的奸细、暗探，只要我们一出门，人身安全堪虞。吓得我们几个，躲在“红革”司令部，不敢出门！几个人不免互相埋怨。尤其单平，话最多，什么“他早就看出红革偏于保皇啊”、“红造人虽少，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啊”等等等等，没完没了的叨叨。我心中也难免有些后悔：“都是这些个漂亮的女红卫兵，特别是那个光脚穿草鞋的女兵，弄得我心烦意乱！这下好啦，这不是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了吗？”、“看起来，真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刘志良、张玉龙也有类似的意思。一时间，愁云密布，不知如何是好。倒是许剑先，不愧作战部长：“算啦，扯这些没用的干什么？说说下一步怎么办吧！”

许剑先一语，惊醒了我这“梦中人”，我是谁呀？司令啊，当即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人，到别处去，重打鼓、另开张，继续干革命！广州啊，拜拜啦。”这一来，大家如梦方醒，一致同意。张玉龙尤其高兴：“说起来，咱们也不亏，在广州革命了一个多星期，一分没花！咱们是只赚不赔。”，单平来了劲儿了，自吹他还弄了两双草鞋！我赶忙要过来一双，穿在脚上试了试，还挺合适，不禁又想起了那个光脚穿草鞋的漂亮女兵，竟有些依依不舍。

晚间工作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决定：

1、明后两天，按照红革总司令的安排，去广州三元里抗英基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

2、责成刘志良、张玉龙打听、预定广州到衡阳的火车票，从衡阳中转，准备去伟大祖国的西南首都：重庆。

3、一切行动计划保密，到时候，留下告别信，溜之乎也。

为什么去重庆呢？这里面有个原因：原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个重庆“江北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是个高干子女，江北中学，离兵工厂不远，是“兵工厂的子弟学校。这位红卫兵初期创始人通过关系，找到我们，大侃特侃重庆的造反形势。那家伙，一看就是个天生的演说家、革命家，口如悬河、舌似利剑，煽动性极强。当时说得我们心旌动摇，跃跃欲试。趁此机会，到重庆会一会革命战友，也冲一冲我们的一身晦气。

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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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良与张玉龙把广州到达重庆的火车票搞到了手。后天半夜出发。当时的火车，像北京、广州这样的“大站”、始发、终点站，车次的安排都有这个特点：夜间发车，到站的车，尽量安排到白天，易于乘客出行。不过车到衡阳，要“中转签字”。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中转签字”：就是说，列车到衡阳，要下车，票上盖章以后，转乘另一列火车。衡阳刚好是湖南的一个“东西、南北”走向的铁路交通枢纽。

这俩家伙，本事儿不小，当然，有红革总司令的协助，什么事儿都好办。总司令和我们谈的条件是：那时候，主席不是要分批、分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吗？总司令要求我们，用我们在北京的“关系”，帮他们找一个好的“地点”，比如尽量靠近天安门，甚至灰、红观礼台等等，当然，上天安门城楼那是别想啦，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我们自然是一口答应，不过向他说明：我们尽力而为，毕竟瞬息万变。

接下来的两天，也没什么心思“干革命”了。广州的革命干完啦，一份儿传单，掀起了轩然大波，红革、红造互不相让，我本也插不上手啦？总司令的“专用面包车”载着我们，四处游玩、转悠，倒也悠哉悠哉，不觉辛苦。

大致有这么几项，令人难忘，回味：

1、香蕉和菠萝。香蕉好的一毛五一斤，菠萝两毛一斤。我们由于吃住行一份不花，算是有钱人啦，所以香蕉、菠萝吃了个够。这两样儿，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自小到大基本上没吃过！开始吃菠萝，还弄出个大笑话。原来，菠萝切碎以后，必须撒些盐，才好吃、有味道，若不撒盐，吃完了，舌头又麻、又涩、还火辣辣的疼，麻木的收不回去了。

2、广州餐馆也算领教了，大家都喜欢吃粤菜，尤其是我，爱吃甜的，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广州菜都带点儿甜味儿，挺好吃。就连酱油，也微微发甜，比北方酱油好吃多了。又一次，我们几个嫌餐馆儿菜太贵，每人只叫了两碗米饭，二分钱一碗，愣是把餐馆儿好几个桌子上德酱油吃个净光！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一说起米饭就酱油来，大家都哈哈大笑、喜不自胜！觉得真是占了大便宜啦！那股子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当时可是把餐馆儿老板气得够呛，不过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它能怎样？

3、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元里抗英展览馆也都去了。农讲所还行，不过也没什么，是一座早年的官府“学宫”，明朝建立、清朝改建过，如果从古代建筑讲，小菜一碟儿，比我们在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府右街的“北京图书馆”差远去了，不过红墙黄瓦、几个“大殿”，两三个拱桥、石门、石牌坊而已。不过由于毛泽东在这当过一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因而名声大噪。展览柜里有当年用过的教材、不少“革命先烈”的手迹等等。当时我们怀着崇敬、激动的心情，浏览了一番，而且，参观过程中，大家神情肃穆、表情庄严，尤其我，一改嘻皮笑脸的本色。十分正经。

4、三元里抗英基地，三元里是广州城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841年5月，英军在三元里附近驻扎。由于有英国士兵到三元里抢劫财物、强暴妇女。一个村民之妻被调戏，激起当地民众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乡村的一万多民众组织结集起来，向英军围攻袭击。民众手持大刀、长矛等传统兵器，重重围困印度军，英军，两小时之后，印度军才撤回了英军阵地四方炮台。而民众不依不饶，包围了四方炮台。

了解到情况后，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英军主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当地官员对英军的实力有比较清醒的了解，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也担上了"卖国贼"的恶名。

两天之后的半夜，四下无人，我们几个在红革战士的簇拥、保卫下，悄悄离开学校，直奔火车站，几个红革战士，一直把我们送进站台、直至开车，方才离去。站台上，互相告别，战友分别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于还有一个漂亮女兵，偷偷的抹了几滴眼泪……此番一别离，何日再相逢？也别说，后来还真的见到了，那是在几个月之后，各地红卫兵到北京参加“接见”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北京，去“东北”串联了，单平没去东北，这小子捡了个大便宜，和那位广州女兵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要是我在，哪儿有他的份儿啊？

正是：虎归山林龙入海，雄风再起水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