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会的巨大成功,使我们几个水涨船高,备受欢迎。会后,好几个学校的“红革派”也邀请我们前去宣讲。甚至还有大工厂、大企业的造反派代表,也闻风而至。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功,我们“全无敌”战斗队,不得不召开临时会议,讨论该如何应对。会上七嘴八舌,怎么说的都有,单平主张先去工厂、企业,这小子大概“造基层党支部、党总支的反”造上瘾了;张玉龙、刘志良主张去学校;许剑先,武装部长,话不多,和我关系最铁,很多问题上,看我的眼色行事。会议最后,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1、哪个学校都有两个以上的派别,我们大概无意中支持了“偏于保皇”的这一派。 2、企业、工厂,造反刚刚开始,造反派当然需要我们去鼓动、宣传。 3、《正告、劝告、提醒北京红卫兵》的传单,有可能成为工具,被人利用。虽然我们写的时候,完全出于对革命造反事业的忠心。 会议决定:工厂、企业可以由单平先去,摸摸底;其它学校,看看再说,由刘志良负责,去学校中的另一派,也就是“红造”了解一下情况。 其实,除单平外,我们最关心的一是红革中,那些漂亮的女红卫兵们,她们的热情深深打动了我们,二是,抓紧时间,到广州的“旅游胜地”看看,像什么“三元里”、“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等。不过这东西不好在会上直说。 会后大家开玩笑,什么总司令秘书最好看啦、某某梳辫子的女同学杏眼迷人啦、留短发的女生光着脚丫穿草鞋特别致啦,等等,我和张玉龙为哪个女生最漂亮吵得不可开交,他愣说我眼光不行,没品位、太低俗!明明女生光脚穿草鞋挺好看,这怎么能叫“低俗”呢?(题外话:那时还没有凉鞋这种东西,看着新鲜也是理所当然,后来,这个习俗不知怎么传到了北京,我们学校,有一半儿女生穿起了草鞋!还有的干脆打赤脚。因为我校靠近农村,稻草有的是。甚至于还有个女同学,叫什么白若莉的,剃了个光头!学习老红军。) 没想到,这位“红革总司令”想得比我们还周到。当晚,来到我们宿舍,给了我们一份儿行程安排表。说是:第一天,去两个学校作报告;第二天,跟着他们去广州“华侨新村”抄家;第三天,带我们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元里”抗英纪念地参观。原来,刘志良已经把要去参观的意向透露给他啦。 这一下,虽然是变生不测,却也令我们十分感动,毕竟什么车钱、饭钱全省了,坐车旅游外加漂亮“女兵”导游!总司令派他的秘书(那时不叫秘书,叫亲密战友)还有另两个女兵跟着我们,说是有个照应。其实,后来想想,这相当于把我们“软禁”了,唯恐我们再去支持其他派别的组织。不过当时可没想那么多,只觉得一帆风顺、春风得意。 去另两个学校演讲、宣传不必细说,大同小异。说得是第二天的“抄家”。 我们虽是北京最早期的“红卫兵”,抄家、打人这类事情我们“战斗队”还真没干过,只是听说。这一次有个机会,我们也想见识见识,开开眼,怎么抄?抄什么? 当天上午,两辆面包货车,载着我们几个还有几个学校的红革战士,直奔广州“华侨新村”。路上,红革的“作战部长”陆陆续续的向我们介绍情况:华侨新村乃是广州市专门为归国华侨建造的居民区,那些华侨大多是外国资本家,间谍、特务肯定少不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待若上宾,与国外资本家沆瀣一气,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反动、最大恶极,早就应该彻底打倒、砸烂。 接着他辩解道,本来“红革”也有到“华侨新村”造反的意图,但是初期广州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保皇派”下发文件,禁止“骚扰”华侨新村。红革派多数是干部子女,就没有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不料“红造”一起来,头一个大动作就是“查抄”华侨新村,引起了不小震动。不过中央明确表态,人民日报发文,支持“红卫兵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把抄家说成“破四旧”、“铲除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这一下“红造”声威大震,大有势不可挡之势。“红革”傻了眼啦,只好也跟着“抄家”,我们这次去华侨新村抄家,就是为了表示我们“红革”派的立场也是很坚定的,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造反到底的。 •您看,其实后来社会上的“打、砸、抢”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这就叫做“上下互动、齐心造反、打烂旧世界,壮志冲云天”! 车到了华侨新村,放眼一望,哇!好一派人间仙境,绚丽风光。 那华侨新村乃是市政府为“归国华侨”、“海外侨胞”精心打造,成片的精美小楼、高级别墅,树木成荫、花草成行,道路整洁。各色各样的、不同风格的建筑,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一看就是有钱人的天下!我们几个在北京,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住宅区域。当时都傻了眼啦,只觉得眼睛不够用,看着什么都新鲜。 汽车在华丽、优美的小区中,七拐八拐,来到了一个大型别墅门前。大型别墅什么样儿?诸位如果在网上见到过销售高档别墅的广告,那就好办了,就是那种。只有比广告上的更漂亮。 当下,几个人下了车,直奔别墅大门而去……结果甚是失望。 正是:希望变失望,劝君莫惆怅。 ********** 为什么大失所望呢?原来,被抄的这一家,早已被“红造”抄得干干净净,值钱的东西没有了。显而易见,房间里所有的家具、摆设都被移动、检查过,凌乱不堪。花瓶倒在不在原位的桌子上,瓶中的鲜花早已枯萎,令落的残枝败叶散落下来,带着无奈的悲哀。墙上的几幅精美的镜框中,空空如也,画儿被抄走了,抄家的“红造”小将们不屑镜框。镜框斜挂在墙上,被只剩下一颗的钉子,孤零零的悬挂在客厅中抢眼的墙面上,有的干脆掉在地上,玻璃摔得粉碎,这由虽经打扫,却仍留下的几片碎玻璃上可以看得出来。 偌大房间的一面,有个几乎占满一面墙的透明玻璃柜,里面大大小小的分成几十个隔断,刘志良小声在我耳边说:“眼儿王,那是“礼品柜”,里面原来的宝贝肯定少不了……”(我外号儿不是叫四眼儿王吗?叫着方便,连四字都去掉了)。从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一种家具叫做“礼品柜”!当然,也是空的。 看起来房间是几天以前被抄的,虽经打扫、整理,仍然凌乱不堪,没有人会精心整理、打扫被抄的房间,抄都抄了,还打扫个屁。 大厅通向里间的门廊旁边,悠闲的站着一个抱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不断的嗑着瓜子儿,斜倚在门框上,冷眼看着我们,毫不在乎,目光里流露的分明是万分的轻蔑和嘲讽。我只和她对了一眼,只觉得透体冰凉,冰凉、心寒不已。怎么说呢? 这位夫人一看就是有钱人嫁的尊贵夫人,虽然姿势不雅,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高高在上、不容侵犯的气质。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眼前发生的一切,对她几乎毫无影响,司空见惯、宛若天仙。好像在欣赏一幕“滑稽的小丑剧”。我们几个当然就是“小丑”啦。不只是我,其他几个人也觉得浑身不自在,只好装模作样的在屋里“巡视”一番,匆匆忙忙,仓皇逃窜。 出来以后,张玉龙说:“眼儿王,你看那位太太,好像毫不在乎诶,指不定家里多有钱呢!”,许先力,平时不多说话,插了一句:“别是红造这帮家伙抄错了吧,这可不像是万恶的资本家。”单平也搭茬儿道:“孤儿寡母,怪可怜的。”……刘志良说:“不行,眼儿王,依我看,这个“红造”有问题,咱们也别去调查他们了,就冲这种抄法儿,这帮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 诸位,我事先说了,我们这次“抄家”只是跟着“红革”,象征性的抄一抄,无非为了表现一下“红革”也是坚定的“造反派”。总的分析下来,综合几个人意见,我认为,我们支持“红革”还是对的。 通过这次“抄家行动”,回来以后的“工作会议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 1、“红造”的抄家是错误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任意性,他们的“造反”带有胡作非为的性质; 2、继续支持“红革”,对“造反”行动中出现的逆流和偏差坚决抵制,防止阶级敌人,以“造反”的名义,破坏革命、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3、“红造”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受到了“北京串联红卫兵”的影响,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怎么办呢,在“红革”总司令主持下,召开了“红革”与“北京串联兵”的联席会议。经过研讨和争辩之后,达成了一个一致“决议”。(因为我们与“红革”之间也有一些分歧:比如我们认为,红革干部子女居多,偏于“保皇”等等)。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北京出来串联的红卫兵,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外地在“接待、欢迎北京红卫兵的时候,需要加以甄别、考察,避免革命走向错误的方向。这样一来,我们写好的传单《提醒、劝告、正告北京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就成了重头戏! 会后,“红革”开动使用了所有的“油印机”、蜡纸、各色彩纸、白纸,连我们几个在内,包括“红革”的技术人员,忙了足有一两天,印出了大批传单,何止上万份儿!由大批的“红革”战士,分批到火车站、码头甚至机场、学校附近、各招待所、接待站广为散发。当然,散发传单的人员安排、细则都是“红革”一手操办。和我们一起工作的“红革”战士,不乏漂亮女兵: 一身戎装、艳力四射、杏眼横飞、玉臂婀娜、莺声燕语、娇气袭人。革命工作干起来,那是相当的愉快。 “红革”总司令更是厉害,居然联络了一家小型“印刷厂”,要把传单成批、大量地印刷出来,说是现有的资源有限,传单数量供不应求。既然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我们几个,主要是我和单平,重新对原稿连夜进行加工、修改、润色,当然要参考“红革总司令”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几经讨论,方才定稿儿。稿件的作者,拒“红革总司令”交代,必须用我们“北京红卫兵”的名义。因为那样,才会有影响力。 我们几个讨论了好久,怎么呢?用真名儿肯定不好,况且,稿件是集体创作的,写太多的人名不合适。所以得取个“笔名”。诸位,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使用“笔名”,大家心情还挺激动。一开始,我提出一个“剑良平龙”,分别取四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我是司令,就免啦,显得我胸怀大度。但是,单平说:“不行,这好像的日本人的名字,穿出去让人家笑话。”其他几个人也不同意,说是没有革命气概”……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的名字是“平江龙”,前面加上“全无敌”,全名就是:“北京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平江龙。” 原因呢,我的名字里面有个带三点水的字,江就代表我,平当然是指单平。至于龙字,有一半儿是因为张玉龙,另外也是为了加大名字的气势和感染力。没想到,因为此一番“折腾”,这份儿传单最后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西南边陲、苏杭二州!弄到最后“全无敌”战斗队成了北京反革命黑组织,平江龙成了反革命组织的幕后黑手。这是后话。 正是:是非黑白难分清,有理无理神自明。 ********** 《提醒、劝告、正告北京串联兵》的传单一出,影响还真不小。怎么说呢?当时的广州,“红造”刚刚兴起,“红革”日益败落,随着“党中央”越来越“支持造反”,各工矿企业也闻风而动,各类“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地冒头儿,四处开花,“造反”的声势越来越大。当时的“红造”人虽少,但势头很大。 “红革”派,把我们的“传单”既当作进攻武器、又当作挡箭牌。据说,不少“红革”战士,居然拿着我们的“传单”,在车站阻止“北京串联兵”出站,让他们回去,就地闹革命……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传单后来流传到全国很多地方,起的就是这方面的作用。 这一下,“红造”不干啦,组织大大小小的“誓师大会”、“批判大会”,宣称:“要把无产阶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把北京来的反革命黑后台“全无敌”、“平江龙”揪出来,彻底打垮、批臭!”等标语铺天盖地。 说到这份儿“传单”,其影响后来又有所变化。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形势大变,“中央”真的发文,说是要“停止大串联”、“就地闹革命”,说是“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对当地情况不了解或了解的不够深入,不宜介入当地的造反革命运动,应该迅速返回本地,就地闹革命……”云云。居然跟我们“传单”的内容大同小异,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的“传单”在社会上流传了好长时间,半年之后,我在武汉,还见到这份儿“传单”,用来劝说“北京红卫兵”返回原地! 真所谓“造化弄人”,“天命难违”。看起来,中国人基本上不是人,不过是饱受“中央”玩弄的性工具,想怎么玩儿怎么玩儿!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扯远了, 回到广州,没过几天,我们已经成了“红造”深挖、狠批的对象。据学校“红革”派的战士说,校门口有不少“红造”的奸细、暗探,只要我们一出门,人身安全堪虞。吓得我们几个,躲在“红革”司令部,不敢出门!几个人不免互相埋怨。尤其单平,话最多,什么“他早就看出红革偏于保皇啊”、“红造人虽少,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啊”等等等等,没完没了的叨叨。我心中也难免有些后悔:“都是这些个漂亮的女红卫兵,特别是那个光脚穿草鞋的女兵,弄得我心烦意乱!这下好啦,这不是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了吗?”、“看起来,真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刘志良、张玉龙也有类似的意思。一时间,愁云密布,不知如何是好。倒是许剑先,不愧作战部长:“算啦,扯这些没用的干什么?说说下一步怎么办吧!” 许剑先一语,惊醒了我这“梦中人”,我是谁呀?司令啊,当即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人,到别处去,重打鼓、另开张,继续干革命!广州啊,拜拜啦。”这一来,大家如梦方醒,一致同意。张玉龙尤其高兴:“说起来,咱们也不亏,在广州革命了一个多星期,一分没花!咱们是只赚不赔。”,单平来了劲儿了,自吹他还弄了两双草鞋!我赶忙要过来一双,穿在脚上试了试,还挺合适,不禁又想起了那个光脚穿草鞋的漂亮女兵,竟有些依依不舍。 晚间工作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决定: 1、明后两天,按照红革总司令的安排,去广州三元里抗英基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 2、责成刘志良、张玉龙打听、预定广州到衡阳的火车票,从衡阳中转,准备去伟大祖国的西南首都:重庆。 3、一切行动计划保密,到时候,留下告别信,溜之乎也。 为什么去重庆呢?这里面有个原因:原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个重庆“江北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是个高干子女,江北中学,离兵工厂不远,是“兵工厂的子弟学校。这位红卫兵初期创始人通过关系,找到我们,大侃特侃重庆的造反形势。那家伙,一看就是个天生的演说家、革命家,口如悬河、舌似利剑,煽动性极强。当时说得我们心旌动摇,跃跃欲试。趁此机会,到重庆会一会革命战友,也冲一冲我们的一身晦气。 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 ********** 刘志良与张玉龙把广州到达重庆的火车票搞到了手。后天半夜出发。当时的火车,像北京、广州这样的“大站”、始发、终点站,车次的安排都有这个特点:夜间发车,到站的车,尽量安排到白天,易于乘客出行。不过车到衡阳,要“中转签字”。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中转签字”:就是说,列车到衡阳,要下车,票上盖章以后,转乘另一列火车。衡阳刚好是湖南的一个“东西、南北”走向的铁路交通枢纽。 这俩家伙,本事儿不小,当然,有红革总司令的协助,什么事儿都好办。总司令和我们谈的条件是:那时候,主席不是要分批、分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吗?总司令要求我们,用我们在北京的“关系”,帮他们找一个好的“地点”,比如尽量靠近天安门,甚至灰、红观礼台等等,当然,上天安门城楼那是别想啦,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我们自然是一口答应,不过向他说明:我们尽力而为,毕竟瞬息万变。 接下来的两天,也没什么心思“干革命”了。广州的革命干完啦,一份儿传单,掀起了轩然大波,红革、红造互不相让,我本也插不上手啦?总司令的“专用面包车”载着我们,四处游玩、转悠,倒也悠哉悠哉,不觉辛苦。 大致有这么几项,令人难忘,回味: 1、香蕉和菠萝。香蕉好的一毛五一斤,菠萝两毛一斤。我们由于吃住行一份不花,算是有钱人啦,所以香蕉、菠萝吃了个够。这两样儿,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自小到大基本上没吃过!开始吃菠萝,还弄出个大笑话。原来,菠萝切碎以后,必须撒些盐,才好吃、有味道,若不撒盐,吃完了,舌头又麻、又涩、还火辣辣的疼,麻木的收不回去了。 2、广州餐馆也算领教了,大家都喜欢吃粤菜,尤其是我,爱吃甜的,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广州菜都带点儿甜味儿,挺好吃。就连酱油,也微微发甜,比北方酱油好吃多了。又一次,我们几个嫌餐馆儿菜太贵,每人只叫了两碗米饭,二分钱一碗,愣是把餐馆儿好几个桌子上德酱油吃个净光!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一说起米饭就酱油来,大家都哈哈大笑、喜不自胜!觉得真是占了大便宜啦!那股子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当时可是把餐馆儿老板气得够呛,不过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它能怎样? 3、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元里抗英展览馆也都去了。农讲所还行,不过也没什么,是一座早年的官府“学宫”,明朝建立、清朝改建过,如果从古代建筑讲,小菜一碟儿,比我们在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府右街的“北京图书馆”差远去了,不过红墙黄瓦、几个“大殿”,两三个拱桥、石门、石牌坊而已。不过由于毛泽东在这当过一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因而名声大噪。展览柜里有当年用过的教材、不少“革命先烈”的手迹等等。当时我们怀着崇敬、激动的心情,浏览了一番,而且,参观过程中,大家神情肃穆、表情庄严,尤其我,一改嘻皮笑脸的本色。十分正经。 4、三元里抗英基地,三元里是广州城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841年5月,英军在三元里附近驻扎。由于有英国士兵到三元里抢劫财物、强暴妇女。一个村民之妻被调戏,激起当地民众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乡村的一万多民众组织结集起来,向英军围攻袭击。民众手持大刀、长矛等传统兵器,重重围困印度军,英军,两小时之后,印度军才撤回了英军阵地四方炮台。而民众不依不饶,包围了四方炮台。 了解到情况后,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英军主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当地官员对英军的实力有比较清醒的了解,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也担上了"卖国贼"的恶名。 两天之后的半夜,四下无人,我们几个在红革战士的簇拥、保卫下,悄悄离开学校,直奔火车站,几个红革战士,一直把我们送进站台、直至开车,方才离去。站台上,互相告别,战友分别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于还有一个漂亮女兵,偷偷的抹了几滴眼泪……此番一别离,何日再相逢?也别说,后来还真的见到了,那是在几个月之后,各地红卫兵到北京参加“接见”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北京,去“东北”串联了,单平没去东北,这小子捡了个大便宜,和那位广州女兵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要是我在,哪儿有他的份儿啊? 正是:虎归山林龙入海,雄风再起水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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