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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台湾人李明哲被捕,对比中国法治现况 2017-03-29 21:25:38

以下转贴妖西(台湾实践哲学家):”中国特色的民主与法治,好威”


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在3月19日从澳门入境中国后失联,直到昨天,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才在记者会中表示,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所以正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有趣的是,记者会中有记者问马晓光,李明哲到底哪些具体行为危害国家安全?违反了中国的哪一条法律?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答说:「哪些方面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我想我们法律法规都有明确列举,我不是法律专家,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中国果然伟大,西方人发明的民主到了中国,变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西方人发明的「法治」,到了中国看来也具有十分特别,与众不同。


回看台湾,感到侥幸也感到庆幸。侥幸的是,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以商逼政,今天的台湾还没沦陷;庆幸的是,台湾虽然不理想,但至少还没差到那种地步。台湾的政治、司法固然问题很多,但我们的政府官员至少不会在像李明哲这样的案件召开记者会说明时,请记者自己回家查。


所谓法治,简单说就是政府依法治理,人民依法享权利、尽义务。所以,不管政府对其境内的人做了什么,都必须有法作为依据。这跟代表政府的发言人自己是不是法律专业无关,这是法治国家处理所有事情的基本原则。


今天马晓光作为对外的发言人,起码应该要告诉大家李明哲干了什么、违反了中国的哪一条哪一款法律,以此作为中国政府限制李明哲人身自由与对外通讯自由的依据。李明哲到底有没有干什么危害国安的事、有没有违反哪个法条、身为嫌犯该有的权利如找律师等是否得以行使….等,这些还是后话先不论。中国政府至少至少该告诉大家他依什么抓人押人,这是法治国的基本。


马晓光自己可能不知道,他昨天记者会的一席话,不但没有做到澄清,反而让世人再次清楚看到中国的反人权与反法治,也让台湾人对中国一厢情愿推动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更加难以信任。作为统战,这次的处理实在可以说相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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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被剥夺正当防卫权-于欢案评析 2017-03-27 00:32:41

以下转贴乔木(北京传媒学者):”刺杀辱母案,情理法政经”


根据公布的一审判决书,案情不复杂。11人的讨债团伙长时间控制于欢母子,百般辱骂、殴打,特别是用儿子的鞋捂母亲的嘴、将烟灰弹入母亲胸口。最过分的是其中一人露出下体,有没有和母亲脸部接触,说法不一,但当着被强摁住的儿子的面,对母亲的这种非人侮辱,事实存在。


当外边的人报了警,警察来了后调解说:「要账可以,但不要打人。」随后有说警察离开,有说警察在外边继续调查,但事实是警察此后不在现场。此前遭受了奇耻大辱并被控制的于欢,原以为警察来后能解困,在绝望之下,对围堵推搡的讨债者挥刀乱刺,刺中四人,其中施暴最厉害的一人自行就医,因失血过多死亡。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考虑到死者也有过错,一审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应该说判决多少有点自相矛盾。死者讨要利息远远高出法律保护的高利贷不说,单说限制自由,就有非法拘禁和强制猥亵妇女的犯罪嫌疑。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为了保护本人和他人的人身、财产不受伤害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而且于欢在警察不作为的前提下反抗,只针对的是那些直接对他们母子施暴、侮辱的人进行正当防卫,顶多是防卫过当,怎么能如此重判呢?


中国的正当防卫法律上有,但现实中很少认定,更多听说的是警察依法击毙,很少听说有谁依法正当防卫。法律上对正当防卫抽象肯定,执行中又具体否定,打击公民用正当防卫的方式,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是中国刑法和刑诉法适用中的一大痼疾。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小处来说,如果司法实践中具体肯定正当防卫,那么类似江西明经国打死拆自家房的乡长、及更多反抗强拆行动、对非法拘禁上访者的反抗,都有合法性,那还怎么「拆出一个新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稳定?体制不敢开一个反抗有理的先例。漠视公民权利者,永远不会支持正当防卫,因为那样他们会先被反抗。


此案在法律之外,由于涉及到伦理,争议和影响更大。侮辱、威胁自己的母亲,儿子该不该反抗?许多文章指出了国外、中国古代为了保护亲人,反抗、复仇的判例和事件,强调这种合乎伦理的抗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就连一贯强调政治稳定的官媒《人民日报》也发文「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响应伦理困局」,质问判决的合理性。网友更推而广之,不能保护亲生母亲,却天天号召保卫祖国母亲。一遇上什么不平事,不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


抛开法律和案情,此事又绕不开中国的政治经济乱象。因欠高利贷被黑社会人员限制人身自由,危害人身和人格尊严,于欢奋起反抗,表面是双方纠纷,顶多是警察渎职,但深层是政府限制民营企业通过正常渠道借贷,导致地下钱庄猖獗。对于高利贷引发的黑社会犯罪行为,政府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人民不得已自救,又从重惩罚,助长黑恶势力。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在整事件的因果链条中,看不出政府做对了什么。


好在舆论压力之下,山东公安、法院、最高检都表态重新调查。希望就这一是非情理清楚的个案给公众一个交代,而不是像雷洋案给一个胶带,限制舆论,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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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左右派区分及知识分子谈假问题 2017-03-22 19:40:26

以下转贴秦晖:”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在讨论假问题”


学者简介:秦晖,1953年12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研究生),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小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中国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


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

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


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

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


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


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


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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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韩闹剧是中国文化的无逻辑显现 2017-03-21 19:22:02

最近中国发生的萨德反韩大剧,虎头蛇尾,中国内外都大失分,里外不是人,让中国政府非常尴尬,习包子阿斗之名,又有人会拿出来说事,甚至还念起薄熙来都大有人在。


反正习包子有先见之明,习核心作实作稳了,无论内外怎失分,如何荒诞,甚至卖国当汉奸,还是一堆中国太监会捧习卵蛋,高呼万岁,甚至毛泽东祸国殃民,到现在还是拥戴者一堆,何频等人还希望习出来改革宪政中国,作千古明君历史留名,可能要失望了。


毛二世是习最后定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王道文化的必然结局。


明镜何频等人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毫无逻辑推理可言,只是一心向往中国宪政,就要往习包子身上套,毫不考虑习包子满脑子中国传统文化,孔孟奴役之术与无产专政理论,与毛泽东如出一辙,当然又红又专。


在这背景之下,习包子只当宪政只是个屁。.


特別註明:

一、小弟不完全反對中國文化,但是絕對反對中國文化裡面的醬缸、吃人的禮教等陋習、可恥的反文明行為及論述。中國文化存在數千年有其精華,但是也沉積更多的黑暗、垃圾,不清理一下,是無法在現代文明中站立的住的。


二、政治人物都是虛偽的,講一套做一套,習包子表面提倡中國文化,實際上在國際上、國內的作為,都是在破壞中國文化的名聲,打著紅旗反紅旗,糟透了。中國文化只是繼續被這些人糟蹋,破壞名聲,可悲。


以下轉貼许建荣(澳洲MONASH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博士,曾任台湾文化信息站站长):”中国的「王道文化」神奇逻辑”


读过国民党化历史教科书的人都非常熟悉「王道文化」这个词汇,对中国而言,因为「王道文化」,所以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都近悦远来。其实,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对中国而言,就是「只许我打你、不准你打我!」


2016年总统大选,蔡英文胜出,由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根本不存在的九二共识,中国便采取打压台湾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限缩来台湾的中国旅客。无独有偶,最近南韩要部署遏止北韩导弹攻击的萨德防卫系统,竟然引来中国的不悦,中国开始抵制同意美军安置萨德防卫系统的韩国乐天企业,并限缩前往南韩旅行的中国游客。


中国人认为这些打压台湾与南韩的措施合情合理又公平。然而,当美国要开罚中国企业时,中国却高喊「不公平」。


北韩在一连串的长程导弹试射遭到联合国制裁后,中国包含丹东鸿祥实业集团在内的多家企业与银行违反联合国制裁令与北韩贸易,甚至与提供北韩核武发展资金的光鲜银行关系密切。最近,中国中兴通讯也违法向北韩输出通讯设备,中国放任企业与北韩互通有无的一连串行径,引发美国不满,美国扬言制裁中国相关的企业与银行。对此,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萧千却表示:「对我们并不公平,这不是正确处理事情的方式。」


「只许我打你、不准你打我!」、「我可以制裁你,你不能制裁我!」这就是中国人的王道文化逻辑。


中国人的矛盾逻辑由来已久。例如,中国人为了反对民主制度,时常宣传民主没效率,民主国家都很乱。中国人向来不明白中国自己很矛盾;例如,中国人老是讲中国最伟大、美日最邪恶,台湾必须与中国统一;然而,中国人最想移居的国家却是美国、加拿大、澳洲与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媒体陆续捧红三名反美、具中国人美德的女学生马楠、刘亦婷与黄思路,然而,这三名爱国女学生却都嫁给美国人变成美国人,如今以美国身份自居。


再以台独议题为例,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支持台独。1936年7月,美国学者史诺(Edgar Snow)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时提到中国人民是否要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失地,毛泽东当时回答,热烈支持朝鲜和台湾争取独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鼓励「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


1941年6月,周恩来在〈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文章中表明支持其它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包括:朝鲜、台湾等等的民族独立运动。1945年,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刊载〈台湾等国留延党员致中共七大大会祝贺词〉,签发贺词的「台湾等国」包括台湾、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亚、荷印、缅甸等国;贺词中也明确提到中共长期支持包含台湾在内的东方各民族独立运动。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中共《解放日报》在3月8日发表专文「支持台湾独立」。


如今,中国人却强调反台独,声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并且「反对任何外国势力介入台湾问题」。中国也对全世界宣称一个中国原则,到处打压西藏、新疆等独立运动;可笑的是,如今中国却在幕后支持与煽动冲绳独立。对于中国「只许我打你、不准你打我」的双重标准,不要觉得意外,因为这就是中国的「王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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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习会的面子问题,习大伤神 2017-03-19 21:35:46

以下转贴杨天衡(时事评论员):”访美之行最难过面子关”


经美国官员放风,中国外交部才响应肯定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行正处磋商阶段,外界预期四月成事。习近平初见特朗普,舆论聚焦在北韩问题、南海问题、贸易问题,但叫中国的外交团队最头痛的却是接待问题。因为这次的对手不像奥巴马般君子,会对华使团的要求处处将就,他们要面对一个摆明要落人面的豪强,在两国谈判桌上拗手瓜之前,就誓要在镜头前以姿态分个高低。


各国领导人先后到访白宫,领教过特朗普恃势凌人,尤以日揆安倍晋三最为尴尬,长达19秒握手尽显难色,令到其后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访美重头戏落在握手之上。他被传媒拍到皱着眉头凝望特朗普伸出的「友谊之手」,尽显犹豫,幸好被放一马,一秒就松手。


特朗普身体语言多多,被人翻查到他与人握手的片段中皆力争强横,经常把对方拉近自己死不放手,也许是商人试探对方强弱的一个手段。但现贵为美国总统,他便更擅于利用这个举足轻重的姿势宣示主权。


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白宫,会见传媒时特朗普没有响应握手合照的要求,连默克尔的小声提醒也充耳不闻,双手合十结束了这次回面。用意很简单,就是要对方难看,藉此表达他对欧洲北约军费问题和德国难民开户政策的不满。若然换转座上客是习近平,他能否在这场姿态角力中不处下风将会成为焦点。中国人最看重面子,一旦镁光灯照射出领导人的窘态,后果将会是灾难性,民间的反美怒潮将会失控或被操控。


元首出访,中国最重视体面,去年访英时与英女王同坐马车成为一时佳话,亦有分析指是次安排是女王的妥协,是中强英弱的写照。事后,英女王在巡视时遇到一位外交官员,得悉对方负责接待中国访团,不禁冲口而出:

「Oh! Bad luck. They were very rude to the ambassador. (真倒霉!他们对使节很粗鲁。)」事件被大做文章,中国使节诸多无理要求一一被翻出来,包括要求房间衣柜髹上红色、移动房内摆设、要求更改菜单等等。是次访美,是粗鲁对粗鲁,无礼对无礼,但脸皮能比特朗普更厚吗?玻璃心能经得起考验?


特朗普倘能拿出尊重,中国也会还以薄面。双方协议在特朗普名下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歌(Mar-a-Lago)的私人俱乐部举行首次会晤,可能释出了最大善意。在镜头前做骚在所难免,但选择这个场合亦能反映中美关系趋稳的讯号。在这场政治扑克赛上,特朗普有种在twitter上肆意直斥其非,不过是抬高注码增添谈判力度,选择在私人别墅会面则有助双方放下戒心。


从习特会的前哨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中看见,特朗普虽说受够了北韩,但蒂勒森仅表明:「他与王毅都认同,朝鲜半岛局势已经去到紧迫危险的局面,要做一切可能的事防止冲突发生,双方同意要共同努力,令北韩愿意调整方向,不再发展核武。」话中态度平实,亦不见得美方对朝方针改变,可让中国的使节团队松一口气。


中美谈判,始于元首台型较量,只要不出现古巴总统劳尔挥动奥巴马软弱无力的手之情况,那之后的交易协商亦易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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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 2017-03-07 22:54:40

王丹专栏:”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开学第一场中国沙龙,我向在座的来自中国和台湾的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必须要做出的基本判断。同学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是权贵资本主义,有的说是专制社会,有的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的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性质。


在我看来,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不够准确。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或者说,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我看来,很难给出一个完整的正面的定性,因为各种社会性质的因素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各种定性都可以找到根据,也都无法概括全部。虽然我们无法正面给出一个完整的定性,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用负面排除的办法,来认识今天的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


这个负面排除的结果如下:

首先,说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肯定是不对的。从圣西门到傅立叶,从马克思到列宁,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的描述,都有财富平等作为核心内容;而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与社会主义均富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代,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原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政治权力的体系中,无产阶级要掌握绝对的权力。但是今天的中国,所谓的「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也就是工人,不仅不是社会领导力量,自己本身反到成了权贵集团的剥削对象,这样,怎么可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呢?当然不是。


其次,说今天的中国是资本主义也是不对的。不管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其核心内涵都是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绝不是只体现在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上,作为一种制度设计,资本主义还包括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也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部分。


而在今天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远远超过私营企业,仅仅凭这一点,说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根本就是笑话。这也是欧洲,美国和日本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根本原因。


另外,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包括宗教伦理在社会发展中对资本的制约作用,包括政治安排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制衡,而这些,在今天的中国,更几乎找不到任何踪迹。在这种情况下,说中国社会已经具备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中国既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它有点像四不像,什么因素都有一些,但是什么制度都说不上。


或许,这就是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的特点。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很多对中国的转型充满期待的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哪怕它是权贵资本主义。这样的错误判断导致的错误期待就是:既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就会遵循资本的逻辑,以理性和利益为标准制定国家发展计划;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民主的迫切诉求。


这个逻辑,就是很多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仍然寄希望于中国统治集团最终走向民主化的理论根据。不幸的是,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推论是错误的,中国强大了,但是并没有走向民主。而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他们之所以错误判断中国的发展,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上过于一厢情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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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也在怀念邓小平(不只中国有人纪念邓小平) 2017-03-01 18:21:54

目前因萨德系统部署,中国与南韩进入准断交阶段,这时候南韩人不免要怀念起邓小平时代,那时候的中国,宁愿与越南打一战,也要清楚地与美国等文明国家站在一起。


现在连越南都开始选举,清楚的迈进美国等文明国家队伍,中国反倒落后,渐渐与美国、南韩、日本、台湾等文明国家…渐行渐远,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强权、野蛮国家的名声。


目前因为特朗普特立独行、独断,中国领导人忍气吞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观感,反而变好,但是目前的中国与邓小平时代,中国与美国、日本、南韩….等文明国家,关系都在吃老本、倒退。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中国可能走回被迫闭关自守时代。毕竟毛泽东也不想中国闭关自守,而是本身意识形态与站队,被迫形成铁幕的一员,逐渐国困民穷。


邓小平虽然有64血案等问题,但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在国际上的站队,丝毫不含糊,这就是有名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不抢老大美国风采,美国也投桃报李,才有中国如今占美国便宜的经济好情势,创造双赢。如今??


南韩是一个指标,特朗普会好好运用南韩牌,这是一张好牌。


台湾牌打完,南韩牌上场,邓小平桥牌可打得不错,习近平牌技似乎差了点。


以下转贴郭灏(时事评论员):”与南韩「准断交」也是无可奈何”


谈起外交,中国百多年来也是交了不少「功课」的。晚清因锁国多年,不知当时国际大势及外交惯例,加上怯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与外国签订条约时屡屡吃亏;到了民初,却因内外交困而遭欺凌,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山东权益也要拱手让予日本,得出「弱国无外交」的惨痛教训;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取消在华特权,其实是用中国人的血换来的,若果中国败于日本,就算同盟国获得胜利,中国在外交上的谈判空间便会收窄不少。说到底,外交也是一个讲拳头讲牙力的玩意儿。


当然,今天中国已不是那个昔日的弱国,但即使不靠拳头,打经贸牌维护自身利益也很得心应手,挪威、蒙古等国早前尝过滋味,最终也不敢再乱碰中方的一些底线。如今对中国而言,最头痛的地方莫过于朝鲜半岛的两韩。北韩早已是国际上的「坏孩子」,屡射导弹搞核试,在美国眼中,只有中国这个「家长」才能制止,其总统特朗普早前也直言中国「若有心去做的话可轻易解决问题」。


可是中方有苦自己知,中朝关系已不是「抗美援朝」时那种血盟,加上北韩执意要成为拥核国,亦不留情面暗批中方迎合美国施制裁,加上金正男被暗杀事件给了美韩等国大造文章的机会,这些事把中国推到一个极尴尬的处境。


北韩搞核试,让南韩有借口在境内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一旦成事,中国大部分土地、北海舰队、以至北部战区都会处于其监控范围之内。南韩乐天集团近日就决定把旗下的星州高尔夫球场提供予军方,争取年内部署,内地有官媒随即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直指这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而且还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菲律宾等形成示范效应。文章又称这是中国第一次面临需要对南北韩同时进行「双重打压」的局面,扬言一旦萨德入韩,中国不排除与南韩「准断交」,强调「有必要让周边国家看到,自己的决心在哪里。」


的而且确,不只南韩,日本早前也有部署萨德的呼声了。说南韩部署萨德系统只为应对北韩,恐怕连三岁小孩也不相信,说到底,美国多年来在东海、南海与日菲等国兴风作浪,目的都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让南韩部署萨德,也只是贯彻这个策略而已。当年中共刚打赢内战,百废待兴,仍不惜耗尽人力物力「抗美援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让美国势力延伸到「家门口」;若中方现在容忍萨德入韩,那不是就等如让美国欺负到「家门口」吗?


故此,即使事态恶化至要与南韩「准断交」,也是无可奈何,中国也不可能在部署萨德一事上有甚么容让空间。中韩的贸易总额在二〇一一年超过二千亿美元,往后数字也相若,而根据一五年的数字,南韩还有四百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加上每年赴韩的中国游客以百万计,若果中韩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对南韩经贸而言也会造成一定打击,既然中国近年打经贸牌都奏效,为了保住自身利益,就真的要展示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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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系列-64开枪为何还要纪念邓小平? 2017-02-23 17:28:35

以下转贴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纪念邓小平的因由”


2017年2月19日,是邓小平去世二十周年,官方媒体对此反应并不强烈,纪念文章似乎没有。到目前为止,官方网站也很少有纪念邓小平的文章。倒是一些非官方的网站或者半官方的网站,还有微信公众号和自媒体却掀起了纪念邓小平文章的小高潮。这似乎在不断提醒人们,邓小平还没有走远,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在民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纪念邓小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邓小平的理论还没有过时。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制化,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否则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会被葬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开放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反对主席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对特权。对官员实行弹劾制。对领导实行限任制,防止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不要宣传个人。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防右主要是反「左」,「左」的东西危害大等。这些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第二,民间主张改革的呼声强烈。纪念邓小平说明人们支持改革,让改革不停滞,让改革不倒退,让改革不被既得利益挟持,让改革成为内在的动力而不是外在的压力,让改革来解决两极分化。也说明,人们不希望乱的心态。改革才会带来稳定,开放才会带来繁荣。政治稳定不是靠压制来解决的,而是靠改革来解决的。在发展中出现的社会动荡问题,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反应了人们对社会分化的担忧。现在富人和中产阶级跑路现象严重,持有移民心态的人越来越多。极左势力抬头,利用毛泽东反对邓小平,反对改革开放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官方对左派态度暧昧甚至纵容。越左越正确,越左越光荣,越左越强势。这种左是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产物,但也让富人和中产阶级感到恐惧。在历史上,凡是左的东西,都是针对富人去的,打土豪分田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消灭了土地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


第四,反腐败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直接红利。反腐败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治本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治本也要给民众带来直接红利。否则反腐败就会逐渐失去意义,就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减,人们就会从拥护反腐败到反对反腐败,或者站在一边看反腐败的热闹。


纪念邓小平,就要把邓小平具有历史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把政治改革改革理到日程上来,尤其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地说:


第一,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在第一位。改革开放靠的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放开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要由不搞争论变成搞争论,让思想和真理在争论中获得思想竞争的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事无止境,改革开放才能无止境。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要以限制公共权力为基本出发点。要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进行,不能让权力任性地脱离法治的轨道,在人治的轨道上畅通无阻。人治披上左的外衣,不断地扩张权力,使权力进入各个领域,让各个领域都失去的活力。公权力无限扩张就会让政治就无法进入现代文明、融入现代文明。社会就会因此失去活力。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要保障个人自由为归宿。经济、政治、社会都要保障个人自由。让良心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落到实处。让每一个人都能真正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公共权力不能强制个人去做违背个人自由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保障个人自由,而不是限治自由。个人自由只受法治的限制,而不能受公权力的任意限制和干涉。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被权力经济、权贵经济、官商经济、野蛮经济扭曲。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竞争价值必须捍卫。官员搞的GDP经济,无论打着政绩牌还是民族牌,都必须予以破除。让权力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权力是天生的特权派,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


第五,打破社会分层板结化,让人们自由流动,靠能力晋行,而不是靠特权晋升。特权主要是官本位的特权,打破特权,就要打破官本位,让官本位让位于机会本位。


纪念邓小平要继承邓小平的理论遗产,发展邓小平理论,超越邓小平理论。而不是挑邓小平理论的毛病,通过邓小平理论的毛病来反对邓小平,甚至通过毛泽东来反对邓小平,进而反对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否则就会犯大错误,犯了大错误不能改变,就会带来到历史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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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系列-韬光养晦得失盘点 2017-02-22 19:32:29

以下转贴吴戈(国际时事军事评论员):”放弃韬光养晦得失辨”


近日有人纪念邓小平,笔者正好想起邓在外交军事领域的核心遗产韬光养晦。自2013年起这一战略就被明确地放弃了,然而几年下来得失如何?且以最典型的试验场──南海问题分析一下。


中国在南海加强实际控制权是放弃韬光养晦的重要举动,目前看颇有成效,但其最终目的中国却从未清晰表达。推理一下不外两个方向,一是步步为营,条件成熟时全部武力夺取;二是以此为资本谈判真正的共同开发。


前一个或许成本可控,难度在于后果难料,但相比之下,后一个更不现实,因为中国共同开发的前提可是「主权属我」。现在中国正「攻城略地」,更不会放弃这点,但以此为前提的共同开发简直荒谬──既然其它声索国都承认是中国的领土,它们又有什么资格分一杯羹?难道只因为「侵占」的既成事实?若如此,中国的宽宏大量岂不也开了一个坏头:侵占领土只要名义上归还即可共享利益。


中国坚持是领土被侵占,应归还,等于事实上不承认主权有争议,也就消灭了谈判的空间。又不接受任何裁决,那就只剩下抢了。抢又不能大打,其实就是无解。


现在中国看似做了很多,但主要还是将江胡时期长期过于被动留下的「行使主权」空白一一填上,而且因为别无它法,这种填补用力很猛,不顾后果,其实也间接暴露了在主权声索中历史依据份量不够的隐忧。


在现实中,即使中国切实行使主权,也只及于现在控制的范围,这个范围在整个南沙并不大,但主要价值是在各礁群均打进「钉子」,巩固主权主张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这一局面显然也不是有利于共同开发的架势,倒是有使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效果。


在此基础上,主动出击在国内政治上的巨大收获还使中国明显转向(至少在国内)强烈灌输南海全部属于中国的观念,故意放纵社会在国际法上的无知。当然,官方又有意抑制武力全部收复的期望值,以免因不敢开战而被爱国人群抛弃。


这看起来很难,不过一个天然办法是引入对美国霸权的批判,由此官方甚至不需要对国民做出全部收复南海的承诺,却可以使很多人相信政府有此雄心,壮志未酬无非美国搅局。


广而言之,放弃「韬光养晦」已成现实,但在为何放弃和放弃后转向何种政策上,中国其实是胡涂的。放弃这一战略,公认的最大理由似乎一是中国(哪怕东方阵营已不存在)与西方间力量对比已「此消彼长」,二是「韬光养晦」使中国在现实利益上所失甚多。


然而现在看来,所谓此消彼长,哪些力量?中国的衡量标准原来就是GDP增速、财政收入、军费开支和军备进展之类,现实却证明主要靠这些要素支撑的强国不过外强中干;损失了哪些现实利益?原来主要体现为一些自己弄丢的小块领土,将它们一一列为核心利益,并非它们对中国当下的发展有多重要(比如海上石油资源以中国现在的水平和国际油价来说就是个笑话),而是政治需要,特别是国内政治的需要。


另一个现实利益无非是在美国霸权面前中国处处屈辱(比如人权被指责,被高技术禁运,因疯狂倾销而被世贸规则制裁,因南海政策而被「航行自由」和起诉),都不过是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下的主观产物。


两个前提有问题,放弃这一政策的合理性自然值得深思。放弃后转向何种政策,更是邓小平无法预见也主动放弃预见的,逻辑上可这样推理:在邓及其理论班子眼中,「韬光养晦」目的当然是抓紧机遇发展经济,实力强了什么都好说。退可使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进可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订,发挥大国作用,赢得普遍尊重,并靠实力实现更大现实利益。而且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实现的,相当于在制度竞赛中取得了胜利。


然而现在来看,邓的这个基本设想在物质上初步实现,却在精神和制度上全盘陷入矛盾。首先,中国物质财富的积累全靠学习和融入西方,但由于一党之利不可能松动,以及极左意识形态在党内最终上位,中国在精神和制度上与西方进入全面对抗。可笑的是,这种对抗的资本仍是那点物质财富,现在已进入挥霍的状态,人民从中获利极少,形成巨大的讽刺。


其次,虽然放弃「韬光养晦」后的新口号是低调的「有所作为」,实际操作上却进入了全面贬低西方制度,拒绝任何非物质层面的学习,全面迷信和退向极左意识形态,同时在国际上自不量力地与西方处处挑衅,完全是争夺世界领袖地位的架势,唯一区别是放弃了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的旧方式。


这样的结果,自然也使放弃「韬光养晦」不光不是时候,还将彻底输掉长期「韬光养晦」已经获得的财富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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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逝世20周年功过评说 2017-02-19 18:48:04

以下转贴乔木(北京传媒学者):”邓小平逝世20周年的纪念”


 2月19日,是邓小平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日。官方一般是逢五逢十周年,纪念领导诞辰,很少纪念忌日。在2014年邓诞辰110周年时,官方已通过集会、讲话、出版、电视剧等各种形式,予以隆重纪念。此次主要是民间发文、媒体专题的自选动作。 即使是自选动作,也有默认的规定。别说邓才逝世20年,就是已经去世40多年的毛泽东,现在也很难评论。


本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上,已彻底否定了毛发动的文革,对毛也是三七开,承认有三分过。既然有过,就可以说,何况毛已是历史人物。但由于这几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无论是文革还是毛,都很难说。各地都发生拥毛、崇毛群众对不同观点人的围攻、批斗。官方对前者放任,对后者予以行政和纪律的处罚。 邓由于离得近,现在的政治基础、政策框架、乃至人事安排,基本上还是他的时代的延续。


邓的伟大功劳是确认的,比如结束毛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开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如恢复高考,搞股票市场,至少在形式上,带头废除从苏联到各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比如提出一国两制,解决了香港的和平回归,尽管现在遗留的问题在显现,而台湾的问题更为复杂。 官方对邓的评价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这实际上是邓本人晚年退职前的一个自我总结。


严格来说,邓和毛年龄相仿,又是战友、同事,应该算是一代人。当然作为两代领导来区分,强调作用和政策的不同,也完全成立。只是第几代的说法,到了江的第三代以后就不再说。因为领导通常都是第几任、第几届这样明确的说法,很少用第几代这样的模糊的概念。毛后的华国锋几年怎厶叫?一代到底是多少年?毛、邓、江三代的年限并不一样,而且一直这厶下去,既数不清,又怎厶和秦始皇、二世、三世以来历朝历代做性质完全不同的区别,毕竟早已是共和时代。核心的说法,到了胡时代也不再提,但现在重提,这就是政治变化。 


邓还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提法。邓闻名于世的是两论:「摸」论和「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说明没有甚厶预先设计;「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更是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如果一定要说他是「总设计师」,说明还有其它设计师,比如曾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总理和总书记的都任过的赵紫阳,就不好说了。 毛在晚年自我总结是「两搞」,搞了武装斗争,建立政权,把蒋赶到了台湾;搞了文革,将来不知道怎厶评价。


如果照此概括,邓可以说是「三开」。


 首先是开放。某种意义上开放比改革更为重要,中国历朝历代从来不缺改革、变法、新政,就是现在也在喊改革。但改革更多是体制内部、自上而下、限于经济和管理领域的,而开放则是全社会的。一旦国门打开,一旦观念上开放,就有比较,就有方向,就有从经济到政治不可阻挡的潮流。


 其次是开抢。邓小平搞经济改革,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由于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权力的产生和行使难以监督,伴送着经济改革,从最初的「官倒」、以权谋私,到愈演愈烈的政商勾结、贪污腐败。总的社会财富由于改革开放大大增加,但分配愈来愈集中、不公。权贵家族通过占用权力、资本运作和垄断国企等公共资源,公然抢钱。 


最后是开枪,89年的事件,不讨论。邓建功立业,但重大问题仍用枪解决,权力的继承、监督、腐败,仍走不出历朝历代的局限。现在的进步,离不开邓的创制。现在的腐败等深层问题,恐怕也根源于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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