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宣傳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範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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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改革派如何幹掉了黨主席為首的保守派 文：格致夫 華國鋒成功接班後，“兩個凡是”迅速成為由最高領導人“罩着”的保守派極左理論禁區。“凡是”派不僅把毛澤東的每一句話作為真理，而且作為真理的標準。所以，抓住真理的標準這個命題，也就捉住了“兩個凡是”的要害！
胡耀邦先生另一件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的政治傑作，是早在上任中組部部長之初，就冒着極大風險拍板公開發表那篇突破極左理論禁區的著名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二）極左理論禁區是如何被突破的？
一篇重磅檄文在精心準備中
“兩個凡是”以中央權威昭告天下之後，南京大學哲學系一位講師胡福明意識到，他抓住了批判文革錯誤路線的靶子。但“兩個凡是”是“兩報一刊”社論的主旨，顯然也就是中央的方針。他不能去批社論，更不能反中央。於是，這位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哲學研究班的哲思人士費盡心思，用迂迴的筆觸寫了篇理論性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幾番修改後，於1977年9月初投稿《光明日報》，寄給該報編輯、哲學組組長王強華。這位編輯是學法律出身，已在光明日報社工作20餘年。王在一次會議上結識胡福明，發現他對一些問題有獨到見解，便約他為《光明日報》“哲學”副刊寫文章。 雖然早在1977年5月，鄧小平與王震、鄧力群私下談話時，就曾直言不諱地抨擊過“兩個凡是”，但要在報刊上公開點名挑戰這一極左主張還是行不通的。“兩個凡是”畢竟是“英明領袖”華國鋒的主張！ 胡福明的文章寄出4個月無任何消息。直到1978年1月下旬才收到王強華回信，還附了兩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這表明編輯部要採用該文。王強華在信中說：由於他出差，《光明日報》另一位編輯代收了胡福明的稿子。那位編輯覺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雖提出了一個嶄新論題，但文章引文和解釋過於冗長，決定不用。王強華歸來，看了該文後認為，文中雖然理論講得太多，但觀點切中時弊，修改後可用。 王強華又請光明日報社主管理論部的領導馬沛文仔細看了胡福明的來稿。他敏銳地意識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早有定論，胡文在理論上並沒有太多創見，其貢獻在於精心選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角度批判“兩個凡是”，因而擊中了要害，對政治鬥爭有很大現實意義。
於是，編輯部對此文進行了修改，刪去冗長的引文及有關解釋，排出清樣。王強華在信中要求胡作進一步修改，爭取早日刊用。胡福明按要求修改後，寄回。 而就在胡福明找到批判“兩個凡是”突破口的時候，幾乎同時，北京也有人想到了這一點。北京這位是孫長江，當時在胡耀邦領導下的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工作。前篇已提及，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曾指出，編寫黨史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孫長江記住了胡耀邦這個觀點，也開始思索批判“兩個凡是”的最佳突破口。結果與胡福明不謀而合，不約而同都選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命題。這樣，在南京大學和北京中央黨校，胡福明和孫長江各自都在撰寫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
《人民日報》打響暗批“兩個凡是”的第一槍！
胡福明的文章在此後3個月裡，又在他與光明日報編輯部間進行了4、5個回合的反覆修改，足見該報之慎重。 而在此期間，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何匡和副主任汪子嵩，針對粉碎“四人幫”之後思想戰線上諸多撥亂反正話題，提倡寫“千字文”，即一題一文，要求說清道理，短小精悍，生動活潑。
何匡和汪子嵩出了一批題目，讓理論部的編輯們自由選擇。新調入人民日報社不久的編輯張德成拿到被選剩下的題目“標準只有一個”。據他本人講：花了幾天時間，才把文章寫出來。汪子嵩對該文作了許多修改，何匡也作了些修改。“這篇只有一千餘字的短文，事實上是當時理論部幾位同志的集體作品，主要由我執筆。”該文署名“張成”，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發表。
“張成”的文章一開頭，就毫不含糊地亮明觀點：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這個科學的結論，是人類經過幾千年的摸索和探討，才得到的。該文還着重談到毛澤東《實踐論》中的見解：毛主席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請注意！毛主席說的是“只能”，就是說，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除了社會實踐，不可能再有其他檢驗真理的標準。
這篇評論，雖然通篇沒提“兩個凡是”，而實際上就是挑戰這一極左主張。這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角度，暗批“兩個凡是”的第一篇文章。只是該文不是重磅長文，且發在《人民日報》非顯要位置，當時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但該文意味着，除了胡福明、孫長江之外，有更多人找到了批判“兩個凡是”的突破口。這預示着，之後在中國掀起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必然！
關鍵時刻《光明日報》來了楊西光 在“張成”的文章發表一周后，光明日報編輯部對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決定在4月11日該報“哲學”專刊第77期上發表，並已拼好大樣。 巧合的是，恰在此時，光明日報總編輯易人！新來的總編輯是楊西光，一位有多年經驗的老報人。楊曾任福建日報總編、上海解放日報總編等職。之後，他升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其當時的職位，只略低於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但文革中，當張春橋火箭般竄升為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時，楊西光則遭批鬥。在中央黨校復校、胡耀邦主持黨校工作之際，楊西光成為黨校首批學員，跟胡耀邦有了許多接觸。楊算是胡耀邦的“學生”。 1978年，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後，得知光明日報總編輯缺人，便建議調楊西光接任。據楊回憶，耀邦同志說，北京四大報刊，二比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積極揭批“四人幫”，推動撥亂反正的；《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是執行“兩個凡是”的。現在要你去《光明日報》，就是要把二比二變成三比一！ 楊西光剛剛赴任光明日報，馬沛文就把準備發表的第77期“哲學”專刊大樣送他審閱。楊作為有多年經驗的總編，一眼就看出，胡福明的文章是一篇批判“兩個凡是”的力作。他當即決定：把該文從“哲學”專刊上撤下，他要把此文放在《光明日報》頭版推出！ 同時，他提出更高要求：該文還要作大的修改。文章不能局限於理論問題，應從現實思想鬥爭的需要出發，要貫穿反對“兩個凡是”，加強針對性和戰鬥性。 碰巧，此時作者胡福明因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來到北京。更巧的是，恰在此時，有人告訴楊西光，中央黨校有位孫長江也在寫同一命題的文章！ 這“三巧”湊在一起——楊西光上任光明日報老總、胡福明來到北京、楊西光獲知孫長江在寫同題文章，促使事情發生重要變化。4月11日，《光明日報》“哲學”專刊沒有發表胡福明的文章。兩天后的晚上，五位核心人物聚集到光明日報總編輯辦公室進行討論。這五位是：光明日報新總編楊西光、南京大學的胡福明、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光明日報理論部負責人馬沛文、哲學組編輯王強華。 有楊西光掛帥，胡福明和孫長江兩位作者聯手，加上馬沛文和王強華參謀，匯成一個強大的寫作班子，足以合力“攻堅”。楊西光作為總編輯，視野更老道。正如馬沛文接受採訪時所說，當時他雖然也知道要批判“兩個凡是”，但並不知道背後的那些高層鬥爭。楊西光則不同，他站得比他高，也比作者高。 在此關鍵時刻，《光明日報》有人反對發表這篇文章。反對者認為，發表此文，將使《光明日報》“與中央處於對立的地位”！楊西光排除干擾，決意發表。
胡福明回憶當時在北京對文章進行修改的情形：白天參加哲學討論會，晚上則修改這篇文章。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報通訊員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後的小樣送來。這樣往返了三四次。胡福明修改稿清樣，到了楊西光手中。在這位總編看來，該文應是摧毀“兩個凡是”的一發重磅炮彈，所以，對其寄予厚望，要求也很高。
胡耀邦一錘定音發檄文 在結束全國哲學討論會後，胡福明被接到了光明日報招待所。楊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換意見。這位總編還向胡福明“透底”：“這篇文章要請胡耀邦同志審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黨校成立了理論研究室，辦了個內部刊物，叫《理論動態》。發表在《理論動態》的文章，都要經過胡耀邦同志審閱批准。所以，我們這篇文章要交給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修改，請胡耀邦同志審閱，先在《理論動態》發表，《光明日報》第二天就公開發表。” 因為楊總編把該文看得非比尋常，他反覆審閱胡福明修改稿小樣，又請馬沛文和王強華對胡福明的稿子進行進一步修改，並於4月20日排出新的小樣。 在這次修改中，馬沛文在文章中加了一段極為重要的話，用“影射”的手法批判“兩個凡是”。他借馬恩對《共產黨宣言》進行重要修改一事，加以發揮道：馬克思、恩格斯對《宣言》的態度，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發。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學說一開頭就是完美的，絕沒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絕對真理”，而始終用辯證法觀點嚴肅地看待自己的學說，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他們並不認為凡是自己講過的話都是真理，也不認為凡是自己的結論都要維護。 楊西光把小樣派人送給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理論動態》負責人吳江，徵求意見。吳江有深厚的理論功底，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系主任、《紅旗》雜誌編委。此後幾天，幾位主要參與者繼續討論4月20日的小樣，並進行了許多修改。楊西光反覆斟酌馬沛文加的那段話，還是決定“忍痛割愛”！“兩個凡是”畢竟是“英明領袖”的話，不便如此直言不諱地點穿。雖然該文就是為批判“兩個凡是”而寫，但還是要講究策略。
經再次修改，楊西光吩咐把新小樣送中央黨校，再請吳江、孫長江提意見。這時，吳江向孫長江提出一個重要建議：把孫長江寫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因為兩篇文章都是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如把各自優點合在一起，以加強文章份量。孫長江同意，楊西光也認為這個意見很好。 由於胡福明已回南京，楊西光請孫長江動手，以胡福明的文章為基礎，進行一次大修改，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孫長江說，加上“唯一”兩字極為重要。強調“唯一”，那就是說，除了實踐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檢驗真理的標準。也就是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孫強調，“唯一”兩字是文章的靈魂，加上“唯一”，使文章提高了一個層次。 該文發表後，汪東興果然對“唯一”兩字興師問罪，認為這是“砍旗”！但孫長江找出毛澤東的一段指示，其中有一句：“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凡是派這才沒話說。 孫長江對稿子作了不少刪改，約一多半段落重寫，對真理和社會實踐作了定義式的簡明界說，使邏輯、文字敘述以及定論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確；文章又加了毛澤東修改自己文章中個別提法的例子，使論據更充分。文章最後一段寫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對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並指出共產黨人要有責任心和膽略，要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這就使針對性明顯加強。 胡福明也認為：孫長江老師下了很大力氣，對該文作了多處修改。胡福明之所以稱孫長江為老師，這裡還有一個巧合：胡福明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時，孫長江是該校哲學系教師，曾給胡福明教過課，兩人確有師生關係。 最終定稿的這篇檄文交由中央黨校於1978年5月10日在其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先行發表。對此，讀者難免有疑問：《光明日報》組織寫作的文章，為什麼要先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上發表呢？ 除了吳江和孫長江在中央黨校工作這個因素，更重要的是，楊西光深知此文非同小可，應該主動爭取思想開明的胡耀邦的指導和支持。當時，胡耀邦已升任中組部部長，跟《光明日報》沒有直接領導關係，也就無法以《光明日報》的名義將該文送胡耀邦審閱。但楊西光知道，在中央黨校《理論動態》上發表的文章，事先都要經胡耀邦審定。他當時雖為中組部長，但仍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於是，這位總編決定先將此文交《理論動態》發表，可以藉此聽取胡耀邦的意見！ 另一個令人不解之處是：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發表該文，明明本校的長江也是作者之一，卻在文末註明“《光明日報》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孫長江對此有個解釋。這樣加注，有當時不便明說的原因：這篇文章是批判“兩個凡是”的，而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理論動態》作為中央黨校的刊物有所不便，胡耀邦也有所不便。文末特地註明“《光明日報》供稿”，表示《理論動態》是轉載外稿！ 由於該文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文章在發表前照例送胡耀邦審閱。這樣，楊西光如願以償，爭取到了胡耀邦的支持！頭一回，胡耀邦在清樣上畫了一個圈，改了一個字和一些標點。這表示他同意發表。此文修改後，又送胡耀邦審閱。他看後說：“我認為這個稿子可以了。”他還提出兩點修改意見。這意味着胡耀邦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後拍板了！楊西光心中也就有了底。
檄文如何署名費思量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讓楊西光頗費思量。本來，該文修改過程中一直署胡福明的名字，而孫長江獨立撰寫的那篇則署孫長江的名字。兩文合併之後，吳江簽發的文本，文前並無署名，文末括號內加了一行字：“《光明日報》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修改。” 5月10日，《理論動態》第60期刊出該文，也沒有署名，但文末括號內註明的文字有所改動：“《光明日報》供稿，本刊作了修改。”即《理論動態》刪去了原尾注中的“作者胡福明同志”7個字。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是因為中央黨校有人（非孫長江）提出意見，認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寫，後來修改過程中，胡福明沒有參加，又來不及聽取他的意見，而且其中有些觀點是領導和其他同仁的，再署原作者名字已不恰當。經再三斟酌，才作了上述改動。 《理論動態》的主要筆桿子孫長江對於如何署名，倒是絲毫不計較。他還透露，“本刊作了修改”一句，原本是“本刊作了較多修改”。後來刪去了“較多”兩字，以減輕中央黨校的“參與”分量。箇中原因如前所述，因為當時華國鋒是中央黨校校長，汪東興是第一副校長，而《理論動態》是中央黨校的刊物，發表反對校長的文章，不能不格外小心！“較多修改”意味着《理論動態》深深地捲入了此文的寫作。所以，最後把“較多”兩字也刪去。由此足見當事人的用心之深！ 但即使如此，該文在《理論動態》發表後，還是讓華國鋒和汪東興深感不快。後來，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胡耀邦請華國鋒去講話，華國鋒不去；又請汪東興去講話，汪東興也不去。這給胡耀邦造成不小壓力。 按約定，該文次日由“供稿”的《光明日報》公開發表，該報又該如何署名呢？照理，此文應署：“胡福明、孫長江。”然而，總編楊西光卻決定改署“本報特約評論員”！ 胡福明回憶楊西光對他談改署名一事，楊說：“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個問題。這篇文章發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義發表，而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這樣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們沒有約你寫這篇文章，但是現在我們聘請你作《光明日報》的特約評論員，你看行不行？”我爽快地表示：“行。”我說：“我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批判‘兩個凡是’，為了撥亂反正。文章發表後，能起更大作用就好。” 其實，這並非改署“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全部原因。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李莊，寫過一篇專門介紹“本報特約評論員”奧妙的文章，詳細記述了這一特殊署名的由來和作用。從1978年到1981年，《人民日報》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用了3年多時間，以後則很少用。當時不少其他報刊也用該署名，發表了不少好文章。 1977年2月7日宣揚“兩個凡是”的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是黨中央分管宣傳的汪東興決定、華國鋒批準的。他們曾考慮組織一些文章，用社論形式發表，展開討論，進行反駁，但這類社論絕難在宣揚“凡是”的同志手中通過。為了繞過這一關，曾考慮作為評論員文章發表，又擔心在讀者心目中分量不夠。想來想去，想到“特約評論員”這個名稱。它不必送審，又能引起讀者較大關注。
楊西光決定署名“特約評論員”，也是出於兩點：第一是富有權威性；第二是可以不必送審。第二條特別重要。本來，重要的文章送審是慣例，但考慮到要送到汪東興手裡，這篇批“兩個凡是”的檄文很可能胎死腹中！ 楊西光這個主意又來自胡耀邦。本來，不署“社論”，改署“評論員”文章，就是避免報審。但是，由於當時《人民日報》已經多次使用“評論員”名義，汪東興又規定，重要的“評論員”文章也要送審！為此，胡耀邦建議楊西光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胡耀邦說：“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表明不是報社寫的，而是社外同志個人寫的，可以不代表黨報，不送審也就更有理由。” 遵照胡耀邦的意見，該文章特意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也就未送汪東興審閱。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推出醞釀達9個月之久、反覆修改無數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楊西光本打算以頭版頭條位置推出，由於那天有華國鋒訪問朝鮮歸來的重大新聞，這篇重磅檄文只能屈居頭版二條位置，占了頭版下半版，再轉第二版。 楊西光深知，要打響這一炮，光靠《光明日報》，影響力還不夠。所以，在該文發表前，他就向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解放軍報社長華楠通報情況，打招呼。他們也曾向楊西光打聽文章的“來頭”。在當時，對於沒有“來頭”的文章，不敢隨便轉載、轉發。楊西光告訴他們，此文經胡耀邦閱定！ 於是，在《光明日報》發表的當天，新華社就轉發了此文。通常，只有重要文章，才會被新華社轉發。《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則在次日全文轉載該文。由於新華社的轉發，此後兩天，有20多家省市級大報轉載。
公開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謂石破天驚！這意味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不能例外！是否真理，只有實踐檢驗說了才算！“兩個凡是”的錯誤就更是不證自明。這種令人腦洞大開的提法，在當時極左思想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國人心目中，特別是在思想理論界引起的震動，不亞於兩年前發生的唐山大地震！按胡福明的說法，批“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批評“兩個主席”——毛澤東和華國鋒！文革是毛親自發動的，其是非曲直也該由實踐檢驗說了算。而實踐已經擺在那裡：它就是一場大浩劫，是國人的悲劇！指責這篇檄文為文革翻案鋪路，也不為過。
一石激起千層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引發中國思想理論界一場大風暴……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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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個凡是”強勢出爐 改革派浮出水面 （註：該文主要取材於葉永烈的《鄧小平改變中國——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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