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中国当代史转向的一篇檄文

文：格致夫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近期媒体和网络频繁提到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那次大会的成功与一位普通教师撰写的一篇檄文密不可分！

1978年冬，邓小平在马拉松式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闭幕会上有一个关于解放思想的著名讲话。邓的开场白是：“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这个讲话的主旨，更是这个历史上少有的马拉松式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

即使今天看来，这次会议和邓这个讲话的重要性仍然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它就是几天后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和定调会！毫不夸张地讲，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取得的主要成果都有赖于这次会议和邓的这个讲话！而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就是举举手的形式了。

而邓的这个讲话之所以能够在毛泽东去世仅仅两年后大胆提出，并最终在中央高层达成共识，继而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一系列影响深远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与此前不久一个小人物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有莫大关系。

毛1976年秋去世后的中国，由忠厚的“老实人”华国锋主政。林彪因暗杀毛败露外逃覆灭后，基于对文革后期“四人帮”的失望，再加对强人邓等人可能翻案的忧思，晚年病入膏肓的毛，煞费苦心挑选、扶持起曾作过其家乡湘潭县和湖南省父母官的华当接班人。

毛去世后不足一个月，华就在叶剑英等人扶持下果断粉碎“四人帮”，赢得国人普遍拥护。或许是忠君思想作祟，或许是自身既得利益考量，或者迫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思想意识大环境压力，更大的可能是几方面因素都有一些，华巩固权力后率先做出两件最有影响的事是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就是不愿承认文革的错误，也迟迟不愿让强人邓出来工作。

不仅如此，华派还于1977年2月以两报一刊社论方式抛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不无所指地又一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直接提出“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昭告天下后，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普通讲师胡福明敏感地意识到，他抓住了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但“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的主旨，显然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他不能去批社论，反中央。“我敢写，也没人敢发。”胡福明说。于是他费尽心思写了篇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往《光明日报》。

等待数月，无任何消息。据胡福明讲：“坐牢的准备都做好了”。在北京，此文稿经多人精心修改，最后送审到时任中组部长不久的胡耀邦手中。胡大胆拍板，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于1978年5月10日发表，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约定，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于第一版。

文章标题多了“唯一”这个定语，这是要害！须知，当时国人的思想状态，与今日朝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里的人民称金家三代为伟大领袖，而我们则称毛是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按毛“最亲密的接班人”林彪的话讲，毛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一句顶一万句。” 诺大个中国，没人敢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这种态势下，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意味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例外！是否真理，实践检验说了算！“两个凡是”的荒谬性就更是不证自明。这样的提法，在国人心目中，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两个多月后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文革是毛亲自发动的，其是非曲直也该由实践检验说了算。而实践已经摆在那里：它就是一场大动乱、大浩劫，是国人的悲剧！指责胡福明这篇檄文为文革翻案铺路，也不为过。

此文发表后立即遭遇华派打压，他们点了特约评论员和胡耀邦的名，指责严厉。华派说，该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再下禁令：“下不为例”！

关键时刻，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1978年6月初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背书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尖锐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照抄、照转、照搬”态度。获邓支持后，胡福明这篇文章引发全国范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迅速开启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大门。更重要的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直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就了思想和理论基础。14年后，邓的南巡讲话则被称之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是后话。

从1949年算起，毛在位27年；对毛的个人崇拜，则应从1945年中共七大刘少奇以中央名义提出“毛泽东思想”算起，有30余年历史；而毛成为实质上的一把手则应从遵义会议算起，已长达41年！在毛去世后仅仅两年，国人思想就发生如此巨变，没有胡福明这篇文章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普通人的一篇理论文章能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这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