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疫贻误战机 真相与责任浮出水面 文：格致夫
公元2019年岁末爆发于武汉，肆虐全中国的新冠肺炎，正在成为蔓延全球的一场特大瘟疫灾难！
武汉抗疫之战初期贻误了最佳战机，已经是一个各方公认的事实。 从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到公众的一般认知，从武汉市和湖北省主要官员的表态，到习一尊在中共常委会上关于“应对不足”的说法，亦包括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官员，以及当地卫健委官员被迅速撤换，无不反映武汉抗疫存在拖延而导致疫情恶化问题。 假如武汉能够提前两、三周采取果断隔离、筛查“四类人员”等举措，禁止大量民众聚集性活动，敦促民众外出必须佩戴口罩，武汉应该可以避免全城封闭等绝对化举措（或许需要封闭个别小区域），这样至少可避免全国性停工一个月以上时间。仅直接经济损失即可挽回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中国GDP约100万亿）！
对于这一代价极其惨重的贻误，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除了诟病和不满，还出现诸多猜测和流言，令人莫衷一是。官方、官媒对此虽有零星披露，但基本属于讳莫如深，欲言又止的尴尬状态。 “中共政权贯于愚弄百姓，他们会隐瞒一切真相！”“官方通报的疫情数据再加个零才可能是真的！”如果带着这类极端化思维定式看待，当然不可能有疫情真相这回事！ 好在并非所有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喷子，理性思维尊重事实与证据，信仰科学与客观精神。 由此出发，也就不难理解：这场瘟疫灾难既存在有限隐瞒（数据）的主观需求和条件——爆发期避免引发公众恐慌，更具有完全公开真相的客观需要与动机——不限于病毒学与流行病学的科学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公众必须了解真相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 那么，抗疫延误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公众有可能知道真相吗？ 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讲，已经出现两个获取真相碎片的可靠来源：一是专家学者们必须以真实数据支撑的学术论文，二是武汉“地方派”与国家专家组“权威派”甩锅暗战中所爆出的真材实料。 本篇正是通过汇集、拼接、复原这些点点滴滴的真实碎片，以期疫情延误真相这幅基本完整的图景能够浮出水面。
（一）初期防疫的茫然无知与对病毒结构的专业认知 据抢先发表于《柳叶刀》的相关专家论文披露， 2019年12月1日，武汉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出现症状，一周后开始发病，就医。12月10日，另有3人发病，其中出现首个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 12月下旬，网上开始流传武汉市卫健委的一份内部文件，首次提到“不明原因肺炎”。引发公众对SARS病毒的猜测和恐惧。 
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听同事说，急诊科隔离了7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SARS病人。他便在同学群里发了这一消息。后又解释说：“SARS的表述不太准确，应该是冠状病毒，具体分型还有待确认”，让大家加强防范，并强调不要外传。他后来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了。
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派遣首批专家组抵武汉，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同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武汉市发生多起呼吸性感染病例，病毒来源不明。
也是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并指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但据国家CDC（疾控中心）、湖北省CDC等专家于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披露，根据回溯性分析，以发病日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已经有104人感染，15人死亡。此事引发民众对“CDC隐瞒”的强烈不满和声讨。
这里需要替CDC澄清一点：首先，数据是根据“回溯性分析”，也就是说，这104位感染者中有相当部分是在12月31日之后才出现明显症状，然后去医院就诊被发现的，也就不可能出现在12月31日或之前的通报中！其次，在初期阶段，就是CDC的权威专家也对新病毒的危险性不了解。而最重要的一点是，CDC的名称“疾控中心”就表明了其天职，他们不存在主观故意隐瞒的客观性动机！如果说CDC有错误，主要在于他们没能及时发现病毒人传人的危险性，也包括忙于发表论文获得科研成果，对于武汉抗击疫情存在一定忽视。
近日，钟南山院士就CDC现象也坦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CDC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发现的短板是，新冠肺炎12月31日就已经明确，1月3日已经分离出病毒毒株，1月7日给了联合国，但我们仍然没有发布。我们CDC的地位太低了，这是一个技术部门。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
“我们专家组在新闻媒体上表示‘人传人’是1月20号。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如果以后还是这样的话，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包括李文亮医生也很早就发出了这件事。这个改变是非常需要的。”
2020年1月2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获得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 两天后，CDC成功研制出灵敏度显著提高的高特异性PCR检测试剂。 1月5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两天后确认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类似SARS，属于冠状病毒家族。
1月8日，国家卫健委派遣第二批专家组赴武汉调查。
1月11日，受国家卫健委指派,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同日，复旦大学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向外界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
至此，应该说，中国在疫情技术层面的工作没有问题。WHO甚至无保留地称赞中国迅速锁定病毒，并很快公布了基因图谱。
（二）“无所作为”的两批赴武汉国家专家组 对于卫健委委派的第一批赴武汉专家组（据说有8到9位院士）的所作所为，网上有诸多诟病。一个主要说法是，他们的主要心思并不在武汉控制疫情上，而是带走了病毒样本，拿到分析结果，就分头抢着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论文去了。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一个月内，他们在自然、科学、柳叶刀上共发表8篇论文。 此外，站在武汉和湖北省地方立场的微词还包括，这些国家级权威排斥地方专家和一线医生这些首先发现病毒者！
据称，至1月中旬，武汉市的医生发现疫情严重失控，又不能也不敢挑战权威专家关于病毒没有人传人的结论。于是，以金银潭医生为首，联合协和，同济几个医院的医生写了一篇41例病例分析论文，在柳叶刀以最快速度发表，论文确认人传人。以期引起高层重视，推翻CDC结论。应该说，这是武汉地方派打得一个漂亮翻身仗。
值得注意的是，1月29日，科技部官网发布称，科技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有关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勇挑重担、敢于担当，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这无疑是科技部（应该奉上方旨意）对包括国家专家组在内的学者专家们抢着发论文提出的批评。
至此，武汉“地方派”在与专家“权威派”的暗战中似乎占了上风，至少在公众、特别是网民眼里，专家们的表现乏善可陈，而武汉一线医生们更值得同情和尊敬。
而话说回来，虽然在科学层面上已经认清这是一种全新病毒，但对其感染性、致命性仍然没有什么认识。官方做出任何决策也就缺乏依据！这是国家卫健委分别于12月31日和1月8日连续派出两批专家赴武汉的主要原因。
但令人遗憾的是，连续两个专家组的结论都明显有问题，尤其未明确提及病毒会“人传人”！1月4日，第一批专家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10日，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对媒体表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
很显然，这些结论，无论对决策者，还是对公众而言，都足以形成误导和麻痹大意！后来的疫情大爆发，不仅仅是打脸两批专家的小问题，而是客观上成为疫情防控延误的重大因素之一！
人们不禁要问，这两个专家组在武汉究竟干了什么？作为国家级的大牛专家，为何就得不出符合事实的正确结论呢？ 日前，《财经》记者专访了一位第二批专家组成员。这位专家要求匿名，但不反对《财经》点明其第二批专家组成员的身份。看过这篇专访立刻就会明白，这是暗战中暂时处于下风的“权威派”对武汉“地方派”进行反击的节奏！下面是这个专访的一些重点和要点。
——专家组不掌握真实情况？专家：“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从现在真实的情况看来，他在说谎。”
——武汉方面有没有把当时已经掌握的信息完整地告诉专家组？专家：他们根本不合作，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那你们后来放弃调查了？专家：不是我们放弃，是不让你管，当时要求属地管理。我们去了以后，就接到指示，大概内容是：属地管理，地方为主，专家组是帮忙的。
——武汉方面听取了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吗？专家：我们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我们临走前都说好了。但是第二天见报只是确诊41例。
——为何没有发现“人传人”？专家：只要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因为医务人员一般和病人没有特别密切的接触。但是，我们并不掌握传播链及医护感染案例，所以就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武汉方面提供的资料里，难道没有医护人员是否被感染的信息吗？专家：没有。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其实那时候已经发生了医务人员感染的案例。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是2020年1月5日发病的，1月10日住院，1月17日转诊至金银潭医院。我们是1月10日以后去的同济医院，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我们特别关心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每去一个地方都要问。我们听说（医护感染）消息，就联系院方，因为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医生，联系完了人家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实话。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我们接到的这个指示是地方为主，国家专家组帮忙、指导、辅助。我们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 ——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信息？这位专家拒绝猜测原因。但他提到一件事：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让他如实报。但卫健委的领导当场就说了，“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他公开反问我们，专家组的都在场。现在这个人已经被免职了。（注：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担任。） ——《财经》：相比“人传人”的问题，当时第二批专家组得出的“可防可控”结论引起了更大争议。专家：当时专家组掌握的情况确实是可防可控。41个病人你说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可防可控的问题，这个病现在看肯定是可防可控。你们（记者）把这个要写清楚：就是可防可控，不是说让它不防不控。到今天我们防住了吗？控住了吗？问题是让你防，让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谁的责任？所有的病如果不防不控它能控制住吗？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这个恶果，而不是说可防和可控这个观念造成的。 从这篇专访的出台时机看，为国家专家组澄清，同时坐实武汉和湖北省相关官员失职、排斥国家专家组，被罢官合理等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位专家反映的诸多情况应该也是事实。但是，需要考虑到一个客观理由——第一批专家给当地官员和一线医生留下的印象不佳，从而对第二批专家亦有抵触和防备之心，也是不奇怪的。而换个角度看，即使当地官员有抵触，作为国家级权威专家，也不足以成为得出不当结论的借口！
（三）“心真大”的武汉市和湖北省官员们的表现 根据武汉后来的通报，早在2019年12月8日，华南海鲜市场就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如果在其后一周内关闭该市场，并隔离病人、可疑病例和接触者，疫情绝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严重程度。事实是，一直拖延至2020年1月1日才关闭该市场。在这20天中，很可能又有不少市民被感染，以致错失了防控的最佳时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1月12日至1月17日，武汉通报中竟无新增病例！在此期间，武汉市和湖北省“两会”分别于1月上旬和中旬如期举行。省市两级“两会”，实到代表总数达2369人，且会期均长达四、五天。代表们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特别是省级代表更是来自全省所有县市，没有发生聚集性感染，实属万幸。
而直至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中，关于人传人的表述仍然模凌两可:“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于是，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照常举行！ 
1月21日晚，在习一尊和李中堂于前一天做出全力防疫和救治患者的批示后，仍在武汉举行了湖北省春节团拜晚会文艺演出，省委书记和省长等出席，据称有小演员带病演出！ 尤其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直至1月24日，在全国多个省级政府已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后，湖北这个疫情爆发地才由两天前公布的二级响应调升为一级。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虽承认“有信息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但同时申明：“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需要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其甩锅中央的勇气倒是可嘉！
（四）钟南山院士发挥的独特作用 国家卫健委无疑要考虑赴武汉专家组轮换的需要，或许还有对前两批专家语焉不详的考察结论不满意的因素，1月19日，卫健委又委派由钟南山院士领衔的高级别专家组（第三批）赴武汉指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1月18日傍晚，84岁的钟老先生从广州奔赴武汉。这里需要补齐的一块“拼图”是，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老人在此次临危受命前后已经把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结论及抗击疫情的个人见解在国家卫健委官员与之沟通时做了陈述。而卫健委官员当然不敢怠慢，迅速报告给了中央决策层，从而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关键转折点！
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对武汉疫情作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和救治，与世卫组织和外界保持密切沟通，防止疫情扩散。 同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但按甲类防控——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甲类传染病仅包括鼠疫和霍乱。
当晚，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1+1》直播连线采访时明确说：新冠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现象”，并披露武汉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同日，武汉市卫健委一次性更新18、19日两天的数据称：共新增136名确诊患者。截至1月20日24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感染病例258例，死亡3人。 自1月21日起，国家卫健委开始每天通报全国疫情数据。截至21日24时，已经收到国内13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0例，死亡9例。 1月23日，武汉发布了“封城”消息，震惊中外。一天后，“封城”数量增至13个，涉及至少3600万民众。但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于1月26日透露：因春节和疫情的影响，已有500万人先期离开，武汉尚有900万人。 1月23至25日，广东，浙江等22个省级地方政府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 1月27日，总理李克强视察武汉。官方公布，截至当日，确诊病例2835例，死亡81例。 1月28日，钟南山告诉记者：疫情1周或10天左右达到高峰，不会大规模增加了。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无必要限制国际人员流动。 1月31日，CDC预防控制所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等温扩增快速检测试剂盒。 据官方通报，截至2月2日24时，累计确诊病例17205例，死亡361例，重症2296例。 2月3日至8日，紧急建造的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 以及改建的武昌“方舱医院”相继交付使用，全国驰援武汉的上万医护人员和其它资源陆续到位，武汉医疗资源无法应对疫情爆发的局面得到很大改观。 
2月11日，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累计确诊病例44730人，死亡人数增加到1114人，单日死亡病例首次过百。而对比CDC权威论文披露的数据，截至2月11日，累计确诊病例44672人，死亡1023人。两者基本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2月13日，湖北省通报了14840新增确诊病例！激增的原因是诊断标准改变，将13332个临床诊断病例，即CT检查结果显示有肺炎影像者划归确诊类别，尽管这些病患尚未通过核酸检测确定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同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由现任上海市长应勇接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亦遭撤换，由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任。 这一专门针对湖北地区的确诊标准临时改变（一周后取消），似乎为湖北省和武汉市负责官员被罢官创造了一种追责氛围！
（五）不是结论的结论 通过疫情发生以来一系列重要事件和事实，应该不难得出的基本认识至少包括： 1）疫情发生之初，武汉市和湖北省地方政府的茫然应对虽然没有大问题，但出于维稳思维，隐瞒疫情的问题是存在的，处理8位所谓的“传谣者”就是例证。而此后仍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全力防控疫情蔓延，则不可原谅。至于有关官员和医院抵触赴武汉的第二批国家专家组，虽情有可原（有第一批专家的不当行为在先），但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 2）CDC和两个赴武汉国家专家组虽然做了大量工作，甚至存在出力不讨好和被冤枉现象，但核心问题是未能尽早发现新冠病毒人传人的危险性，导致地方和中央两级决策层均缺乏采取果断、严厉防控举措的依据，贻误抗疫之战的最佳战机的责任也是无法推卸的。 3）导致抗疫举措延误也确实存在其它主、客观原因。正如中科院院士陈国强等人指出，疫情暴发后，流程尚不清晰，而疾控部门由于短时间研发生产的检测试剂质量“良莠不齐”，样本采集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将检测权限下放。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沟通与协商机制在早期不够健全，影响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筛查和确诊，成为延误诊断的“堰塞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表示：“是公共卫生系统出问题了。不是流行学调查没调查好，也不是病毒不该研究，也不是不该发论文。这些信息都报上去了，怎么及时转化成防控行动？现在的新冠疫情防控，还不是一个应急的战时体制，就像打仗，有情报部、参谋部、司令部，情报信息迅速到参谋部去研判，参谋部给出建议以后，司令部马上就拍板，应该是这么一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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