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被判无罪 堪称教科书级案例 文：格致夫
人在美国的中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周立波，于2017年1月爆出涉毒持枪案，经当地法院历时一年又4个月前后11次过堂，昨天法官判犯罪嫌疑人周立波无罪。但他承认开车打手机，故以交通违章罚款150美元，其它包括持枪等四项指控罪名都不成立，甚至没有提及涉毒！该案以这样的结局落幕，让不少人感到非常意外。
其实，这个案子在美国，并不算稀奇，新闻价值也不大。这倒不是因为美国人不知道周立波是只什么“鸟”，而是“剧情”和结局都太乏味！即使有11次开庭，也都是些程式化的东东，没人对这类老生常谈感兴趣。所以，海外关注此事的基本限于中文媒体，当然，主要还是国内媒体。
但这一点也不意味着该案应该忽视。在笔者看来，这个案子对正在致力于建设法治的中国而言，值得好好说道说道。考虑到国人可怜的法治意识，周案不是一般地有意义，而是堪称教科书级的案例！
那么，教科书级的案例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呢？ —— 案情应简单明了，过于复杂的案子不适用于“教学”，有过教书匠经历者都清楚这一点； —— 案情应具典型意义，过于特殊的案例，亦不适合纳入教科书，否则，学生们可能八辈子也用不上； —— 结局宜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才能有醍醐灌顶范儿，给学习者留下难忘印象；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案例必须体现最先进的法治理念，这一条如果还要强调，就等同于废话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立波案是否具备这四方面特点。
1】该案案情非常简单。2017年1月19日凌晨，纽约州警方在长岛某地，将开车“蛇行”并打手机的周立波拦下。警方在车上搜出一把手枪，以及两袋毒品。警方随后将周立波和副驾驶座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唐爽带回警局。 无疑，仅仅从这个事发过程，并不能得出案情简单的结论，其背后完全可能隐藏着无法想象的复杂内容！例如，毒品是怎么来的？这个来源问题就可能情节极其曲折，甚至可能牵出惊天大案。两位嫌疑人是否吸食过毒品？瘾君子的经历更不排除剧情非常复杂的可能。同理，手枪是怎么来的？属于合法持有？还是非法私藏？有子弹上膛吗？警方的这两大缴获就足以让剧情演变的跌宕起伏！ 这还没提到两位嫌疑人的关系、他们深夜出行的目的，此前的经历，等等。如果你的想象力足够发达，或者具有侦探天才的素质，案情可能的发展简直没边没沿。 可惜，案情的现实发展，并没有给出色想象力多少空间，特别是最后的结局，让水面下的冰山永远没有机会露出！这就保证了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案例，无需“同学们”浪费太多脑细胞在弄清复杂案情上。
2】名嘴周立波先生一不小心就给国人贡献了一个典型案例。即使影视剧看得不多的人，也不属于整天沉浸在文艺作品中的文青族，对于警察拦下可疑车辆，并发现武器和毒品这类老套剧情也会耳熟能详。你能想象出比周案更典型的案例吗？
3】吃瓜群众最津津乐道的是波波同志的结局。而绝顶聪明的波波也确实不含糊，为洗刷罪名，先后换了三位律师。第一位，据称是美国华人圈顶级大律师，考虑到波波不差钱，不请最牛的律师才不合逻辑。但案子在该律师经手期间的“期望值”，居然是重罪——面临最多41年、最少3-5年的刑罚。 第二任律师名叫丹尼尔。随着案情的发展，在该律师努力下，第二位嫌疑人唐爽的案子被撤销。据新的预测，周立波可能走认罪协商路子 ，这样或许无需坐牢，但要做社区义工。 但牛叉的波波不愿善罢甘休，又请了大神级的第三任律师斯卡林。不服不行，大神就是不同凡响，辩护“标的”竟然是：无罪！等一下！那啥毒品、手枪等证据，都可以无视吗？ 没错！在这位律师面前，那都不是事儿。这老兄把矛头对准了警察。搜集证据的过程不合法，证据统统无效！不服？你警察能拿出搜查当事人车子程序合法的证据吗？你们有搜查证？还是有当事人的现场签字画押？都没有，很好！他是口头同意的吗？很遗憾，我的委托人就听不懂英语！你们拿什么证明他同意了？拿不出证据？很好！哪还有什么好说，我的委托人无罪！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波波车里有子弹上膛的手枪，还有两袋毒品。波波还牛叉地打着手机，在马路上开车“扭秧歌”；法理就是这么个法理：由于警方搜查车子程序有瑕疵，攥在手里的铁证也就无效，案件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不靠那张把死鸭子说活再跟他比谁嘴硬的嘴，周立波也能无罪！这是不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4】最后，简单提一下该案审判理念先进在何处。法庭上，控辩双方打证据战，如DNA检验、电话公司手机通话记录等，都是最老套的程序，这里就不值得提了。在中国法庭上也每天都在上演。但是，证据再铁，它是怎么来的？取得过程合法吗？如何对待这类程序性问题，才是体现法治水平高下的又一个关键！程序正义不是摆设、更不是空话。它不仅是刑讯逼供的天敌，在真正的法治社会，被告与公权力互动的每一个微小环节，都应该不折不扣地体现出来。周立波案正是在程序正义一丝不苟的体现方面，足以成为国人的教科书。
或许有人会纠结，按照美国这种审判路数，岂不是给真正的罪犯提供了逃脱法律制裁的机会？没错！这种负面效应肯定存在。例如，美国最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有证据指向辛普森杀人了，也是仅仅因为取证程序瑕疵，导致证据无效，辛普森被无罪释放。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算一笔账，即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比较。因为程序正义的丝毫不妥协，导致极少数罪犯逃脱法律的惩罚，这是维护高水平法治的社会成本。而坚守程序正义的社会收益是，每个社会成员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的时候，都能指望获得公正、有尊严的对待！包括沉默权。显而易见，这个社会收益之大，让因此付出的社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当然，对于程序正义这个事情，也并非完全没有思考和异义空间。程序正义不应是绝对的，理应有一定的界限。片面地一味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实体正义，也并不可取。或许应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性规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容许牺牲一定程度的程序“非正义”（瑕疵），而首先保障实体正义的伸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