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中常委集体领导制有没有优越性？

中国自35年前实施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出毛泽东、邓小平等强人政治模式后，至习近平、李克强本届政府，不仅实现了完整的制度化正常交接班，而且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领导制度亦日臻完善和成熟，放弃以XXX“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之类的提法，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从一言九鼎式个人独断，到兼听加铁腕式强人模式，再到真正的集体领导制，这个进步不谓不重大。这既是中国崛起的诉求，更是历史前行的必然。

今天，当人们不断思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新方向的时候，自然无法绕过最高层决策模式这个命门。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复杂化，本文仅限于就最高决策层党务与国家管理的两种模式：中共中常委集体领导制和西方总统（总理）制做一简单比较。

至少在理论上，以法治立国的民主政体之于无法无天的专制独裁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讨论的必要，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共识。

显然，中常委的集体领导制也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建立起来的。在该制度下，尽管总书记的影响力与其他常委显著不同，但对于重大决策，总书记大体只相当于一个常委会召集人角色，其决策权重至少在形式上与其他常委没有差别，大家都是一人一票。只要这个机制能够严谨有效运行，就能够避免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的不合法、不科学执政生态。这一机制的重大意义在于，凡是国家和党内重大事务决策，能够免受个人判断偏差、个人智慧和能力水平等制约，有利于发挥和依靠集体智慧，通过综合平衡和共议共识达成合理决策，集体负责。不会纵容个人独断专行，不会彰显个人好恶与得失，更不会放任个人崇拜这类有违现代民主精神的荒谬局面出现。当然，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年度计划与长远规划、及其它重大事务，还必须经人大、政协等机构和法定程序等审核和制衡，尽管目前这些制衡机制尚不够到位。

那么，西方总统（总理）制决策层的运作又如何呢？ 当然，涉及国家重大决策，也不可能完全属于总统或总理个人行为，其背后除了执政党、智囊团队与智库、各部门主要官员，国会两院、各类利益团体、甚至专家学者和公众态度等都可能对决策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这类影响均属来自下位非对等势力的软性建议、意见和参考，这与中国决策集体也会综合考虑背后智囊团队、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甚至公众呼声等没有实质区别。

但存在一个重大差别是，除了须经国会议决的特别重大事项，很多情况下，西方国家总统或总理最后决策环节大致属个人负责制，缺乏类似中常委这种对等角色间的硬性集体制衡机制。在很多事情上，他们的个人独断色彩比今天中国决策层要浓厚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总统奥巴马比习近平主席独断专行的空间和自由度更大。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当年，坚定反共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抓住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机会，对这一涉及全球战略格局变动的重大外交行动，开始阶段不仅对国会和公众保密，甚至令人难以想象地绕过了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罗杰斯和国务院！指派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密访中国商谈总统访华相关事项，直至访华前夕才告知国务院和罗杰斯做访华准备。而今天的中国，你很难想象，类似中美、中俄、中日外交之类的重大行动会不经常委会讨论定夺。

二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是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他曾在自己的书中坦承：“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岸信介上世纪50年代后期担任首相三年多，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是日本右派势力的代表人物，也曾梦想修改和平宪法！而安倍再次执政以来尽显鹰派色彩，否认日本侵略罪行，大力推进日本社会向右转，念念不忘修宪，梦想恢复日本昔日军事大帝国的荣光。时下，除了沸沸扬扬的“安倍经济学”，自民党又刚刚在参院选举中获胜，日本政治生态亦打上了浓厚的安倍个人色彩！

二战英雄法国总统戴高乐亦属反共右派，但他力排众议承认新中国，并于1964年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正式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究其原因，除了国家利益需要，也与戴高乐个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有密切关系。他曾表示，“到中国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梦！” 40多年前他就预言：“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这个语言正在变为现实。这是领导人个人好恶影响国家关系的又一个例子。

纵观几十年来国际大舞台外交风云，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西方几个大国间的关系时常出现忽冷忽热的异常跌宕，给双边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绝大多数时候主要原因都不在中方，除了西方国家竞选过程中的党派之争，也与不同领导人的个人好恶脱不开干系。而在中国方面，恰恰相反，对外关系大政方针则出奇的稳定，并未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发生大的变动，只是根据形势变化做出必要调整。邓小平一句蹈光养晦，影响中国外交一代人时间，就很能说明问题。

总之，不宜带着美化的彩色眼镜，理想化看待西式民主政体；亦不应让僵化的立场左右观点，小觑中共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意义。虽然以普选制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体要比帝制等专制制度先进得多，但不见得那就是民主制度的最佳典范，更不见得够格为中国全盘效仿的榜样。即使中国理应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民主化进程中博采众长，也有充分理由拒绝不顾国情的低劣“山寨”模仿。当年“山寨”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是深刻教训。

最后，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费尔德曼刚出版了一部新著《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其中有一章专门对中国现行领导结构展开分析，其观点或许值得参考。这位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颇具适应力；这个执政党制定了非常与众不同的制度，能够定期地、平静地、可预见地进行领导人交替；其精英阶层是“可渗透”和“唯才是举”的，小圈子以外的能人也有望得到升迁。而且，中共耐心地观察着各种程度的公众演说和抗议，允许街头示威，并允许网络聊天室和社交媒体在国内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