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百年间两次痛失中国 川普何为（中）？

文：格致夫

（二）二战后美国再次失去影响中国走向的难得机遇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签署列强们赤裸裸分赃交易《凡尔赛合约》。对于该条约，西方有良知者亦看不过眼，尤其对其后遗症感到忧虑。法国是合约的最大赢家，但其陆军元帅福熙得知内容后，却这样评价：“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此预言惊人的准确，整整20年后的1939年，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一战结束时中国面临历史性道路选择处境类似，中国历经14年漫长的血与火的抗日战争，迎来日本投降和二战结束，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纷争却再次让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

而美国抓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为世界新霸主。在二战期间及之后，美国人明智地相信一点：中国发生内战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理想的方案是，中共能够和平融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但华盛顿犯下一个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的大错——没能预见到东方大国的未来属于中共，而是听信了个别美国人的夸大说法：蒋中正才是唯一胜任领导中国烂摊子的领袖，错误地把赌注押在了蒋领导的国民党身上！

中共取得内战胜利统一大陆后，顺理成章地倒向苏联阵营。很快，美国人就不得不与中国人一道，为华盛顿的错误在朝鲜战争中付出惨烈的代价！而今天，中国更被川普政府认定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仔细审视1940年代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客观地看，美国人本有不少机会修正对中国局势的错误判断——与日后执掌中国的中共在抗战期间就建立良好关系，即使彼此不能成为盟友，至少可以避免中美两大国走向彼此敌对关系。

获大批美援的蒋介石因何对美国不满？

今天，即使美国人恐怕都难以想象，在中国爆发抗日战争初期，“聪明”的美国政府一度力避卷入很可能彻底改变东亚格局的中日战争，更于1937年9月宣布：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直至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政府向轴心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开始援助中国战区。

1942年1月，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高级将领到中国担任统师部参谋长，美军方派出史迪威中将担任此职。但此人的傲慢，从一开始就令蒋不悦。

有资料显示，中国在抗战中所获美援总额达16亿美元，是所有援华国中最多。但是，“美国战时对华援助大部分都耗于缅甸边境战役，在中国国内情势恶化到几濒于绝境时……中缅印战场的物资，90%却都贡献在这上面。”而美国同期输送中国的物资支援，却远少于对英国及苏联的支援。

尤其是蒋应美方要求，派出10万中国精锐部队远征缅甸，由史迪威指挥，对日作战。不但消耗了大部分援华物资，而且取得极为狼狈的战绩，远征军遭受惨重损失，这让蒋大为不满。

另一方面，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对他唯命是从，不得违拗。而中国战场节节败退的现状，又让史迪威十分沮丧、恼火。他多次向蒋建议，军事要改革，军队应改组，那种以效忠个人的封建方式指挥军队的思想，势必会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对史迪威的建议，独裁的蒋当然不予采纳。而更令蒋难以容忍的是，史迪威竟然要求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甚至还要给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划拨一些美援物资！自1943年起，他就两度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但因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战场取得重大的转折性胜利。然而，在中国战区，国军在豫、湘、桂等战役中却出现大溃败！震惊美国朝野，罗斯福总统深感失望。6月，他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了解情况。华莱士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给予很低的评价，亦同意史迪威成为两国合作的障碍。但鉴于中国战场的严峻形势，8月份，罗斯福再三要求蒋授予史迪威将军（美方为此将其提升为上将）指挥权，遭蒋坚定拒绝，他告诉罗斯福：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宁愿脱离盟国独自抗日！

蒋还找到刚以非公职身份来重庆的赫尔利为之做说客。这位后来成为驻中国大使者，夸大其词地说，蒋是防止中国崩溃的唯一领袖。他致信罗斯福说:“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

罗斯福权衡再三，为维护美中战略同盟关系，只好作出让步，于10月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继任。而此时蒋与美国的分岐已经加深。

边区中共对美国的态度

中共虽以马列为指导，但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般僵硬——会把自由世界的代表美国看成不共戴天的当然敌人。相反，中共是一个奉行现实主义的政党，最讲究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至于对美国总统罗斯福有很深影响的苏联高官莫洛托夫有个说法：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当年，中共控制的陕甘宁边区本来就是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抗日战争年代就更糟，尤其还受到蒋政权的严密封锁，物资极度匮乏，而来自苏联的援助又极少。不难想象，中共极度渴望外援。如能获得美援中的哪怕一小部分，也是求之不得。当年的中共也就没有任何理由疏远美国，这在毛泽东的一些谈话中，就表达的很清楚。

毛当年认为：“美国可能在长江下游登陆，我们和他们合作”。“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这表明，中共已在设想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前景。

为对外宣传计，从斯诺开始，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力求讲好边区故事。尽管有1939至44年间国民党长达五年的封锁，包括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贝特兰、王公达、黄薇、斯坦因、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等外国记者采访边区的著作，向世界传达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真实的一面。这也自然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不能无视中共力量的存在。

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调整

随着中共军队在日军后方壮大，美国政府意识到与其有限合作合乎自身利益。罗斯福开始谨慎地调整一味依赖蒋政权的策略。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期间，向蒋表明了希望国共团结的愿望，终于促成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成行。1944年7、8月，美国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迪克西使团”抵达延安，受到中共热情欢迎。毛特意在《解放日报》社论标题“欢迎美国军事观察员们”中特上“我们的朋友”。该社论写道：使团的到来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它表明，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与态度趋向良性，是中共外交的新开端。

美军观察组的目的，除组织空军救援和收集日军情报外，还包括考察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能力等情况。中共方面与之通力合作，并给予直接通讯、自由通行及活动的自由。中共控制区亦曾多次营救迫降的美军飞行员。观察组（后改为联络组）直至内战爆发后的1947年3月才撤离，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写下了最初一页。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活动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大量报告。观察员约翰·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记录了毛泽东关于“民主”和“合作”的谈话内容：毛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

观察员约翰·戴维斯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后任战区司令的政治顾问，他报告说，“共产党是中国唯一以人民诉求为己任的团体”，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得到“人民大范围积极拥护的团体……中国的命运不在于蒋介石，而在于他们”。他认为，美国在做任何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

而观察组“1945年的政策建议”最为引人瞩目。该报告指出，中共军队士气高昂。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国民党官员大多素质低下，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国民政府非常腐败，在其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在进行公开买卖。报告还说，人们痛恨为国军服役，为了防止士兵逃跑，经常把他们捆绑起来并关押在监狱里；而在中共控制区，没有人拒绝服兵役，也没看到军官虐待士兵。

国共之间的鲜明对比给谢伟思、戴维斯、卢登等美军观察员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谢伟思更提出：美国在一个亲美的中共和一个亲苏的中共之间仍有选择的判断！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放弃只单纯支持蒋政府，也援助中共抗战，改善和发展与中共的关系，防止战后苏联彻底控制中共。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这些通过现场观察和第一手资料得出的真知灼见，没能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后期反而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一个简单解释是，罗斯福不能不考虑国内舆论和复杂的政治，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在美国人的眼皮下攒动”！

1945年1月，美国委任已在中国的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而导致罗斯福对华形势误判的关键人物正是此人。1944年11月，赫尔利怀着乐观愿望赴延安，商讨中共取得国民政府中合法地位问题。他与毛达成五条协议草案。其内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军队应平等地分配盟国的援助物资等。

当赫尔利带着草案回到重庆后，却遭到蒋的拒绝。他告诉赫尔利，接受共产党进入政府等5条，最终只会导致中共控制了政府！而对于蒋提出的3条反建议（包括把中共军队置于国民党掌控之下），赫尔利很快表示支持，且力主中共接受。中共则认为，这不是联合，而是投降！

赫尔利的问题在于，他看不透国共之间的深刻矛盾和中国高度复杂的局势，他只“相信蒋的地位与美国的利益及他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认为美国承认蒋领导的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任何支持中共的政策都会对美国不利，包括1945年1月八路军向美国申请美元贷款，他亦建议罗斯福不予批准。中共很快得出结论，这位中间人已倒向蒋一边，从此不再相信赫尔利，其调解也就难以有效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底，美国军方令人意外地向中共表达了一种试探性的、明显未获美方一致同意的友好姿态。驻延安观察组首任负责人包瑞德上校和战略情报局驻中国副局长威利斯·伯德，分头给延安带去了提议。两人的提议都设想了美国技术部队登陆中国华北，然后与中共军队联合行动！包瑞德上校的提议由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授权，而伯德上校提到“战区司令已经原则上同意全力支持共产党……”中共的答复是，他们同意！

毛泽东赴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的罕见提议

当罗斯福总统1944年成功连任时，毛泽东发去了贺电，罗斯福回复道，他期待“与中国的所有力量积极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应该说，这是中共与美国总统直接接触一个不错的开局。

鉴于美方在1944年下半年向延安展现的一系列微妙、积极姿态，中共摸不透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而由明显亲蒋的赫尔利作为中间人的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中共觉得，如果能与华盛顿高层建立直接联系将大有帮助。其具体设想是：由罗斯福总统发出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或一人）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面商机要。

不难想到，中共希望绕过不再受其信任的赫尔利传递这一重要信息。于是，1945年1月，这个罕见的提议由美国在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代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电传给了在重庆的魏德迈将军，希望由他报告给“美国最高官员”。

那么，中共希望直接去白宫，究竟期待得到些什么呢？从“迪克西使团”政治顾问谢伟思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和他多次开诚布公谈话的报告里可以窥探个大概。

首先，他们想说服罗斯福总统，是中共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国民党。如果能把这个观点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华盛顿决策层，美国就可能被说服，减缓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时加快运势向中共一边转移。其次，中共想作为联合政府的一员，像他们欧洲的共产主义伙伴铁托那样，获得美国的武器、军火。在抗击日本方面，他们认为需要美国提供帮助，武器是他们急缺的。中共在华北日军阵线前后方都建立了组织完善的抗日根据地，但缺少打一场真正决战的武器。他们希望去华盛顿说服罗斯福总统，表明他们要求的正当性。他们感到美国政府还没有察觉到，国民党在衰落，中共在崛起。如果他们能见到罗斯福总统，就能当面阐明这一切。

“我们不能跟美国冲突，我们冒不起这个险。”毛泽东对谢伟思说。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因为中共十分自信，他们将取得最终胜利。他们想让美国承认中共已经取得的成绩，承认他们有能力即将取得的东西，承认中共是中国的主要党派，而非非法组织。他们想在盟军即将到来的胜利中获得参战一员的合法地位，这样就能在对中国的战后安排中分得利益，在联合国里获得一席之地。总之，他们想彻底搞明白，如果蒋介石拒绝联合政府，那么是否“有可能”，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想知道自己在美国政府眼中的地位。

但不幸的是，这项提议没能直接报告华盛顿，而是首先被赫尔利大使截留在重庆，魏德迈将军也被迫同意这么做。中共的提议最后送达罗斯福总统时，“已被赫尔利大肆批判过了”。而那时，罗斯福总统正在一门心思为雅尔塔会议做准备，他满脑子都是二战接近胜利之时的各种恼人的难题，实在无心再与难以对付的蒋介石产生任何新矛盾。他倾向于在即将到来的会谈中和苏联人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回应毛泽东来访的罕见提议！

赫尔利大使遭下属告状的电报事件

4月，赫尔利大使回国述职，公开发表支持蒋政权，绝不与中共合作等言论，中共媒体和毛泽东发文严词批驳，双方关系恶化。7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民主同盟两位代表时，对赫尔利的批评已带有明显的义愤色彩，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同时，中共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赫尔利再任驻华大使。

而就在大使回国的档口，美驻华使馆部分人员由代办乔治·艾奇逊领头，由谢伟思执笔给国务院发去长电，批评赫尔利的不当作为。电报表示：中共代表一股崛起的力量，如果美国拒绝与之打交道，“从长远来看，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随着登陆中国的计划临近，留给我们调整策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电报建议：“总统应该明确告诉蒋介石，军事上需要我们资助共产党，与他们合作”，这个决定“不会推迟或取决于”国共是否联合执政。

电报引发赫尔利大发雷霆，他采取各种手段清洗了参与此事的6名下属。1945年6月，联邦调查局竟以“通共”嫌疑拘捕了谢伟思，后被判无罪。

而该电报最终被呈送罗斯福总统，国务院推荐说，这给我们提供了重新检视整个形势的机会，“特别是”重新考虑是否要“向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提供战争物资”。而赫尔利则言之凿凿地向总统进言：俄国人已经在雅尔塔和总统达成一致，这将大大削弱共产党的实力。他可以保证，“就在4月底”，中国就能统一！

罗斯福听信了赫尔利的说辞，错误地以为，共产党是可以被迫接受蒋介石的联合政府条件的。他拍板：单独和蒋介石打交道，没有他的同意，不能和共产党联系！这是这位美国总统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几天后，他离开华盛顿前往温泉疗养院，再也没能回来。

对罗斯福该决定影响最重的一个砝码是，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与斯大林达成的一致。罗斯福和赫尔利都相信，苏联是问题的关键，俄国人私下承诺与蒋介石签署协议（8月这个协议真的签了）将影响国共两方，并能够阻止中国爆发内战。

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他高度关注将于4月下旬在旧金山举行的创建联合国的大会，他希望四国同盟在战后可以担当起保证世界和平的重任。这是一个不计代价也要避免是非的时候！既然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在欧洲之下，那么也就不值得按照驻华使馆电报中的建议去冒风险。

这一点再次与历史惊人地相似：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正是囿于不能影响国际联盟创立的逻辑，而放弃了对中国的承诺。

埃德加·斯诺是罗斯福喜欢倾听其意见的人，他报道了1945年与总统的一次谈话。斯诺写道，罗斯福对中国局势的复杂性又为难又感兴趣，他抱怨没人能把那里的事情解释清楚，包括斯诺。他“能认识到在游击战区域，中共领导了高效的政府，正在成长壮大”；他问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俄国人是不是在领导他们？”，还有，“如果我们协助他们，八路军在华北到底能做些什么？他又说，“我们和日本就要结束战斗，我们要把补给和一些联络官送到华北沿海”。斯诺问：是不是只要我们承认蒋介石是唯一的政府，我们所有的补给就要通过他来分配？“我们不能同时资助两个中国政府，不是吗？”“我们一直在和两个政府打交道，”罗斯福总统果决地一扬头，“既然我没法让他们合并，我打算继续这么做。”

这成了一个谜，这看上去和他支持赫尔利的看法自相矛盾。罗斯福总统于4月病逝后，由杜鲁门继任总统，其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为受降权和受降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赫尔利为调解国共争端，向蒋提出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5日，中共首脑毛泽东，在赫尔利和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与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与国民政府就两党关系及和平建国事宜进行了会谈，并签署《双十协定》。此举等于为毛和中共谋求和平做了广泛宣传。但该协定并没有带来和平，国共双方的冲突依然不断。美大使馆11月的报告认为，情况几乎是无望的，挫败感十足的赫尔利不久即辞职。

马歇尔使华及影响

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眼看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特使前往中国。其任务是，说服蒋介石召开包括中共和所有主要政治团体代表出席的国民大会，以民主方式统一中国，结束已爆发的国共敌对行动。

马歇尔之所以被任命为特使，除了其前陆军参谋长的身份外，他早年曾于一战后在美国驻华（天津）第十五步兵团任副团长三年，对中国事务略有经验。

经马歇尔斡旋，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组成了军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领导小组。三人小组于1946年1月达成停战协议，为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3月初，三人小组到延安做短暂访问，受到毛泽东热烈欢迎。马歇尔尝试为中共与美国未来的合作创造一个基础，这就需要“迪克西使团”继续存在下去。

但马歇尔出访延安将美国决策者们置于一个进退两难境地：尽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但考虑到战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美国不能不援助蒋介石政府；另一方面，尽管中共日益强大，且获得越来越多的民心，但美国政府认为中共在与苏联合作，美国不能支持中共。

马歇尔受人诟病的一件事是关于东北战事。1946年5月下旬，国军占领长春，在四平战役重创林彪部队后，一直追击至松花江边，逼近哈尔滨。但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蒋于6月6日下达了停战令，同意东北休战15天。6月21日，又宣布停战令延长至30日中午。此事被认为给了中共军队喘息机会，为此后反败为胜创造了条件，改变了东北，乃至全国国共对垒的局势发展。

8月份，以调停国共冲突为己任的马歇尔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二是他与司徒雷登大使为杜鲁门总统起草了一封劝说蒋介石的信，并由杜鲁门发给蒋。

12月1日，蒋与马歇尔进行了一次详谈。马歇尔提出了他对长期内战对国家经济影响的忧虑，但蒋不以为然。几天后蒋表示愿意聘用马歇尔为政府顾问，但马歇尔拒绝了。他表示，既然受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都未能成功推动谈判，更不要说在中国政府内推动改革，而且这么做会影响美国的立场。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返美就任国务卿之际，发表一份对华局势坦率声明，称：“和平最大之障碍，厥为国共两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对。”国民政府中“最有势力之反动集团，对于余促成真正联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几无不加以反对”；而中共方面“真正极端之共产党徒，则不惜任何泪烈之手段以求达到其目的”。

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方退出旨在调停中国国内冲突之三人会议，并尽速撤回军调处执行部之美方人员。1月30日，蒋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处执行部。

美国对华关系后续发展

1947年2月9日，美国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致函马歇尔国务卿，指责美国外交政策，抨击中国国民党，称：恢复中国之和平统一之所以失败，其主因为美国一方面企图调解，一方面又在军事及经济上援助中国国民党之反动分子，致使调解基础破坏殆尽。

5月7日，马歇尔宣布，中国政府改组已具备美国货款条件，美对华武器禁运至1947年5月解除。7月16日，杜鲁门总统委派特使魏德迈率调查团再次访华，发现对比前次来华，国民政府的情况更糟。他在中国发表批评政府的意见，引起蒋不满。回国后，魏德迈撰写报告，指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经济上通货膨胀，苏联及中共即将控制东北地区，中共很可能会控制中国全境。他建议继续对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和派遣顾问。

1948年12月1日，美国《外交杂志》载文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美国以35亿美元援助中国，其中在战胜日本前，为14.69亿美元；战胜日本后，达20.88亿美元。

1949年2月15日，美众议院51人就中国局势问题致函总统杜鲁门总统称：中国局势已使美国“感到严重威胁”，“共产党在中国之胜利，将为吾人重大的及历史性的失败”！要求杜鲁门指派一委员会研究中国问题。

2月28日，美国务院提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报告》，主张在政治上不致力于推翻中共新政权，而是“通过允许恢复与中国的正常经济关系，大大增强这种可以使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产生严重分裂的力量”。

3月28日，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向国会提出报告称，决定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应采取之基本原则：一、继续支持美国一向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之信条；二、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继续正常之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三、因经济援华一事，于美国本身利益甚为重要，故应尽可能继续下去。

4月4日，美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议案，决定将1948年4月3日所通过“援华法案”延期至1950年2月15日。

4月18日，美国国务院内部已有人主张承认中共，司徒雷登大使由南京到上海，且发表其承认中共之建议。

5月13日，国务卿艾奇逊致电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他向英、法等国驻华大使强调：“给共产党政权以事实上的承认将从政治上鼓励共产党，打击国民党”，“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

8月5日，美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书中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

1951年6月9日，韩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被撤职后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将付出鲜血和灾难的代价。”马歇尔和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1950年代受到强烈批评，麦卡锡本人也在国会批评此使华行动。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塔奇曼写道：“我们在中国得到的，完全和我们的目标相悖。我们千方百计避免的内战还是爆发了。虽然我们打败了日本，但是能赋予这场胜利意义的一个强大、统一、友好的战后中国还是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国民政府身上所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在1970年的回忆录中写得更直白：“美国从一个恶邻手中救出中国，却因对国共两党内战的厌恶，从中国抽身 ，从而使中国落入另一个恶邻的怀抱。” 

最后，或许有人认为，即使当年罗斯福未受驻华大使影响，邀请毛泽东到华盛顿晤谈，美国政府也认识到中共才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力量，并采取扶持中共政策，也不会换来中共与美国的合作。这是低估了中共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

与美国搞“统一战线”并非不可想象，看看中共近百年的曲折历史，这个曾经被丑化为洪水猛兽和共匪的党，为何没有在1927年蒋介石突然清党（四·一二事变）大开杀戒中被铲除？为何没有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以及艰难、漫长的长征路上被消灭？又为何能够在短短28年时间里推翻看似强大无比的国民党政权？

中共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就是答案。假如当年美国政府真的认识到中共的力量所在，并采取扶持政策，随时面临生存威胁的中共，必将毫无悬念地与美国合作。看看1972年尼克松访华所发生的事，就不难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