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美国对中国仁慈吗？

—— 两次鸦片战争美对华外交浅析

无疑，很多时候，立场决定观点。在《感恩节：没必要感恩，但起码拒绝愚昧》一文中，某先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通过评说美国早期对华外交史，为美国人在那个时代的侵华行为进行了重新定位，并未掩饰其歌功颂德的意图。这很符合其一贯逻辑，笔者不感意外。

从某文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公正、善良、甚至不缺乏正义感、能够仗义执言的美国！作者是否有美化美国的主观企图，外人不便妄下断论。至于某文在旁征博引过程中对待史实的态度是否客观，对历史事件的辨析与立论是否严谨，笔者亦无意质疑。此文仅限于对美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侵华行为的所谓“仁慈”表现，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做一粗浅分析。

在此，需简要温习一下美国的那段历史。当英国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古老中国大门的时候，美国的状况如何呢？

众所周知，由杰弗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于1776年在费城第二届大陆会议上正式通过，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而独立。这个新国家当时只有13个州，是一种大陆会议形式的松散邦联制政府。后历经6年独立战争，签订《巴黎和约》获英国正式承认独立，完成确立联邦制国家的《美国宪法》，直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政府于1789年成立，已经是通过《独立宣言》12年后的事了。

至1840年侵华鸦片战争爆发时，美国还只是一个建国不过50余年的年轻国家。其领土规模也比现在小很多。虽然加入联邦政府的州数比最初翻了一番，达到26个，仍只有现在50个州的约一半。

当时，领土扩张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这个年轻国家的首要大事。在版图急剧膨胀过程中，联邦政府甚至不惜妥协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确立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应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新加入联邦的州被划分为“自由州”或“蓄奴州”！让蓄奴制堂而皇之地存在于这个所谓的伟大联邦国家！

1844年中美签定《望厦条约》时，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正面临“成长的烦恼”。主要矛盾包括相互纠结的几大问题，如领土扩张主义、奴隶制、区域主义、经济与政党政策等。根本无暇顾及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以及与英、法等诸列强一道榨取更多利益的问题。至少这不是当时可以优先考虑的选项。美国人对中国提出适用于所有列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原则，也是在不放弃任何可能利益这个基本原则下的一个聪明的“搭便车”手段而已。

关于美国人的真实面目，有一个不谓不重要的史实，不知“感恩文”作者是否注意到。为榨取更大在华利益，美国又随从英、法两国一道，于1854年和1856年连续两次向清政府提出无理修约要求，俄国亦响应之。由此不难看出，美国人并未仁慈到放弃任何可能的获取在华利益的机会！

由于未获清政府允诺，列强们只好再寻新机。机会很快就来了！1856年，英、法两国以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侵华鸦片战争。战争自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由于清庭腐朽无能，再加国内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年－1864年）影响，中国再度战败。英、法、俄诸国于1860年与清政府签署多个《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而此时的美国，国内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南北双方在蓄奴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在经济平衡与社会发展上无法掩饰的差异，包括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等权利分配与法律问题上意见相左，等等，矛盾愈来愈无法调和。1861年，以林肯就任总统为由，南部十一州陆续退出联邦，并另组新政府。正是这根导火索，引发美国南北内战（1861年－1865年）。

1861年，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来中国时，美国人内战正酣，自顾不暇！采取一种和缓的对华政策，对日后在华长远利益的潜在维护当然有利！假如列强们当时就刮分中国，无疑，没有参战的美国不可能得到到多少实际利益。蒲安臣积极奉行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对华新政策：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美国人看似正义、仁慈，实则有自己迫不得已的苦衷。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另一方面，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与英、法、德等老牌列强（包括中国的流氓邻居沙俄和日本）的贪婪与老辣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秉持《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基本原则和基督教精神尚未褪色的年轻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天真又纯洁的儿童，尚未沾染横行乡里的恶少习气，更不具备一手遮天黑社会老大的必要条件和能耐。当它有几分不自信地侧身于毫不掩饰贪得无厌嘴脸的老牌诸强之列的时候，面对腐朽清庭治下积贫积弱的中国，精心打造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正义、仁慈造型，为未来铺路搭桥，当然顺理成章。

据称，希特勒儿童少年时代曾有过不幸的精神境遇，这导致他脾气有些怪异，但仍算不上一个坏孩子。这并未影响他日后给整个德国、犹太民族和大半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今日的世界警察美利坚早已今非昔比，遏制一切强大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对手，继续称霸世界的传统思维和现实努力从来不曾减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往昔19世纪那个年轻的美国，的确不曾对腐朽、羸弱的清庭中国大打出手，甚至有诸如返还庚子赔款之类的小恩小惠。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美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获利渔翁，已经成熟老道，尤其毫不掩饰对新中国的敌意。从前期对蒋介石政权的大力支持，到朝鲜战场的较量，后来对红色中国的全面封锁，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失败，再到打中国牌抗衡苏联的冷战博弈，直至冷战结束后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明显，事实清楚。进入21世纪的美国，面对东方醒来睡狮的迅速崛起，将中国作为其最大竞争对手和头号长远假象敌已经是司马昭之心。无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