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30年最大誤區、缺憾及10問
——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開放性思考 文：格致夫
儘管與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有重大區別，紀念89年民運和六四悲劇無疑也是必要的。但30年後的今天，該如何更好地紀念，確實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回歸常理常情，就任何重大歷史事件而言，其真正的偉大精神、偉大意義反而不見得需要重複性大肆宣揚，因為那必然早已深入人心。果真需要年復一年不斷強調和宣揚的話（如政府行為），如果不是為了洗腦，恐怕是那“偉大精神”、“偉大意義”本身就值得懷疑！熟悉中國政治者都該清楚這一點。
紀念六四同理。特別是在萬維網這類海外中文網媒，各類信息和見解均可自由發表，廣大海外讀者對六四早已耳熟能詳。如果30年過後，紀念六四的主流依然限於慷慨激昂於其偉大意義、偉大精神，悲情於六四英雄們的犧牲和流血，這簡直就是另一種悲哀，那些年輕生命的鮮血恐怕反而有白流之虞！
多年來，從有關六四的不少新聞和紀念文字中，雖然也能看到一些反思性的東西，包括卡瑪的紀錄片《天安門》中受訪者就事論事性反思，本人一個較深的感受依然是，作為民運參與者、親歷者和支持者一方，尚缺乏對事件的系統性深刻反思是一個最大缺憾。而年復一年地仍將注意力放在指責當年的殘酷鎮壓、事後國內的整肅與禁言、以及至今中共堅持不予評反上，雖然不缺乏正義性，卻是一個於事無補的最大誤區！
很多時候，對一個歷史事件的無保留肯定、支持甚或吹捧，遠沒有直面現實的客觀反思更有責任感，更有啟發性，更有營養。這令筆者想起中共的締造者陳獨秀這個獨特的歷史人物。頗具諷刺色彩的是，這位中國最早的馬列主義傳播者，也是最早對國際共運做出深刻反思的人。
與中共分道揚鑣後，特別在其晚年，陳獨秀對蘇共體制的弊端、對斯大林錯誤的深刻認識要比蘇聯人和任何其他人都要早很多，也更深入。即使今天看來，依然是毫不遜色的真知灼見！
對於中國89民運，特別是六四悲劇，學運領袖、民運人士，也包括關注中國命運的所有人，最應該做的事情當然不是仍沉浸在該事件的悲情或其偉大中，而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作出系統性深刻反思。在此，筆者僅從理清幾個區分的角度，談幾點粗淺看法。
1】政府與民運雙方責任的區分 這個區分看似最簡單、最明顯，但在涉及事件演變過程、責任承擔，特別是反思與汲取教訓等具體問題時，卻存在不少混淆不清之處。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一步步演變為一場駭人聽聞的大悲劇，顯然雙方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無疑，政府的責任需要明確和清算，但那不是民運一方眼下能夠操控的。更現實可行的選擇是，反思清楚民運方自身的責任與問題。借用一句套話就是，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以利再“戰”！這才是對未來中國民主運動最負責任的態度。
2】89民運與六四事件的區分 整個89民運是指胡耀邦4月15日逝世後至6月4日持續達50天之久，以青年學生為主體，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發生在全國許多地方的民主運動。而六四事件特指最終的流血悲劇。因此，不宜採用“六四運動”這類概念，畢竟與五四運動有本質差異；更不宜杜撰容易誤解的“六四精神”，六四悲劇實際上是一種本可避免的、非理性無為犧牲。 89民運的前、中期有理由定性為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海外很多聲音刻意迴避愛國這個客觀特性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學運領袖在與政府對話時表明的觀點、遊行隊伍中出現的諸多橫幅、標語和口號，特別是學運代表向各級政府提出的正式書面請願訴求，主要包括反貪腐、反官僚、要民主，希望中國富強起來等，都能說明其愛國屬性。
而六四事件或可包括運動後期（絕食開始後），演變為通過絕食提出無法達成的過激條件，拒絕與官方對話等手段，要挾政府，甚至試圖推翻現政府的非理性事件，直至最後鑄成流血悲劇，這與愛國民主運動的初衷已經南轅北轍！也正是運動最後階段的非理性，才導致本可避免的悲劇。
3】六四英雄與學運領袖們的區分 六四英雄應該指那些為了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初衷和根本目標，而獻出自己生命的勇士們。他們有充分理由贏得中國人與世界的尊敬。毋容諱言，即使他們在某個階段和某種程度上，不排除被誤導或蒙蔽的因素，但這並不影響他們追求目標的正義性，更無損於他們的理想精神和可貴人格。 至於學運領袖們，他們都是缺乏社會歷練的青年學生。而這場規模空前的自發民主運動，完全缺乏事先規劃，亦沒有前車之鑑，更不存在可預見性。尤其在獲得工人、新聞界、知識界、文化界及社會各界廣泛支持後，發展勢頭迅猛，權威性不夠的學運領袖們顯然難以駕馭之，難免表現出缺乏章法和理性，組織管理混亂，更沒有對形勢的清晰判斷，亦包括內部不和甚至爭權奪利，在與政府對話中進退失據，沒有把握住可使運動暫告一段落的最佳時機等一系列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除了遺憾，不宜成為嚴厲指責的理由，事後諸葛亮沒有多少技術含量。 關於幾位主要學運領袖全身而退，走避海外，及事後發表誇大其詞的不當言論等，過多的指責和抱怨亦於事無補。自私乃人之天性，理解他們的不當言行，或許才是成熟的理性態度。這與無原則、不負責任、甚或廉價的寬容與大度沒有關係。當然，對於柴玲等人“期待流血”，就是另一個性質的問題。
4】89民運精神與六四事件負面影響的區分 對於前者，評論者早就有數不勝數的壓倒性發揮和闡述，在此無需重複。對於後者，則未見足夠闡述，在此試舉幾點。 —— 首先，至今不清楚有多少年輕的生命無為犧牲。官方曾說幾十人，有人估計數百人或更多。對於此類惡性悲劇，至少帶來一代人的思想糾結，如“天安門母親”現象等多方面嚴重後遺症，而國內外在現實和歷史兩個層面也都不可能簡單放下。 —— 其次，六四悲劇導致此前民主運動的既有成果和廣泛影響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不僅民運本身進入最艱難時期，中國政改與思想自由的幼芽被無情掐掉。而貪腐、社會不公等學生們訴求解決的社會問題此後一度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 第三，中國當年正在改善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西方發達國家一致對中國實施制裁，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遭受嚴重打擊，幾近被逆轉，直至1992年鄧南巡講話後才回歸。 —— 第四，直接導致中共高層中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下台或失勢，保守派則趁機重新獲得主動權，左右中國大局。 —— 第五，中共由此徹底改變了對民運的認識，再加蘇東巨變的警鐘，令中共產生前所未有的執政危機感。從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諸多領域的防範，到國家機器的強化（如建立武警部隊），維穩成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這造成六四之後30年來，中國再無任何民主運動的現實。
5】89民運的理性部分與過激部分的區分 顯然，在運動前、中期，通過宣言、請願書等提出的訴求主要部分都是相當理性的，包括反貪腐、反官僚、解決社會不公等，更是切中時弊的正確主張。學生們特別強調的愛國擁黨基調和希望祖國強盛的根本訴求更與國家的大目標完全一致！而要求更多民主，包括重新評價胡耀邦等要求，雖算不上很現實，但同樣不能說不在理。 但是，開始絕食進入運動後期，特別是遭受政府宣布戒嚴刺激之後，部分學運領袖逐漸失去理性思考，在廣場上和與政府對話過程中提出不少過激的、當時無法實現的苛刻要求。此時的民主運動實際上已演變為通過“綁架”學生愛國熱情，試圖要挾政府，甚至推翻政府的非理性行為。而最後時刻，個別學運領袖“期待流血”就更無法原諒。
6】30年前後“兩個中國”的區分 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中國過去30年所發生的經濟與社會巨變，都是當年學生們內心深處的渴望，包括近年來的反腐倡廉，更是當年學生們的直接訴求。換句話講，今日中國已經不是30年前的那個中國！ 而世界也不再是30年前的那個世界。在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口中“親密的朋友”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運作下，走過70餘年曆程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旗艦”蘇聯轟然崩潰，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迅速土崩瓦解。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亦僅剩下名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壘，正如消失的柏林牆，僅存在於記憶中；中印等新興國家的崛起與美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走下坡路是兩個同樣明顯的大趨勢。而世界另一面引人注目的演變是，多個移植西方民主制的國家並沒有迎來快速發展與富強，而是陷入混亂和紛爭，除了烏克蘭等部分東歐國家，其中的典型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等國。
有鑑於此，所有有志於中國民主運動者,面對中國和世界的巨變，需要進一步系統反思的深層問題至少包括，但不限於如下10個： 1）總問題：“在野”民運力量還應該是30年前的那張老面孔嗎？！ 2）89愛國民運主要訴求有多少已經被政府吸收，或正在實行、實現中？ 3）國際民主運動（如“阿拉伯之春”）的不堪現實給中國民運何種啟示？ 4）符合中國國情的、具備現實可操作性的民主化道路究竟是什麼？ 5）中國式民主與法治建設真的不存在任何樂觀前景嗎？ 6）中國式發展道路真的是無法接受的現實選擇嗎？ 7）今天中國民眾對民主道路的基本態度和期待有哪些變化？ 8）應該如何從中國30年巨變的個別負面發展中尋找新的切入點？ 9）中國民運是否還能維持30前的基本目標和策略？ 10）革命而非某種方式的改良才是中國的現實出路嗎？
無疑，這些至少是中國民運中堅們不宜迴避，理應認真給出答案的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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