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废除任期限制更要命的修宪！ 文：格致夫
始自“82宪法”，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规定了两届任期限制，但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环境中，该条款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国家主席就是名义和礼仪上的国家元首，中国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邓小平时代曾有李先念、杨尚昆先后出任国家主席，他们从来排不进最高领导人中的前三位！因此，保留也好，废除也罢，国家元首的任期限制都没有实质性影响，特别是在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的现实下。
而换个角度看，没有任期限制，才更能反映中国特色的体制真相！也更有利于海内外认清这一政权特征。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真正感到义不容辞有理由反对的是中共自己！外界、特别是民主人士们，也跟着着急上火，是不是有点狗咬耗子呢？今年是狗年，也用不着这么干嘛！ 这里的逻辑难理解吗？一点也不。如果如民主人士所认定的那般不得了——废除任期限制，就等于习近平搞终身制！那将意味着对中共自身极为不利——大大削弱、甚至瓦解其执政基础，从而加速其丢掉政权。这理应是民主斗士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让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的民主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民主人士们为何不依不饶地又是声讨习独裁、又是鼓动民众、又是搞签名檄文，闹得不可开交呢？莫非民主斗士们也为中共不走邪路、不走死路、避免“亡党亡国”而殚精竭虑？
相反，如果民主人士们的观察结论不认为将导致习搞终身制，他了不起多干一、两届，届时免不了只能有序交班。那么，你们反对中共修宪的理据又是什么呢？
民主人士们的造型让人看不懂，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近期的例子还包括多位民主大佬不屈不挠地诟病郭文贵大爆中共高层内幕猛料。
而很多人尚未充分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共此次提出的修宪“建议”，并非只有废除任期限制这一条款非同小可，其真正攸关全局的要害是中共领导一切入宪！很多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似乎尚未完全反应过来。
按照中共自己的标准表述，40年前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大转移——将中共的工作重心成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这一历史性转折中最关键的一大举措，就是贯彻“党政分开”原则，并率先在工业企业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来逐步扩大到所有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管理机构，均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同时，党的各级组织的职责，限于政治、思想领域的领导。
而中共19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21条修宪建议中却包括与这一改革大势背道而驰的重大逆转。
宪法正文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之后，特意新增加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就是，所有认为中国政治改革将包括“多党制”的观点，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只能是幻想！ 而1982年修宪的方向正好相反！巧合的是，当年习近平之父、时任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正是 “82宪法”修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该版宪法成功实现了避提“党的领导”，可谓对毛泽东最满意的“文革宪法”（突出党的领导）的最核心否定！
高锴先生当年任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习仲勋在人大常委会任职期间，他一直在其身边工作。高锴纪念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给人一个印象：当年习仲勋在立法方面的贡献甚至不逊色于彭真！按照高的说法：“为什么不在宪法正文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当然不是文字的疏漏，而是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和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里的“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和立法者”并非指最高领导层中的邓小平、陈云等，而就是指彭真和习仲勋。
高文说：1980年9月，习仲勋从广东调中央任职，先由全国人大补选为副委员长，随后在中央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的12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值得注意的是，习仲勋还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诞生于1979年2月，是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建立的有权威的立法机构，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第一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是彭真，第二任主任就是习仲勋。到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结束使命，他们的任期各约两年三个月。正是在这两位热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才开始从“无法无天”、“无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国”的道路。
高锴还提到一个细节：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看了这段对话，笔者感到震惊，习仲勋担忧“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 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似乎冥冥之中言中了儿子习近平的未来！
事实是，不仅中共19届二中全会的修宪建议突出中共领导一切，很多人或许没有注意到，三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马上就有了突出中共领导地位的配套举措。三中全会公报对此有全方位详尽阐述，这里仅引述其中一段，即可管中窥豹： “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要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无需任何废话，只要有基本理解力就不难想象，这与老毛当年的懿旨还有多少区别呢？
事实是，早在两年多前，习近平即已经在王歧山的大力支持下重提当年毛泽东的著名提法：“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并将其纳入19大新党章。现在，又进一步将其纳入宪法，其性质就不仅仅是对中共的内部要求，而成为全国14亿国民都必须服从的法条！
此次宪法修订，从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到突出中共领导一切，再到机构改革确保中共领导全覆盖的的配套举措，人们有理由认为，习近平麾下的中共，正在背离邓小平当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基本方略！换句话说，今年是中国改开40周年，或许也是邓式改开寿终正寝的一年！这才应该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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