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宣传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范例（下）
—— 中共改革派如何干掉了党主席为首的保守派
文：格致夫
1978年5月，重磅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四大国家级媒体——《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几乎同时横空出世，在中国极左思想禁锢达到极限的重重帷幕上劈开一道大口子！引发一场规模空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专权者毛泽东离世短短两年后，就迅速开启了中共建政以来意义最为深远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大转折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终结了华国锋的中共新领袖地位，加速了中国当代大变革的历史进程。 （三）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论战
兴师问罪与尖锐对立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由于其权威性，文章被其它报刊转载，司空见惯。但《人民日报》转载其它报刊文章就颇不寻常，意味着文章非同一般！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真理标准文”），正是如此，引起广泛关注。 当天夜里，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的新闻界重要人物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打电话，对“真理标准文”进行了激烈抨击。这位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权威人士的基本结论是：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5月13日，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真理标准文”，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这位人士还在另一场合说：“真理标准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这里所说的“砍旗”，是指“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在当年是很严重的罪名。 同一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真理标准文”起了很坏的作用，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当天下午，胡耀邦在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人民日报社派人参加，并出示了吴冷西激烈批评的电话记录。会上，大家对“真理标准文”引起反应如此激烈、迅速，有些意外。胡耀邦很坦然地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有人还转告了华国锋的一个说法：“理论问题要慎重。”胡马上针锋相对地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经胡耀邦同意，中央党校以此为题写了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刊登在6月30日《理论动态》上，《人民日报》同日在头版公开发表。显然，这又是两者事先约定好的！文中暗批“凡是派”：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几天后，事态升级，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他说：“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表示，“真理标准文”和另一篇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都未经他们审阅。他批评道：“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汪东兴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他还批评张平化：你这个中宣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华国锋还指示说：“《红旗》杂志不要表态”。 之后，汪东兴再召中宣部长张平化，以及《红旗》杂志新任、离任两位总编辑，耳提面命。于是，就有了张平化急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团团长们打招呼：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不要随风倒，要用鼻子嗅一嗅。也就有了《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文”的长期沉默，不表态。 汪东兴和张平化对“真理标准文”的批评，很快传开，甚至有谣言传播：“《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真理标准文”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与邓小平不同调 “真理标准文”发表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召开。5月底，会议进入尾声，请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邓小平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两人讲话，用的标题分别是：《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不难看出，《人民日报》报道上的倾向性！汪东兴质问道：“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事后告诉采访者：对华国锋的讲话采取一般化的标题，是因为对这个讲话的“主要命题，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如果把这个主题做到新闻标题上，会造成思想混乱，对读者、对论者都没有好处。” 那么，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其中有这么几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华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和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华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有人“不遵守纪律”！ 而邓小平的讲话，虽然一字未提“真理标准文”，但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照抄、照转、照搬”态度。实际上是对该文的有力支持。邓小平不点名批判了“两个凡是”派：“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他在讲话中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里的“打破精神枷锁”，实际上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
真理标准大讨论获得各界响应 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潜台词”很明确：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意味着，毛泽东的极左理论经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不是真理，应予否定！同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应该否定！所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这场大讨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走向，关系到华国锋的命运！ 在“真理标准文”发表一个月后，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他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 汪东兴特别提到：现在我们的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即“真理标准文”）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显然，汪东兴的意思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画上句号，不许报刊再发表类似文章！ 汪东兴还点了胡耀邦的名。他已获知，“真理标准文”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表的。在汪看来，胡耀邦在搞“小动作”。汪还着重批评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文章。 —— 用邢贲思文反击。就在汪东兴告诫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下不为例”的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哲学研究员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这表明，《人民日报》不遵守“下不为例”，偏偏再来一例！不仅《人民日报》如此，新华社当天转发此文，此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邢贲思文。这更表明，这些中央级媒体也置汪东兴的警告于不顾！ 邢贲思文其实是《人民日报》早前发的《标准只有一个》的继续。《人民日报》一编辑谈及邢贲思文的由来：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发表后，“我们就收到20几封反对的信，主要理由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因为有这些来信，我们请邢贲思同志写篇文章回答这些问题。” 邢贲思说，他的文章是在5月初交给《人民日报》的，当时还不知道《光明日报》要发表“真理标准文”。在“真理标准文”发表之后，邢贲思文的意义也就远远超过了答复读者来信，而成为对反对派的一次反击。 —— 理论界《哲学研究》一马当先呼应。邢贲思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不久。他不仅自己写文章参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且有意组织哲学界、理论界举行座谈会。于是，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出面，在1978年6月20日、21日，举行了第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首都哲学、理论界60余人，从而使更多的理论界人士投入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 —— 军队罗瑞卿大将鼎力相助。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发表之际，另一篇重磅文章正在中央党校仔细修改中。此文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主笔，孙长江写作。该文对“真理标准文”发表以来的种种反对意见，作出系统回答。孙和吴是“真理标准文”参与者，对其背景非常清楚。他们写作新文，就是要扩大“真理标准文”已经炸开的突破口，再一次从理论上动摇“两个凡是”。 胡耀邦因“真理标准文”受到很大压力。他建议吴和孙的新文章“等三个月以后再说”。但他们面对反对“真理标准文”的种种意见，急于尽快作出回答。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麻烦，至少应在形式上隔离胡耀邦与该文的干系，定稿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 但在当时，如果不寻求一位高层领导人支持，是很难发表一篇重要文章的。而考虑到《理论动态》已几度受到汪东兴批评，胡耀邦也面临压力，此文不能再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此时也都被汪东兴和中宣部“盯”得很紧。中央级重要报刊中，唯一的希望在《解放军报》！ 凑巧的是，正在吴江和孙长江为新文出路犯难之际，《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找上门来，向吴江约稿！事情要从姚远方与该报社长华楠前往解放軍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家里请示工作说起。据姚远方回忆，那是“真理标准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不久。罗瑞卿一见到他们便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看了没有？这是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提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 就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当晚，罗瑞卿就给姚远方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组织文章宣传邓小平讲话精神。于是有了姚远方去中央党校。他向吴江转告了罗瑞卿的意见，吴江当然求之不得。 罗瑞卿对于林彪所谓“立竿见影”之类“左”的一套深恶痛绝，在他复出后，坚定反对“两个凡是”。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用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僵死的教条。他读到“真理标准文”，理所当然地为之叫好。他说，“两个凡是”其实就是林彪所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照“两个凡是”办，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现代迷信，不打倒不行。 罗大将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清样后，欣然鼎力相助。为了该文的具体修改，他给解放军报负责人打了七八次电话；为了就该文交换意见，他给胡耀邦打了6次电话；为了转载扩大影响，他给《人民日报》也打了多次电话。他甚至亲自动手，两次修改清样。 罗还把该文清样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审阅，韦也表示赞同。这位总参谋长在给胡耀邦的电话中说，如果这篇文章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罗考虑到《解放军报》限于军内发行，一般读者看不到，为扩大影响，他又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商定转载事宜。按惯例，应是《解放军报》先发表，《人民日报》次日转载。可在那个特殊时期，却不宜按此常规套路行事。该文是长达1.6万字的“重磅炸弹”，且是在汪东兴三令五申“下不为例”的情况下推出，《解放军报》一发表，很可能当天就会引起他们注意，马上下令不许转载！这样，《人民日报》第二天极有可能转载不成。最后，双方敲定，《人民日报》同一天转载！就在该文发表前夜，罗还3次打电话过问。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于1978年6月24日发表，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虽然作者吴江、孙长江均非军队作者，为加重文章的分量，罗瑞卿还是拍板以该署名发表。同时也绕过了向汪东兴报审这一关。由于该文发表在《解放军报》，还有罗瑞卿的大力支持，汪东兴也不便发作。 该文巧妙地借用华国锋的话，批判华国锋。文中详细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尖锐批判了某些人的责难——回敬了“两个凡是”派。文中引用邓小平讲话中三段重要阐述后，大赞邓小平“说得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多么好啊！”驳斥了凡是派所谓的“砍旗论”！文章结尾意有所指：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该文的发表是又一记重锤响鼓，在“两个凡是”的大堤上又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不久，罗瑞卿飞赴德国做腿部手术，姚远方到机场送行。罗瑞卿问道：“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有什么麻烦吗？”罗瑞卿再次重申那句话：“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仅仅40天后，这位大将在德国意外离世。 —— 科学界加入讨论行列。自然科学工作者们早就注意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在“真理标准文”发表的第3天，高能物理学家何祚庥就在《光明日报》上发文，从自然科学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自然科学上，这一道理很容易理解。中科院院士、化学家傅鹰教授有句名言：“事实是科学的最高法庭。”任何科学理论，只有经得起事实（实验）的检验，才被承认为理论。 正因如此，“真理标准文”一发表，就受到中国科学界欢迎。刚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不久、主持科学界领导工作的方毅也非常重视该文。1978年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科院和中国科协便在方毅主持下举行联席会议，对“真理标准文”进行讨论，表示支持。在中国各界之中，科学界响应最早。1978年7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面，又正式召开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 科学工作者们不光参加讨论会，还拿起笔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从科学史的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家们的加入，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声势更为壮大。 —— 中共高层表态分歧大。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又一次跟各地打招呼，要求各地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中宣部长张平化贯彻执行华的指示。 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7月21日找张平化谈话。他很严肃地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邓小平次日找胡耀邦谈话。邓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一个好班子。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明确地肯定了“真理标准文”。在真理标准问题论战的关键时刻，给该文作者、审定者胡耀邦以及《理论动态》以有力支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亦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大论战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甘肃第一个发声响应。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的第4天，《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平同志在甘肃省委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宋平任甘肃省委书记，首先意识到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紧接着，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编辑部召开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这意味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北京和中央报刊，开始在地方展开。
黑龙江省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引发文革前17年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是“黑省委”还是“红省委”之争。于是，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组织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报刊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指出，林彪、“四人帮”种种流毒中，危害最大的是两种谬论：一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由此任意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片言只语吓唬群众；二是鼓吹“绝对权威”和“顶峰”，并由此给反对他们的人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不允许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新疆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该书是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辑出版。他们收集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文章，汇编成册，便于新疆的干部们学习。新疆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了该书，召开了“加强理论学习问题会议”，而且还举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这与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鲜明态度是分不开的。
此后，辽宁、福建、吉林等省也加入讨论行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终于轰动全国。尽管中央没有发出要求各地参加讨论的指示和文件，但各地方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9月中，邓小平在吉林作了一次重要谈话。谈话中，他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点了“两个凡是”的名。他说：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在吉林谈话之后，全国各地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大大加快，一下子形成全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氛围。在各省、市、自治区中，迟迟不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的，是那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湖南省。不言而喻，湖南受到华国锋的深刻影响。直到1978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赶上了“末班车”：省委书记毛致用在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全国大论战的热烈气氛使凡是派们陷于空前孤立之中。这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方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讨论和论述，而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一直保持缄默。人们笑称：“《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其实，《红旗》杂志并非“不表态，不卷入”，而是精心准备“卷入”！1978年7月初，《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内部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跟着华主席，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方法，对付可能重新出现的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
从1978年7月底开始，一篇“大文章”起草后，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着，该文由《红旗》杂志一位副总编辑执笔。文章初稿有两万多字，题目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熊复就此请示汪东兴。最初，汪东兴不同意发表；后来，汪又同意了，但要求改标题。那位副总编把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这篇“大文章”毕竟出自权威性理论刊物，文章是这样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由于实践发展的有限性，带来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这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实践在一定条件范围内，只能相对正确地检验某一认识的真理性；第二，实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对现有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三，在某些实践中，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实践结果带来局限性。
该文还充分肯定了文革：现在实践已经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对症良方。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狭隘眼界，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该文结尾写道：批评家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
该文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在1978年9月送往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对这篇“大文章”提出了6条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使《红旗》杂志社尝到了反击火力的猛烈，他们不敢贸然公开发表这篇“大文章”。从原定第10期发表一直往后推，而到了第12期，全国上下形成一致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局面，该“大文章”终于无法推出，胎死腹中！
谭震林给《红旗》出了难题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筹划在第12期发表纪念毛的文章。编辑部选中了资格够老、与毛有交情的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约稿。10月下旬，谭的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使编辑部陷入尴尬境地！因为谭文最后一部分专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正是《红旗》杂志的“心病”所在。《红旗》杂志只好派人前往谭家中，希望他删去文中这一部分。 当年曾“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快人快语：文章的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若明若暗，不置可否。总编熊复无奈，只能把谭震林的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红旗》杂志写了一封信：“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 华国锋批示：同意发表。 —— 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 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 汪东兴却没有对谭震林的文章表态！ 由于《红旗》杂志的请示报告抬头写着“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汪是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熊复不能不前往汪东兴那里再作请示。汪东兴无奈地说：“那只好这样。”于是，该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上。谭文结尾处，公开提出了与凡是派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谭老板真个是文如其人！
《红旗》终于“后院起火” 对于熊复的“不表态、不卷入”，《红旗》杂志很多编辑其实早就有异议。他们关注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看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一片火热地宣传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看着全国各地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红旗》杂志不吭一声，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他们早已怨声载道！ 1978年11月23日，《红旗》杂志大楼前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总编辑熊复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唱反调；揭露熊复反对平反1976年“天安门事件”，至今仍要批“走资派”，以及对于胡耀邦的错误态度等。 熊复是个明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红旗》确实落伍。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熊复的“不表态、不卷入”，是来自华国锋、汪东兴的指令。大字报给了熊复以极大的震动。很快，他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旁边，小字报的标题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由于熊复很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转变态度，《红旗》杂志最终赶了上来，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后来仍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直至1987年8月《红旗》杂志停刊。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评价
1978年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幕，直到12月13日才闭幕。闭幕会上，邓小平有一个著名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整个讲话的主旨，更是这个历史上少有的马拉松式中央工作会议的核心思想。这次会议和邓这个讲话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它就是5天后开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和定调会！毫不夸张地讲，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基于这次会议和邓的这个纲领性讲话！而标志着中国当代历史重大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主要是形式意义。全会尚未召开，《公报》的起草就已在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时开始。 而邓这个历史性讲话之所以能够自信满满地提出，并最终在中央高层达成共识，成为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并开启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与7个月前发表的重磅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莫大关系！正是该文引发的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本次大会作了至关重要的舆论准备，使得中央工作会议最终能够平反“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问题、“61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案等一些重大案件；更使得华国锋在闭幕会讲话中，不得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大转折铺平了道路。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突破口，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到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和邓小平的闭幕会讲话，这是改革派在短短7个月内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这一胜利终结了保守派的旗帜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虽然此后形式上华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中共的真正掌舵人从此转为邓小平！四年后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此后，日渐淡出中共决策层。两位改革派核心领导者胡耀邦和邓小平分别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从1949年中共建政算起，毛泽东在位27年；对毛的个人崇拜，应从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以中央名义提出“毛泽东思想”算起，有31年历史；而毛成为中共实质上的一把手，则应从1935年遵义会议算起，长达41年之久！而在毛去世仅仅两年之后，国人思想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檄文及其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不可想象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檄文，拍板发表者胡耀邦当时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胡的预言显然是准确的。 一篇理论文章能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假如没有胡耀邦先生有先见之明的拍板，这一切在当时就不会发生。一个人对历史的推动，除了体现在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中，同样也体现在这类看似波澜不惊的微妙决策之中。 周扬曾这样评价：中国在20世纪，有三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一场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场是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一场就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应该说，还是提两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为宜：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共产党诞生；而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则促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大转折。
最后，以笔者早前文章中关于胡耀邦的一段作为全篇结语: 1980年代被公认为中共建政以来思想领域最为开放的时代。其前期属品格高尚、人格伟岸的胡耀邦锐意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耀邦先生一生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关注民众疾苦，是一个个性鲜明，颇具人格魅力的人，更是一位原则性强、魄力非凡、具有开放思想、致力于迅速改变中国现状的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耀邦先生虽然年轻时没有什么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但他一生酷爱读书，且涉猎广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良师益友。当年曾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耀邦语录：只要我在位一天，就绝不能再让知识分子受委屈！也正是这一点为他顶峰陨落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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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左理论禁区是如何被突破的？
（一）“两个凡是”强势出炉 改革派浮出水面
（注：该文主要取材于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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