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獨秀嫖妓改變中國歷史進程！

文：格致夫

著名演員黃海波因嫖娼一案被收容6個月。在今天開幕的第1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黃海波出演男一號的中國影片《勝利》從上千部影片中脫穎而出，成為入圍主競賽單元僅有的15部影片之一。據稱，黃在該片中有上佳表現，業界認為他有望角逐本屆上影節影帝。雖然公眾對黃嫖娼一事給予前所未有的寬容，上影節組委會方面亦表示，評選“不會受到藝術以外的事情干擾。”但令人遺憾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黃卻只能缺席此盛會，評選結果最終會否受嫖娼事件影響，亦未可知。

這令人想起一個世紀前發生在北京大學一起性質類似、但其重要性卻大過此案千百倍的教授嫖娼案。

上世紀早期，文人嫖娼根本不算什麼大事，更不是新聞。1919年3月，報界卻爆出北大著名教授陳獨秀狎妓行為過分的新聞。報道稱，陳“與北大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陳]將妓之下體挖傷泄憤”！

陳乃北大文科學長，引領時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的創辦者和總編。他不僅深得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器重，而且在青年學子中享有很高威望。追隨者和擁躉不計其數。此新聞一出，坊間議論紛紛，非同小可！

1919年3月26日晚，一個有幾分古怪的四人會議決定了陳獨秀教授的命運。這四位與會者是：北大校長蔡元培，唯一一位有資格決定對陳處罰與否的與會者；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北京醫科大學前身）校長湯爾和，他並非北大員工，但當時卻是左右北京學界的重要頭面人物；另兩位是並無管理職權的北大教授馬敘倫和沈尹默（他們後來的經歷都很不普通）。馬和沈雖未在北大擔任要職，卻與湯爾和私交甚篤，這應該是此兩位出現在這個會議上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此四人同為浙江同鄉。會議地點也不是在北大的辦公室或會議室，而是在湯爾和家中。

四人同鄉會式的“3·26會議”一直開到十二點，方才散去。雖未留下會議情況的文字記錄，但從結果看，在陳獨秀去留問題上，會議達成了共識，並且還擬定了陳離開北大的具體方式。

不久後，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會議，決定廢除學長制，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教務長代替學長”這一體制改革原定於暑期後實行，現在悄然提前，成為一場體面的人事變動。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了文科學長職務。雖然繼續擔任北大教授，由校方給假一年，但他與北大的關係卻由此破裂。

這個“放逐”陳的決定，除了“3·26會議”本身的不正常之外，四人的作用也很值得玩味。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擔任校長期間被公認是北大最輝煌的時代。大師雲集，人才輩出。蔡先生的過人之處，除了大教育家的遠見卓識，更體現在對人才的尊重和寬厚上。不難推定，他是不會願意“放逐”陳的。從他回復論戰者的公開信中可以看出其治校理念：

“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指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使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顯然，在“放逐”陳這件事上是有人說服了蔡先生。這個人會是誰呢？只有在學界有廣泛影響力的湯爾和有這個可能。當然，與湯私交甚好的另兩位教授也站在湯的立場上幫腔，也是不奇怪的。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是，在一對三的局面下，蔡被說服。最終統一了意見。

此事發生在五四運動前夜，陳在五四運動中作為精神領袖因親赴公共場所散發傳單而被捕入獄。出獄後，他於1920年初帶着其心愛的《新青年》回到上海。從此，全身心地投入到馬列主義的宣傳中。僅半年之後（1920年8月），他就在中國成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實際就稱“中國共產黨”）。一年後，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就在上海正式創建中國共產黨。由於其獨一無二的貢獻、精神領袖無可比擬的巨大影響力、新文化運動旗幟地位和因此形成的崇高威望，陳雖未親自出席建黨一大會議（派代表參加），不僅被選為總負責人，而且中共二大至五大均被選舉為最高領導人。由此足見陳本人對中共早期歷史舉足輕重的無雙影響。

陳因嫖妓事件被北大放逐16年後的1935年，曾同為北大教授和《新青年》同仁的胡適與當年的關鍵人物湯爾和就此舊事有過一場通信論爭。當時中共創立的紅軍挫敗了蔣的第五次圍剿，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九死一生，最終到達陝北。這對國統區震動很大！胡與湯此時的爭論無疑與此有關。

有人將胡、湯這場爭論歸納為如下兩方面。

1】“胡適認為陳獨秀嫖妓屬於個人私德，是“私行為”；陳獨秀被迫離開北大，是“外人借私行為攻擊”之。胡適主張把“公行為”和“私行為”分開：一方面認同公共人物(Publicmen)應注意自己的行為，他們的私行為也有可能對公眾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不贊成任何人把私行為當做攻擊某人的武器。在胡適看來，借私行為攻擊陳獨秀的真正用意是變相攻擊北大新思潮的領袖。湯爾和則認為，陳獨秀既然身在教育界，作為北大文科學長，必須做到最基本的“為人師表”，嫖妓行為不可接受。

2】“另一方面，胡適認為，3月26日的去陳會議，導致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陳獨秀此後脫離自由主義陣營而迅速左傾。湯爾和則認為陳獨秀本為“不羈之才”，不會安於教授生活，即使沒有這件事情，最終也會離職而去，其思想左傾同樣也無可避免。”

在筆者看來，這種對歷史進行假設式的爭論，雖然於事無補，對正確評價歷史、理解現實、展望未來卻並非沒有參考價值。

首先，順境太容易消磨人的意志。陳作為北大名教授，青年學子們的精神領袖，還擁有自己心愛的刊物，更不必提以胡適為代表的幾位大師級才子們的意氣相投。這是一種怎樣的意氣風發，志得意滿！如果沒有非常特別的打擊，陳獨秀有什麼理由會願意離開北大？如果他沒有離開北大，其思想就不會不受胡適等人自由主義主張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掣肘。胡與陳畢竟是新文化運動初期志同道合的戰友。請注意一個事實，《新青年》自1919年1月第6捲起，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直至陳離開北大。由此可見同仁們相互間的平衡、制約和妥協。只是陳離開北大後，胡的自由主義理念才與陳的“赤色革命”思想走到無法調合的地步而分道揚鑣。

其次，陳脫離北大教職，重返上海主辦《新青年》，才得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成為職業革命家。這在客觀上為其認識共產國際代表（李大釗介紹），思想上進一步左轉，形成宣傳共產主義的“南陳北李”現象，以及成立共產黨均創造了必要條件。

第三，很多時候，挫折對一個人的影響比順境的潛移默化更大。在一定意義上有理由推測：嫖妓挫折才是陳橫下一條心將一生交給“赤色革命”的契機！才是其思想激化的最後動因。關於此事件對陳獨秀的打擊程度，可以從湯爾和當年的日記中一窺端倪。兩人在路上相遇，湯看到陳“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

最後，不可否認，歷史有其本身的發展規律和必然性。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歷史非規則的曲折性和偶然性同樣值得關注！正是北大以不恰當的方式“放逐”了嫖妓的陳獨秀這位才高八斗的風流才子，才導致中共在其返回上海後僅一年多時間就迅速成立，從而加速了中國現代史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