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改变中国历史进程！

文：格致夫

著名演员黄海波因嫖娼一案被收容6个月。在今天开幕的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黄海波出演男一号的中国影片《胜利》从上千部影片中脱颖而出，成为入围主竞赛单元仅有的15部影片之一。据称，黄在该片中有上佳表现，业界认为他有望角逐本届上影节影帝。虽然公众对黄嫖娼一事给予前所未有的宽容，上影节组委会方面亦表示，评选“不会受到艺术以外的事情干扰。”但令人遗憾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黄却只能缺席此盛会，评选结果最终会否受嫖娼事件影响，亦未可知。

这令人想起一个世纪前发生在北京大学一起性质类似、但其重要性却大过此案千百倍的教授嫖娼案。

上世纪早期，文人嫖娼根本不算什么大事，更不是新闻。1919年3月，报界却爆出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狎妓行为过分的新闻。报道称，陈“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

陈乃北大文科学长，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总编。他不仅深得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器重，而且在青年学子中享有很高威望。追随者和拥趸不计其数。此新闻一出，坊间议论纷纷，非同小可！

1919年3月26日晚，一个有几分古怪的四人会议决定了陈独秀教授的命运。这四位与会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唯一一位有资格决定对陈处罚与否的与会者；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校长汤尔和，他并非北大员工，但当时却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头面人物；另两位是并无管理职权的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尹默（他们后来的经历都很不普通）。马和沈虽未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这应该是此两位出现在这个会议上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此四人同为浙江同乡。会议地点也不是在北大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而是在汤尔和家中。

四人同乡会式的“3·26会议”一直开到十二点，方才散去。虽未留下会议情况的文字记录，但从结果看，在陈独秀去留问题上，会议达成了共识，并且还拟定了陈离开北大的具体方式。

不久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改革原定于暑期后实行，现在悄然提前，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了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北大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与北大的关系却由此破裂。

这个“放逐”陈的决定，除了“3·26会议”本身的不正常之外，四人的作用也很值得玩味。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担任校长期间被公认是北大最辉煌的时代。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蔡先生的过人之处，除了大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更体现在对人才的尊重和宽厚上。不难推定，他是不会愿意“放逐”陈的。从他回复论战者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其治校理念：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显然，在“放逐”陈这件事上是有人说服了蔡先生。这个人会是谁呢？只有在学界有广泛影响力的汤尔和有这个可能。当然，与汤私交甚好的另两位教授也站在汤的立场上帮腔，也是不奇怪的。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是，在一对三的局面下，蔡被说服。最终统一了意见。

此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夜，陈在五四运动中作为精神领袖因亲赴公共场所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于1920年初带着其心爱的《新青年》回到上海。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列主义的宣传中。仅半年之后（1920年8月），他就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实际就称“中国共产党”）。一年后，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就在上海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由于其独一无二的贡献、精神领袖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新文化运动旗帜地位和因此形成的崇高威望，陈虽未亲自出席建党一大会议（派代表参加），不仅被选为总负责人，而且中共二大至五大均被选举为最高领导人。由此足见陈本人对中共早期历史举足轻重的无双影响。

陈因嫖妓事件被北大放逐16年后的1935年，曾同为北大教授和《新青年》同仁的胡适与当年的关键人物汤尔和就此旧事有过一场通信论争。当时中共创立的红军挫败了蒋的第五次围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最终到达陕北。这对国统区震动很大！胡与汤此时的争论无疑与此有关。

有人将胡、汤这场争论归纳为如下两方面。

1】“胡适认为陈独秀嫖妓属于个人私德，是“私行为”；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是“外人借私行为攻击”之。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同公共人物(Publicmen)应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既然身在教育界，作为北大文科学长，必须做到最基本的“为人师表”，嫖妓行为不可接受。

2】“另一方面，胡适认为，3月26日的去陈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陈独秀此后脱离自由主义阵营而迅速左倾。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最终也会离职而去，其思想左倾同样也无可避免。”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历史进行假设式的争论，虽然于事无补，对正确评价历史、理解现实、展望未来却并非没有参考价值。

首先，顺境太容易消磨人的意志。陈作为北大名教授，青年学子们的精神领袖，还拥有自己心爱的刊物，更不必提以胡适为代表的几位大师级才子们的意气相投。这是一种怎样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如果没有非常特别的打击，陈独秀有什么理由会愿意离开北大？如果他没有离开北大，其思想就不会不受胡适等人自由主义主张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掣肘。胡与陈毕竟是新文化运动初期志同道合的战友。请注意一个事实，《新青年》自1919年1月第6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直至陈离开北大。由此可见同仁们相互间的平衡、制约和妥协。只是陈离开北大后，胡的自由主义理念才与陈的“赤色革命”思想走到无法调合的地步而分道扬镳。

其次，陈脱离北大教职，重返上海主办《新青年》，才得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为职业革命家。这在客观上为其认识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介绍），思想上进一步左转，形成宣传共产主义的“南陈北李”现象，以及成立共产党均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三，很多时候，挫折对一个人的影响比顺境的潜移默化更大。在一定意义上有理由推测：嫖妓挫折才是陈横下一条心将一生交给“赤色革命”的契机！才是其思想激化的最后动因。关于此事件对陈独秀的打击程度，可以从汤尔和当年的日记中一窥端倪。两人在路上相遇，汤看到陈“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最后，不可否认，历史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必然性。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历史非规则的曲折性和偶然性同样值得关注！正是北大以不恰当的方式“放逐”了嫖妓的陈独秀这位才高八斗的风流才子，才导致中共在其返回上海后仅一年多时间就迅速成立，从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