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胡耀邦顶峰陨落被忽视的因素

胡耀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7常委悉数出席，最高领导人讲话，这个规格足够高。较之90年诞辰纪念时，胡锦涛没有出席要高。但亦不宜做过度解读，百年比90年纪念理应隆重一些也是常理，何况这次纪念还是座谈会，而非纪念大会。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赞扬、肯定了胡耀邦的历史功绩。其中有一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无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建设进程理应遵循这样的模式。

1980年代被公认为新中国建政以来思想领域和整个精神世界最为开放的时代。其前期则属于品格高尚、人格伟岸的胡耀邦锐意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在习近平上台三年来铁腕反腐倡廉、深化改革图强的当下，纪念一代深受国人敬重的领导人胡耀邦先生，是有现实意义的。

胡耀邦先生是一位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关注民众疾苦、亲切有魅力、个性鲜明的领导人，更是一位具有非凡魄力和勇气致力于迅速改变中国现状的领导人。1989年春夏之交，伟岸耀邦陨落之际，引发那场学生民主运动的历史大事件亦绝非偶然。一个值得一提的侧面是，耀邦先生本人年轻时虽然没有什么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但他一生酷爱读书，且涉猎广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良师益友。当年曾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耀邦语录：只要我在位一天，就绝不能让知识分子再受委屈！

令人遗憾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为他在最高领导岗位上遭遇挫折被邓小平为首的老人们拿下的重大因素之一。众所周知，耀邦先生早在担任中组部长期间，就成为平反中共前27年大量冤假错案的主要领导者和实施者。其魄力和胆量曾令总设计师邓小平感到意外：这样的案子你也敢平反啊。

耀邦先生另一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的政治杰作是关于那篇著名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由华国锋主政。1976年秋，毛去世后不足一个月，华就在叶等人扶持下果断粉碎“四人帮”，赢得国人普遍拥护。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华不能放弃毛的基本路线，不愿承认文革的错误。不仅如此，还以“两报一刊”社论方式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昭告天下之后，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普通讲师胡福明意识到，他抓住了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但“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的主旨，显然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他不能去批社论，更不能反中央。于是他费尽心思写了篇理论性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往偏重理论研究和科教文化等领域的《光明日报》。

等待数月，竟无任何消息。此文的政治风险太高，不是一家报刊领导能定夺的。幸运的是，文稿最终辗转送到了并非主持中央宣传口的新任中组部长胡耀邦手中。胡以其敏锐的政治预见性和敢于担当的魄力，大胆拍板，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标题多了“唯一”这个定语，这是要害！需知，当时国人的思想状态，与今日朝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里的人民称金家领导人为伟大领袖，而我们则称毛是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按毛“最亲密的接班人”林彪的话讲，毛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一句顶一万句。” 偌大个中国，没人敢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这种态势下，敢于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意味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例外！是否真理，只有实践检验说了才算！“两个凡是”的错误就更是不证自明。这样的提法，在国人心目中，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两年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文革是毛亲自发动的，其是非曲直也该由实践检验说了算。而实践已经摆在那里：它就是一场大浩劫，是国人的悲剧！指责胡福明这篇檄文为文革翻案铺路，也不为过。

此文发表后立刻遭打压，高层点了特约评论员和胡耀邦的名，指责严厉。称该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关键时刻，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1978年6月初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照抄、照转、照搬”态度。之后，胡福明这篇文章引发全国范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迅速开启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大门。更重要的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直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就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从1949年算起，毛在位27年；对毛的个人崇拜，则应从1945年中共七大刘少奇以中央名义提出“毛泽东思想”算起，有30余年历史；而毛成为实质上的一把手则应从遵义会议算起，已长达41年！在毛去世后仅仅两年，国人思想就发生如此巨变，没有这篇文章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不可想象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个普通人的一篇理论文章能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而假如没有耀邦先生有先见之明的拍板，这一切在当时就不会发生。一个人对历史的推动，除了体现在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中，同样也体现在这类看似波澜不惊的微妙决策之中。

令人扼腕的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整个精神世界大开放导致后来思想理论界的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包括所谓的“全盘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而这些东西也迅速映射到现实中。在合肥、长沙、武汉等一些高校，以民主选举地方人代会代表为导火索，引发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到省政府请愿等大大小小的学潮事件。而耀邦主政下的各级政府对这些学潮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和处理手法。在有些高校，大学生们也首次提名并选出了自己钟意的地方人大代表。

但不幸的是，在肯定学潮就积极意义的同时，客观上，这些事件和思想理论界的演变也一起为耀邦先生在最高领导岗位的工作制造了困难。作为当年学潮的参与者，今天回头反思，当时我们的行为难免偏激和幼稚，这也为耀邦先生遇挫埋下了一方面的伏笔。在探讨这位最高领导人的际遇时，不应忽视这样的因素。

最后，我只想说，失去了方觉珍贵，耀邦精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