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一份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小刊物 ——《新青年》
历史是一面镜子,运用得当,足以“正”个人或组织之精神“衣冠”。徜徉历史长河,细细品味其壮阔波澜,则不难发现,在文明发展大势的必然性之下,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是由某个微不足道的偶然性小事件引发的。而当代中国史的演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缘起于一本小小的刊物。
20世纪初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功败垂成,国内局势依然动荡不堪。特别是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残酷镇压“二次革命”,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陈独秀亦在此期间流亡他乡。与一生致力于搞武装暴动式革命的“孙大炮”不同,亦曾多次留学和活动于日本,才高八斗的笔杆子陈独秀大受孙文“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的刺激。近两年的流亡生活使他深刻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军事革命是不彻底的,也是没有大出路的。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根据当时国内形势和自身经历,他认为大众启蒙的最好方式就是办刊物,“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1915年9月15日,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小刊物在上海正式创刊,其总编正是陈独秀。该刊物由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的上海群益书社负责发行。陈独秀撰写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宗明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三件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社会改革的这三件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希望,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这就是此后在中国被高高举起的“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初定为月刊,每月1号,每6号1卷。但多次因故休刊,无法正常出版。1916年2月第1卷6号出版后,即因护法战争爆发休刊半年,同年9月1日复刊。此间,群益书社收到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的来信,指责《青年杂志》与该会创刊于1901年的上海《青年》杂志同名。群益书社与陈独秀协商后,复刊时更名为《新青年》,并宣布成立“新青年杂志社”,封面标出“陈独秀先生主撰”字样。有趣的是,改名为《新青年》后,原有的法语刊名La Jeunesse(青年)依然保留,没有改为La Nouvelle Jeunesse(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进攻,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社”随之迁往北京。这一变故很快形成了杂志与大学“联姻”的局面,开始了《新青年》不长历史的黄金时代,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鲁迅、高一涵、沈尹默等北大教员都聚集到了杂志周围。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五四运动爆发后,则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和号角。从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1919年1月第6卷起改组了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因嫖妓事件被北大解除文科学长职务,此后又因直接参与五四运动被捕。获释后未再回北大,而是重返上海,《新青年》也再次来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1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到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停刊。 胡适曾言:“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其中之一就是《新青年》。《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敢为天下先,有过许多辉煌的创举。称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是恰如其分的。 ——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和《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两篇雄文是举起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的开山之作。而《敬告青年》则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 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刊于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5号。该文倡导推广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被视为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与此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起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全部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成为当时第一个全部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白话新诗、第一部白话独幕剧剧本,都发表在《新青年》上。 ——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4卷5号,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而且一出手就把现代文学带进相当的高度。这篇小说和以后发表的《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至今仍是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同时,杂志还译载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泰戈尔、王尔德、莫泊桑、契诃夫等外国名家的作品,1918年6月出版了“易卜生专号”。 ——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Bolshevl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这就是所谓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 1919年第6卷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中国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在五四前后的一个时期,《新青年》无可争议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力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诸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下几个基本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中国政治历史舞台的;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 中国人的社会与时代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 —— 当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认为仍在践行和发展五四先驱们的未竟之业! 陈独秀完全实现了其最初的设想:办刊物“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打破两千年的沉闷局面,短短数年间,令人难以置信地实现由封建专制为主旋律的旧文化迅速向近代民主政治为特征的新文化转型,如果没有《新青年》的孕育、催生和哺育是不可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