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朋友？

不久前，有人发了篇博文《当中国朋友不容易》，因故刚刚看过。想到几个问题，希望与大家讨论一下。

“中国共产党极其多变”，这是该文的主要论点之一，且作者对这种多变颇不以为然。为了证明这个多变说，作者将中共90余年历史中的主要立场转变几乎都囊括了。下面就来分析一下作者提到的几个主要转变。

1】“上个世纪20、30年代捍卫过苏维埃”：提这一点未免过于牵强。那时的中共处于有今日、不知明日的状态。他们甚至都没有本钱捍卫自身的生存，何来资格捍卫苏维埃？由这一点推广开去，粗线条地看，直至1949年前，所谓的中共多变说，就其社会影响而言，没有太多值得讨论的意义。作为在野的“共匪”，那时中共尚处于“在黑暗中摸索”阶段，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基本限于让蒋介石的党国“头痛”程度有多深的范围。为了拿下江山社稷，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动荡中，找寻壮大自身的可行途径，进而创造获胜时机，是那个时期中共的唯一天职。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实践中，对基本方针、路线和策略进行不断修正与变革，是直接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僵化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不变哪成啊？

2】“50年代全面倒向苏联”：这是中共最顺理成章的自然选择。至那时为止，中共的全部理论支撑、精神支柱、和现实支持都来自马列主义大招牌下的苏联，甚至中共六大都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说句绝对的话，中共1949年建政后不倒向“老大哥”苏联，那叫天理不容！

多少年来，不少中国人喜欢纠结上世纪40年代美国人的暧昧态度，哀哀怨怨地惋惜中共的选择。《新史记》也在不断翻腾马歇尔将军、赫尔利、“迪克西使团”等人与中共交往的那些老黄历，以及司徒雷登最后时刻在南京的等待。客观地看，无论是非对错，那个历史选择根本不能怪中共，恰恰相反，那是美国人自己的战略错误所致！仅内战时期，美国就给蒋介石三十亿美金的各种援助！中共倒向苏联的历史选择只能证明当年的美国高层缺乏远见卓识，尤其缺乏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的深谋远虑。甚至有美国人（麦克阿瑟？）将新中国变成与美国对垒的敌人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外交丑闻”，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幼稚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

3】“60年代和苏联闹翻，'老大哥'立刻成了最大'仇敌'”：从早期苏联掌控的共产国际组织的独裁特性出发，从苏联把持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家长制看，更要从中共第一代领导者的远大理想看，中苏闹翻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共不可能长期受制于苏联，苟活在其阴影之下，“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是迟早的事。从另一方面看，早闹翻比晚闹翻强。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国人和世界都该庆幸中共如此之早就与“老大哥”闹翻了，这为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尽早终结做了历史准备。

4】“70年代和美国缓和，亲美反苏”：事实证明，这是毛、周建国后作出的最大胆、最有远见的一个决策。这一历史性转向为中国走出斯大林式僵化体制埋下了伏笔！甚至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有赖于这个决策。这个就无需多说了。

5】“80年代搞出64”：当年和今天，对那场学运都不乏支持者和同情者，包括本人。但客观地看，是学生们自己及其高参们毁掉了那场运动。或许如有人所言，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至少要延迟一代人时间。但在笔者看来，这场所谓的民主运动（并不合格！）的失败或许是一件好事！假如那场运动真成功了，中国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实现西方式民主，其结果不见得一定很好，成为第二个苏联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然，这类马后炮式的假设没太多意思，假设永远无法验证。

重要的是，89事件的教训很深刻。但非常令人遗憾，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民主人士，并不比当年的学运高明多少。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是同志命丧黄河不死心，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不回头，棺材成排不反省！20多年来，一些人在不断地吵吵闹闹要步89学运的后尘，很怀疑靠这些人搞民主会有多少希望。假如上帝真把中国送给他们经营，那恐怕也只能是这个民族的灾难！（哀莫大于心死，对这类民主人士，我这颗匹夫之心早已不知死了多少回了。）

6】“现在又要和俄国结盟反美”：首先，需要纠正作者的一个用词，当今中国，无论现实追求，还是理想路线图，都不可能是反美。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虽然对其内涵和外延尚未见完整表述，但至少有三点应该是明确的：a】当年的美苏争霸是“旧型大国关系”的典型，必须摒弃那种冷战思维；b】后冷战时代的中国不想与任何国家为敌，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和上升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决定了和平崛起才是中国的核心诉求；c】后冷战时代信息化世界的所有特点都决定了需要新型国际框架和秩序，而其中，以合作为基调的大国间新型关系就是其关键骨架。只有在新的国际秩序下，关于全球经济发展、大气与环境污染治理、世界安全保障等全球性事务，才有可能拿出有效果、有效率、有希望的国际合作方案。

有人一定会说，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到中美之间的对抗。例如，中国设立东海识别区，就明显存在两国间的对抗。没错！就是夫妻之间也有吵架的时候，何况是一个崛起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之间这种微妙关系。两国间的利益瓜葛千头万绪，就是上帝也无法理顺所有这些关系。一场中美战略对话就达成91项成果，但这远远不够！小的、局部的差异或冲突肯定无法避免。但不能把眼睛盯在这些小节上。事实上，就是东海识别区这样的明显对抗表演，双方也会很好把握底线。这是美方一方面做姿态表示不接受，事实上又默认的原因。记得，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曾表示，假如中国一年不买美国国债，美国的经济就要遭殃！这个才是表明两国关系大局和要害的例子。

至于与俄罗斯结盟问题，无疑也是双方利益需要。有人一定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美国的！当然无需否认这个方面。理解这个问题的思路之一或许应该是这样的：中美关系目前并非对等，美强中弱。只靠中国，很多时候，并不能有效制衡美国独大、我行我素问题。这实际上有害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中俄联手，对美国的制衡力明显增强，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叙利亚问题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反而会更重视维护中美两国间的合作关系！这无疑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大格局的平衡与安定，最终也对中美形成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的新型大国关系有促进作用！

回到作者开始提出的问题上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作者至少在一点上是对的，“中国共产党极其多变”。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毛之后，改革开放准备阶段，中共自我反省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思想僵化！于是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变化意味着思想的开放，意味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变化意味着勇于自我反省，甚至是自我否定；至关重要的是，变化更意味着活力，意味着自我纠错的能力！一句话，敢于变化、善于变化，正是中共活力和生命力的主要行动指引。也是中共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主要秘密之一。

但是，变不等于什么都变。中共并不愚蠢，他们绝不会被动地让苏联的悲局在中国重演！有变革，也有坚守，这才是完整的中共形象。变革多少，坚守多少，这是习近平今天面临的最大课题。笔者曾写过一篇解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博文《为习近平画像：其顶层设计的最大谋略》，其最后的结论就八个字：“大改经济，死保政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正常的、成熟的国家间外交出发点，第一是利益，第二是利益，第三还是利益。大国博弈的根本支撑，第一是实力，第二是实力，第三还是实力。所谓小国、弱国无外交，是这个世界不争的丑陋现实。在国际舞台，“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很多人长期纠结中国有多少朋友问题，不客气地讲，是一种庸人自扰！

英国是美国最可靠的传统盟友，美国会拯救英国的日益衰落吗？不会。整个欧洲都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证明。欧盟的成立就是希望成为世界一极，有分析曾毫不掩饰地表示，它当然包含抗衡美国的意味！

最后，有一个问题：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朋友？对中国而言，通常意义上的朋友多少，显然不是最重要的。毛曾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那又能怎样？除了可以进联合国，中国依然贫穷落后！像朝鲜、阿尔巴尼亚、老挝、柬埔寨、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南美国家，这些所谓的朋友，对中国除了是负担，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前面提到：和平崛起才是中国的核心诉求。因此，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能够与中国一起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能够为中国崛起进行良好合作的伙伴才是中国需要的“朋友”。而这样的朋友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会是中国的“敌人”，如美国；或者是中国利益的竞争对手，如俄罗斯、欧洲。这才应该是中国所谓的“朋友”观——有效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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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刚刚看到一条消息，可以看作为本文朋友观的一个参考。（南早中文网讯）根据日本外务省对美国普通民众进行的调查显示，39%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伙伴”，位于第一位，而日本则以35%位列次席。 在以美国政商界和学界等有识之士为对象的调查中，回答中国的人数也居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