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六四“正名”？被曲解的蔣彥永上書 文：格致夫
關於中共能否平反“六四”，或為其“正名”（蔣彥永提法），或稱“重新評價六四”（趙紫陽提法），或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日前剛出現一個最權威的重大線索。
眾所周知，最初，中共和官方把“六·四”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後來則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這一波瀾不驚的更改意味着中共對該悲劇性事件的定性出現一定程度的軟化。
而在日前李鵬去世的官方訃告中，雖然“政治風波”這一提法沒有變化，但在讚揚李鵬在“六·四”事件中的重要作用表述中，卻再次出現“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字眼。這一來自最高層的線索，為判斷中共對該事件的最新態度，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標誌性參考，由此可合理推斷，至少在習時代，平反六四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關於平反六四這個民間提出的問題，海內外影響最大的當屬蔣彥永上書。2014年，旅法華裔女作家、記者安琪重發了她10年前的一篇大作，其標題是《衝破思想牢籠，走出六四悲情——也談蔣彥永上書的思想內涵》，我通過萬維博友老高的轉貼看到該文。 作者對蔣醫生上書給出了自己的獨特解讀和闡發。首先在一點上，我認同作者的說法：“平反”和“正名”不可混為一談。但令人遺憾的是，該文對“正名”的具體闡釋，卻南轅北轍，本人無法苟同。尤其是對蔣醫生上書政治含義的肆意曲解，非同小可，有必要再做探討，以還原、澄清蔣老先生本意。
首先，來明確“平反”和“正名”這兩個基本概念。
“平反”是一個政治術語，《新華字典》的解釋是，把誤判的冤案或做錯的政治結論糾正過來，有沉冤昭雪、恢復名譽之意。此外，平反往往還包括道歉、經濟賠償、恢復或重新安排工作等實質性內容，按中共的術語，亦稱之為“落實政策”。 “正名”的政治色彩就弱了一些，《辭海》的相關義項指辨正名稱、名分，亦即達到名實相符，讓事物之名與其本來面目相匹配，符合正義。顯見，與平反相比，正名的實質內涵要少得多，現實可行性也就更高。畢竟，在理論上，正名並不意味着發生了多麼嚴重的錯誤，面臨的阻力也必然更小。
在筆者看來，這也正是蔣醫生15年前上書時避開“平反”，而特意採用“正名”這個說法的初衷——希望用一種阻力儘可能小的提法向中共高層建言，以期獲得積極回應。
安琪對蔣彥永上書的肆意闡發
安琪在該大作（以下簡稱安文）中寫道：“蔣彥永上書的關鍵，在於他在提法上的突破。這裡他用了‘正名’二字，而沒有用大家慣常用的‘平反’。我覺得這個詞語的差別，非同尋常，非常重要。它標誌着一種獨立的精神，甚至標誌着一種思想的解放。” “感謝蔣彥永，他這個為八九‘六.四’正名的提法是有勇氣，有智慧的。它包含了一種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識。”
非常奇怪！提出更容易接受的“正名”，就意味着獨立精神？就標誌着一種思想解放？就包含了一種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識？其中說得通的邏輯關係何在？ 不可否認，蔣醫生上書這件事本身就展現了一種令人敬佩的勇氣和責任感，但這並非表現在用“正名”替代“平反”上。同理，蔣具有可貴的獨立思考精神也與“正名”這個策略性提法沒有多少關係，仍然體現在上書這個行為本身。
安文進一步闡述：“蔣彥永提出為‘六.四’‘正名’，而不是‘平反’，就有了一個大是大非的原則上的區分。你政府動用自己的軍隊，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向手無寸鐵、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學生開槍了——這是一個認罪層面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讓它來平反的問題。” “這種‘平反現象’，是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殊情況。執政當局借‘平反’以疏緩社會危機，延長其業已喪失合法性基礎的執政壽命。人們無原則地認同和接受平反，就等於屈服於一個使用非法暴力和壓迫的強權。等於拱手讓出了幾經犧牲可望爭取到的權利。從而維護了中央政府本該被剝奪的‘自衛權利’。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當政者的權威。這樣一種政府與所謂‘民間’的互動，掩蓋和抹殺了社會上真正要求自由民主的訴求，延緩了民主的進程。”
這裡的邏輯就更不可思議了。既然作者認定六四事件屬於“認罪層面的問題”，平反“就等於屈服”，甚至“延緩了民主的進程”，平反不可接受！為何蔣醫生僅僅提出難度更低的正名，反而可以接受呢？按作者的邏輯，與要求平反相比，這豈不是更大的妥協？！
安文最後明確提出：“在八九‘六.四’的紀念日裡，讓我們選擇一種自主的站立的姿勢，告別平反，走出悲情。”
總之，作者認為，絕不可接受中共的平反，否則就是屈服，就是為虎作倀！按該文的邏輯，蔣醫生的“正名”提法更是向中共妥協，更是“加強了當政者的權威”！而作者對蔣上書的讚揚，怎麼看，都是言不由衷的自相矛盾。
一個關鍵問題：安文的解讀真的反映了“蔣彥永上書的思想內涵”嗎？
那就來看看蔣彥永2004年2月24日上書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政治局、國務院四個最高權力機構領導層《關於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的建議》中是怎麼表述的。 “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我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裡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裡話。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象。在這漫長的15年中，我不論在什麼場合，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我認為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我總希望這個錯誤有我們黨自己下決心來糾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國推向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出來，由我們黨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錯誤糾正了，中國並沒有亂，老百姓更信任黨了。那時我國的食品極其缺乏，什麼都要憑票，但老百姓仍能和黨一起來克服各種困難，使國家在短短的20年內就大變樣了。現在我們國家物資豐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況糾正六四的錯誤是全國人民的心願，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願。只要我們黨的領導痛下決心，自己來糾正錯誤，我相信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中國一定不會亂。” “我在上面寫了不少，總的意思是：既然16大後我們黨和國家的新領導，在各種場合特別強調要貫徹憲法，要以人為本，那麼，人大常委、政協常委、16屆中共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就應該用國家的憲法和黨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則：‘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標準來重新審定六四。我們黨犯的錯誤應該靠黨自己來解決，解決得越早，越徹底，越好。我相信，正確地評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絕不會造成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
在本人看來，蔣醫生的上書，根本不是為了追求所謂的獨立精神，恰恰相反，而是彰顯一種合作精神；根本不是顯示什麼思想自由，而是在尋找官民之間的最大公約數，以達成社會和解的良好願望！
一個不可忽視的客觀事實是，蔣醫生是一位中共黨員。
在此前6年，蔣在“一群老共產黨員1998年給人大和政協的信 ”中寫道：“平反‘六.四’可作為進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順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們認為，平反‘六.四’是一張威力無比的‘王牌’。問題是由誰來打這張‘王牌’。這張‘王牌’理應由江總書記來打，但他若不願意打，我們認為真正愛國，愛民，想把中國建設成為民主富強的國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這張‘王牌’。”
蔣在“一群老共產黨員1998年給江澤民總書記的信 ”中說：“我們一群老黨員給你寫這封公開信的目的很明確，即敦促你痛下決心，平反‘六.四’。 去年三月，八屆五次政協會議的文藝組會上，吳祖光先生無私無畏，首次公開提出應重新評價‘六.四’，並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六.四’的罪魁禍首是貪污腐化分子陳希同，是他編造了謊言，欺騙了小平同志，將陳希同的罪行公諸於眾，就可為平反‘六.四’找到保護小平同志的極好方案，但遺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採納。 去年九月，十五大開會前夕，趙紫陽同志給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懇切地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並提出：‘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這些中肯的建議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時機。”
這兩份更早的上書再明確不過：蔣作為一位中共黨員，在以建設性的合作姿態向高層提出建言。雖然其中有直言不諱的批評，在2004年的上書中甚至有中共高層難以接受的難堪表述，但仍無法否認：蔣這位中共黨員以事實為依據，指出當年中共的做法錯誤，並要求為六四“正名”，並沒有不與中共合作的意思，更不意味着不接受平反。否則，他也沒有必要冒着風險執意上書了！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早前的兩份上書中，蔣等“一群老共產黨員”要求的就是“平反”，但沒有得到江澤民和中共決策層的積極回應，6年後，在蔣個人上書中，才策略性地改用“正名”這個更容易被決策層接受的新提法，其基本出發點理應是社會和解，並有利於中共的執政，而非相反。
總之，作者安琪對蔣醫生上書的解讀，存在明顯的不顧基本事實，不顧起碼邏輯，為了自己的需要而進行肆意曲解之嫌。客觀上，這是對蔣先生的不尊重，亦不利於其在國內的處境；尤其導致對廣大讀者的刻意誤導和混淆視聽。這一做法已經超出了不同觀點進行理性探討理應遵守的底線，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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