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里程碑式的中美“溫室氣體減排協議”？

11月1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結束中國國事訪問之際，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聯合舉行了記者發布會，內容之一是宣布雙方達成的歷史性“溫室氣體減排協議”。相對於中美在APEC會議上的互動，雙方在加強互信、多領域合作、軍事協調等方面達成的共識，特別是習奧“瀛台夜會”加深彼此了解及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取得的進展等更引人注目的多項成果相比，這份有關環境保護的協議並不那麼吸引眼球，公眾尤其難以完全了解該協議真正的分量、久遠意義，以及多年來經歷的那些一波三折和協議的來之不易。

這份看似普通的環保協議夠得上歷史性的、或具有里程碑意義嗎？要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從當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補充條款《京都議定書》說起。

22年前，人類秉持共同美好願望，試圖通過全球性協調統一行動應對氣候變暖嚴峻挑戰，於1992年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目前已有195個締約國批准了該公約。而此後取得的第一個有分量的成果，就是1997年出台的那個雄心勃勃的《京都議定書》—— 一份堪稱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行動綱領。該議定書最核心的內容包括：對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高於發展中國一個數量級的發達國家，提出了具有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要求，而對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呈數量級差距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則提出了沒有具體約束的一般性減排要求。要理解議定書對兩者規定的區別，需要對兩者溫室氣體排放差距有多大有一個基本概念。拿中美兩大國為例，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的資料，2003年中國人均排放二氧化碳0.74噸，但同期美國的人均排放量為5.44噸，接近中國的八倍。

贊成《京都議定書》的美國代表，是因喚醒人們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重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世界著名環保人士，後來在總統競選中以極其微弱票數敗給小布什，時任美國副總統一職的戈爾。他代表美國政府草簽了該協議。但令整個世界大感意外的是，後來白宮決策者們卻改變了主意，出爾反爾，拒絕推動國會批准這份來之不易的法律文件！儘管該公約已被全球近200個國家批准，並與2005年生效。中國也早在2002年就批准了該公約。作為發達國家的領頭羊，美國這個背信行為的直接結果，就是讓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暖嚴峻挑戰的第一份行動綱領幾近成了一堆廢紙，並為此後國際社會達成任何同類協議帶來嚴重後遺症。

《京都議定書》面世12年後的2009年12月，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北歐童話之國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正在那裡召開。遺憾的是，那屆大會沒能寫出美好的童話，而是以失敗告終。當時，當選總統尚不足一年的奧巴馬又剛獲諾貝爾和平獎，帶着志得意滿、一覽眾山小的爆棚自信，把美國世界老大的做派演繹得淋漓盡致，幾近目中無人。白宮發言人宣布，奧巴馬總統將推遲到最後一天才到會，並告訴媒體：“總統認為美國的領導力能在他參加會議時發揮最大效用”。總統最後出席，可以發揮臨門一腳的領導角色！

在丹麥女王為各國領導人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溫家寶總理從一歐洲領導人處獲悉，當晚有一場奧巴馬主導、20多國家領導人出席的非正式會議，名單上亦有中國。讓溫總感到吃驚的是，中方並未接到任何通知！顯然有人不希望中方參加。經核實後，溫總決定自己不出席，而是派副外長何亞非與會。何一到會即開門見山：我是不請自來的！並代表中國代表團提出抗議。

在正式大會上，美方不僅拋出了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的溫室氣體減排額度要求，竟然還提出中國減排工作需接受國際檢查等無理主張！對美方的傲慢要求和不合外交禮儀的強硬做派，溫總理相當不悅，決定對奧巴馬還以眼色。在不久後舉行的大範圍會議上，中方派了一名更低級別的官員代表溫總理與會。對此，奧巴馬相當惱火，要和溫總理直接談。在美方要求下，中方答應當晚7時可以安排見面。而其助手告訴奧巴馬，溫總此時正與印度、南非、巴西三國領導人開會協調立場。聞聽此言，美國總統開始發飆，不顧基本外交禮儀，不請自到，直接硬闖溫總會場。還邊走邊喊道：“總理先生，你準備好了和我見面嗎？準備好了嗎？”在尷尬的氣氛中，四國商討臨時變成五國談判。

按聯合國計劃和奧巴馬的如意算盤，都是在哥本哈根大會上達成新的協議，替代美國人不喜歡的《京都議定書》，但由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分歧嚴重，以及美國的霸道做派和中國的不買賬，這一既定目標未能實現，談判陷於僵局。原定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不得不被迫延長至2020年，這無疑是全世界的損失。

儘管如此，溫總理還是代表中國在大會上負責任地承諾，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這次會議期間發了飆，又受了挫，空手而歸，等於摔了個不小的跟頭。由此也讓美國及其盟國明白，在當今和未來世界許多重大問題上，沒有中美兩大國的協調、合作是不成的。

事隔哥本哈根氣候大會６年之後的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11次締約方會議，即世界氣候變化大會將在巴黎舉行。該次大會面臨的艱巨任務就是要締結一個旨在取代《京都議定書》的新協議，以便能夠在2020年正式生效。這是各締約國已明確表示的共同願望。

為了這一願望能夠實現，於今年９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了 聯合國氣候峰會。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專門討論氣候變化問題的峰會，12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此次峰會的主旨就是助推巴黎氣候大會如期完成談判使命。為了汲取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和此前峰會的教訓，本次峰會在巴黎氣候大會一年多前召開，而上次峰會距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僅兩個月，間隔太短，各國難以消化峰會成果。

紐約氣候峰會最引人注目的創新，是讓各國政府及其它相關方公布各自的減排行動和計劃。領導人在峰會上介紹各自國家的減排行動和設想，分享減排經驗，從而向世界傳遞一個明確信息——碳減排不僅是成本的分擔，更是機遇的分享！有評論指出，過去20多年的國際氣候談判歷史表明，靠施壓以達改變別國氣候政策的目的，往往收效甚微；相反，通過推動國內的節能減排政策，在全球範圍內起到良好的示範效應和引領作用，對世界的影響更大。在氣候變化談判中，做好自己就能最好地影響別人。當前，面對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僵局，大國應承擔特殊責任，即在國內實施更加積極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這些行動將產生廣泛的輻射和示範效應，有效推進國際氣候合作。總之，巴黎氣候談判要獲得成功，國際社會的觀念必須轉變。而觀念的轉變有賴於大國的榜樣和表率作用。

無疑，此次中美“溫室減排協議”的達成，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5年來，《京都議定書》出台17年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面世22年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最困難局面下，取得的最有意義的雙邊成果，具有不折不扣的全球意義！它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陣營同時做出了表率，具有至關重要的引領和導向作用。中、美作為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兩大關鍵責任國，本着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精神，克服各自面臨的困難和障礙，尋求共識，致力合作，協調行動，終於修成正果，必將為明年巴黎氣候大會達成既定目標帶來光明前景。從這個視角出發，毫無疑問，中美“溫室減排協議”具有歷史性的、里程碑式的久遠意義。

最後，有一個關鍵問題已經引起全世界媒體普遍關注，美國眾議院議長博納、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日前異口同聲地表示，他們將抵制中美之間達成的這份“溫室氣體減排協議”！人們不禁要問：美國杯葛《京都議定書》的歷史一幕會重演嗎？不僅中國，全世界都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