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題目，您可能會以為這又是一篇關於中國美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有感而發”。如果是這樣的話您可能要失望了，因為這篇不是討論這些個“主義”的(順便說一句，網友Viewer 最近貼的“樊弓戲侃馬克思”系列非常有意思，有興趣的朋友請到他的博克一睹為快)。這裡想要說的主題是：今天的中國既非資主義，也非社會主義，而是名副其實的“GDP 主義”！

當然這不是我發明的觀點，而是很多人在觀察中國近二十年的發展得出的結論。不過，Thomas Friedman 在他的新作“Hot, Flat, and Crowded" 中，通過中國超速發展所引起的能源和環境危機，對這個“一切為了GDP” 的新“主義”作出了非常深入的闡述。這裡就用他在書中的一些觀點和數據，就這個問題作一點討論。

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1980-2000)， 中國的能源使用因為仍然受到國家調控，並沒有出現失控的狀況。相反，儘管在這20年中GDP增長了3倍，全國的能源消耗卻只增長了一倍。應該說這20年中國的能源效率和有關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但2001 年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政府放寬了信貸資本政策，加上加入WTO，大量外資湧入中國， 中國的製造業開始得到真正的騰飛，成為所謂的“世界工廠”，出口額成倍增長(這裡順便說一句，至少超過50% 的中國出口產品是由外資產生的，而本土工業的競爭力在這幾年裡似乎並沒有得到長足的進步；這也是為什麼朗咸平教授提出“ 中國根本不是什麼製造出口大國”的論點的原因)。相應的變化反映在能源使用上，就出現了首次能源使用的增長超過GDP增長 的現象，而且2005 年的能源使用增長率甚至超過當年GDP 增長率40%！！這一方面是要因為中國的製造業仍然集中在西方國家已經擯棄的所謂“dirty manufacturing" ，即能耗和污染都很嚴重的工業如鋼鐵，材料，日用產品加工等等；另一方面當然也和中國加速發展基礎設施直接相關。另外，中國人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也直接影響了對耗能電器如空調，冰箱等的需求，從而間接增加了能源的消耗。

能源消耗增長對環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據估計，2007年全國平均氣溫達到1951 年來最高水平，為50華氏度。 中國西北部的冰山從1950 年以來已經融化了21%； 更不要說各種頻繁的自然災害，洪澇交替，大氣和江河污染對農業和人民生活的影響了。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的高層領導人終於意識到，持續超速發展將對環境和能源需求帶來巨大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必將限制將來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樣的超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unsustainable growth)。因此，中央政府從2006 年起，就開始推行有關政策，希望能給高速發展的“GDP 列車”一點緩衝，讓經濟發展能夠在喘氣的當口，也能實現提高能源效率和減低環境污染的目標。

不過，GDP 主義的威力在這時候充分顯示出來了。因為各級政府早已將追求GDP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可以想象任何有潛在的可能讓GDP增長受到影響的舉措，政策，都將受到強烈的抵制，即便這些政策是自上而下，來自最高政府階層！因此就有了“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各種奇招， 而在“天高皇帝遠”的基層，則更是根本不把中央的各種“命令”放在心上。比如，中央政府在2007年六月就對各級政府下令(特別有中國特色的下令)， 各種政府機關和公共建築的空調不得設置在攝氏26度以下。但在上海市政府對屬下公共機關的建築進行的調查中，超過半數的此類建築都沒有遵守這個法令。而這個調查結果，被“上海日報”公諸於眾，引起社會各界熱議。

佛來德曼在談到這個有趣的例子的時候提出了一個觀點我覺得很 有意思。他說，這個現象充分表明了目前在中國社會對壘的三種力量：一邊是決心改變能源現狀的中央政府，一邊是極力抵抗，為了“GDP”不惜一切代價的地方政府，最後是正在萌芽的“公民社會”及“新聞自由”的各種社會力量。這三種力量在這場‘世紀之爭”中如何消長，有待我們拭目以待。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完全責怪地方政府為了GDP不顧環境和能源危機，也說不過去。畢竟，正是因為中央政府將GDP 增長作為主要目標，才導致了地方政府的這種“一切為增長’的思維行事方式。加上各級政府官員的烏紗帽或多或少都和GDP有關，所以說這是制度性的問題也不為過。問題是，如何在大環境有了根本變化的時候，改變這架“高速列車”的方向，是考驗中央領導人政治和經濟智慧和能力的難題。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相對來說是很容易的，因為前者是人為地給人們的求新求變精神帶上了“籠套”；但要從dirty capitalism 轉變為 clean capitalism，看起來是更加困難的命題。中國如果真的能從"red China"，變為 Green China"，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地球人幸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