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您可能会以为这又是一篇关于中国美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有感而发”。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能要失望了，因为这篇不是讨论这些个“主义”的(顺便说一句，网友Viewer 最近贴的“樊弓戏侃马克思”系列非常有意思，有兴趣的朋友请到他的博克一睹为快)。这里想要说的主题是：今天的中国既非资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名副其实的“GDP 主义”！

当然这不是我发明的观点，而是很多人在观察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得出的结论。不过，Thomas Friedman 在他的新作“Hot, Flat, and Crowded" 中，通过中国超速发展所引起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对这个“一切为了GDP” 的新“主义”作出了非常深入的阐述。这里就用他在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数据，就这个问题作一点讨论。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1980-2000)， 中国的能源使用因为仍然受到国家调控，并没有出现失控的状况。相反，尽管在这20年中GDP增长了3倍，全国的能源消耗却只增长了一倍。应该说这20年中国的能源效率和有关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但2001 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政府放宽了信贷资本政策，加上加入WTO，大量外资涌入中国， 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得到真正的腾飞，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出口额成倍增长(这里顺便说一句，至少超过50% 的中国出口产品是由外资产生的，而本土工业的竞争力在这几年里似乎并没有得到长足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朗咸平教授提出“ 中国根本不是什么制造出口大国”的论点的原因)。相应的变化反映在能源使用上，就出现了首次能源使用的增长超过GDP增长 的现象，而且2005 年的能源使用增长率甚至超过当年GDP 增长率40%！！这一方面是要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集中在西方国家已经摈弃的所谓“dirty manufacturing" ，即能耗和污染都很严重的工业如钢铁，材料，日用产品加工等等；另一方面当然也和中国加速发展基础设施直接相关。另外，中国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直接影响了对耗能电器如空调，冰箱等的需求，从而间接增加了能源的消耗。

能源消耗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据估计，2007年全国平均气温达到1951 年来最高水平，为50华氏度。 中国西北部的冰山从1950 年以来已经融化了21%； 更不要说各种频繁的自然灾害，洪涝交替，大气和江河污染对农业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终于意识到，持续超速发展将对环境和能源需求带来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必将限制将来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超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unsustainable growth)。因此，中央政府从2006 年起，就开始推行有关政策，希望能给高速发展的“GDP 列车”一点缓冲，让经济发展能够在喘气的当口，也能实现提高能源效率和减低环境污染的目标。

不过，GDP 主义的威力在这时候充分显示出来了。因为各级政府早已将追求GDP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可以想象任何有潜在的可能让GDP增长受到影响的举措，政策，都将受到强烈的抵制，即便这些政策是自上而下，来自最高政府阶层！因此就有了“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各种奇招， 而在“天高皇帝远”的基层，则更是根本不把中央的各种“命令”放在心上。比如，中央政府在2007年六月就对各级政府下令(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下令)， 各种政府机关和公共建筑的空调不得设置在摄氏26度以下。但在上海市政府对属下公共机关的建筑进行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此类建筑都没有遵守这个法令。而这个调查结果，被“上海日报”公诸于众，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佛来德曼在谈到这个有趣的例子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 有意思。他说，这个现象充分表明了目前在中国社会对垒的三种力量：一边是决心改变能源现状的中央政府，一边是极力抵抗，为了“GDP”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方政府，最后是正在萌芽的“公民社会”及“新闻自由”的各种社会力量。这三种力量在这场‘世纪之争”中如何消长，有待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完全责怪地方政府为了GDP不顾环境和能源危机，也说不过去。毕竟，正是因为中央政府将GDP 增长作为主要目标，才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这种“一切为增长’的思维行事方式。加上各级政府官员的乌纱帽或多或少都和GDP有关，所以说这是制度性的问题也不为过。问题是，如何在大环境有了根本变化的时候，改变这架“高速列车”的方向，是考验中央领导人政治和经济智慧和能力的难题。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相对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前者是人为地给人们的求新求变精神带上了“笼套”；但要从dirty capitalism 转变为 clean capitalism，看起来是更加困难的命题。中国如果真的能从"red China"，变为 Green China"，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地球人幸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