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兩篇中，我着重介紹了Gladwell 在書中對先天智力，家庭環境和教育，後天努力，以及“生逢其時”這些內因外因對“超級成功”者的作用。在本書的後半部分，Gladwell 花了很多篇幅來論證另外一個外部因素對個人和群體成功的影響，這就是他稱之為“Legacy”的因素--也就是一個人身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對職業選擇和成就的作用。

早期猶太移民的職業道路對下一代有什麼影響？

我們知道，猶太人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群體，在科學界，金融界，法律界，和藝術界都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猶太人為世界貢獻了愛因斯坦，佛羅伊德，馬克思，羅伯特-奧本海默(“曼哈頓計劃”的領導者)等天才和精英；雖然猶太人只占美國人口不到2%，卻包攬了美國人所得諾貝爾獎的35% (for details of "Jewish Bias of Nobel Prize, see the link)；他們不僅在科學和金融界成績斐然，在文學藝術界也如繁星閃爍--上世紀鼎鼎大名的音樂家如奧伊斯特拉赫，海非茨，梅紐因，帕爾曼，伯恩斯坦，魯賓斯坦，霍若維次等等，都是猶太人。

在美國這個多民族多文化的社會，猶太人的群體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據估計，猶太人的平均家庭收入一直大大超過其他族裔，猶太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從事白領或者“專業行業”的比例，也大大超過其他族裔(近年來亞裔群體大有在這兩方面趕超猶太群體的趨勢)。那麼，美國猶太裔這個群體的“超常成就”，有多少是因為個人
努力的結果，又有多少與他們共同享有的獨特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有關？

在 Gladwell 看來，猶太人的後裔在美國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絕對不是偶然；這中間除了這個群體本身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努力之外，他們的先輩早期移民美國後的獨特經歷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大家知道, 猶太移民大量湧入美國，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而猶太新移民集中的地方, 則主要是紐約等地。和同時湧入美國的來自波蘭，意大利，愛爾蘭等國家的移民不同的是，猶太移民在歐洲的時候大多不是以耕地為生，而是從事各種小生意或者手工工藝(比如修理鐘錶)，而成衣廠的工作是不少猶太新移民曾經從事的行業。在當時的紐約，來自波蘭和愛爾蘭等地的移民往往因為過去的經驗和本領(比如種地)沒有了用武之地，而不得不從頭開始新的職業，比如加入建築行業，或者到人家家裡做保姆等等；但來自東歐各國的猶太人，卻“幸運”地發現，他們經營成衣生意的背景在紐約這個世界時裝中心之一的大都市，卻可以大有可為。於是，這些來自波蘭，匈牙利等國的猶太移民，紛紛開始了經營成衣店的生意，並漸漸積累了可觀的財富。

那麼，猶太裔移民經營服裝行業的生意，和與他們同時來到美國的其他歐洲移民，如波蘭裔，愛爾蘭裔和意大利裔主要從事的建築行業和其他的“day laborer" 的職業相比，到底有多少質的區別？猶太早期移民在服裝行業的職業選擇，對他們的後代迅速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又有多少直接的作用呢？

對這個問題， Gladwell 的回答是，不要小看猶太人當年在紐約的服裝生意，那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工作，而且還具有很強的自主性，以及快速的反饋能力！而這幾個特徵，正好是管理學上所謂“有意義的工作”所必須符合的條件(complexity, autonomy, and feedback)。相比之下，那些白天在建築工地賣苦力，或者在富人家中做保姆的新移民，從事的工作的“meaningful-ness”程度就要差很多。而這種差別，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猶太移民和其他一些同時期來到美國的歐洲移民後來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差別。

早期猶太移民所從事的這種行業的特徵，不僅給他們帶來了可觀的財富積累，更使得他們很快有了掌控自己未來的自信；而這種經濟上的進步和心理上的自信很自然地會對他們的孩子有直接的，正面的影響。加上猶太人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猶太新移民後裔很快就脫離了父母小本經營的職業和生活模式，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而順理成章地進入法律，金融和醫療界等“high profile professions”，也就不是什麼值得驚訝的事情了。書中引用了一位社會學家Louise Parkas對早期猶太移民家族的“家族樹”的調查，很有意思--這些家庭的第一代移民幾乎無一例外地從事成衣生意或者是shop owners，而第二代就開始出現律師，醫生和其他的professional 職業；到了第三代就更絕了,幾乎清一色地成為律師,醫生,或者會計師！！！這裡當然不是說後者這些職業就比他們的父輩或者祖父輩從事的工作高貴或者高尚,但從社會和經濟地位來講,後者比前者要高很多，則是毋庸質疑的。

當然，有讀者肯定會問，類似的例子在別的族裔也存在啊,比如來自中國的早期移民,大都從事餐館業；這與猶太裔從事的成衣業相比，似乎有不少共同點啊。為什麼華裔後代沒有像猶太裔那樣在美國占據如此顯赫的社會地位呢？對此,我想解釋可能是多方面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猶太裔大規模移民美國要先於華裔(至少二十年吧)，所以假以時日，華裔的後代在美國的成就趕上甚至超過猶太裔，也許不是不可能(在音樂界和其他一些領域，亞裔已經嶄露頭角)；另外,猶太人這個群體的集體意識非常強烈，相互之間非常抱團。而這種“social capital ”，正是亞裔移民所缺乏的。所以，從猶太人身上，我們應該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

Gladwell 對華人(尤其是來自中國南方的華人)的數學才能的成因也非常感興趣。在“Rice Paddy and Math Skills ”這章中,他認為中國南方人的數學天份和他們的先輩曾經以經營水稻田為生很有關係。和中國北方和歐洲等地農民主要依靠的麥子相比，水稻種植需要農人一年到頭不停的耕作和呵護，而正是這種與猶太人的成衣店相類似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長期經營，養成了中國南方人精打細算，吃苦耐勞的“群體特徵”；而這種群體特徵，也不可避免地對他們的後代有深遠的影響。對這個conclusion，我並不是很 convinced，但也不妨作為一種視角來對待吧。

南韓航空公司的空難記錄與“民族性格”？

在“The Ethnic Theory of Air Crashes”  這個章節中， Gladwell 用了大量篇幅描述韓國航空公司(Korean Air) 在關島的一次惡性空難事件，包括空難發生前機長與副機長之間，副機長與機場調度(airport controller)之間的對話紀錄。為什麼要對這個空難事件進行如此詳盡的描述呢？因為它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韓航在十年中多起惡性空難事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個。這裡的惡性事件，指的是機毀人亡這樣的所謂“total lost incidents”。這樣的事故對韓航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了--因為在1988-1994年這短短的六年中，就發生了六次這樣的惡性事故。這樣的“記錄”到底有多少見呢？比比其他的航空公司就知道了---在1988 到1998這十年中，美國的聯合航空公司每四百萬次起飛，會發生一次這樣的嚴重事故；而同期韓航的記錄則是每四百萬次起飛就有17次惡性事故！！ 韓航的安全記錄一度糟糕到了讓韓國總統金大忠公開譴責這是“事關我們國家的信譽”的大事的程度，總統甚至宣布他不再乘坐韓航的航班，而改乘剛剛成立的韓亞航空！

那麼，是什麼內因外因造成了韓國航空這樣的“超常表現”(這裡的“超常”當然是負面的)呢？又有什麼措施可以改變這樣糟糕的安全記錄呢？說來您也許不信，大量的調查和對比研究之後，專家的結論是：韓國的傳統文化中的“high power distance" ，是造成韓航“超常”空難記錄的主要因素！！

Power Distance (中文應該翻作“權威距離”吧) 是荷蘭社會心理學家 Geert Hofstede  在1960年代提出的一個國家文化分析模型(national culture dimensions) 的dimension (層面)之一，它反映的是一個社會裡的民眾對權力分布不平均的接受程度。權威距離較高的社會裡(HPD)，人們認為權力分布不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且處於較低社會地位的成員對社會地位較高的成員是必須表現出非常的尊重的；而權威距離較低的社會(LPD)，人們則更傾向於平權的理念，而且處於較低社會地位的人對於較高社會地位的人也敢於挑戰。他發現，東亞國家和拉美國家的權力距離相對較高，而歐美國家的權力距離則相對較低(但也有例外，比如法國就是高power distance 的社會，這是法國文化有別於其他一些主要歐洲文化的主要方面); 而韓國文化中的權力距離，即便在亞洲也是最高的。這種對 social hierarchy 的重視的一個表現方式，就是韓語中的六個deference levels：Formal deference, informal deference, blunt, familiar, intimate, and plain. 韓國人從小就被培養“對什麼人說什麼話”，也就是說他們在與人交流時的方式，一定要視自己與對方的地位和power distance 大小來決定。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韓國航空公司的機長和副機長在空難發生時的一系列交流對話,就不難理解了。在這對關係中,機長是擁有絕對權威的,而副機長雖然只比機長低一級，但在與機長交流時卻必須遵守一定的 hierarchical orders 。但在事故發生的千鈞一髮的時刻，這種 approach 卻往往是導致 disaster 的原因。而機場調度和副機長之間的交流，更是顯現出兩種不同文化(美國文化的權力距離相對較低)的衝撞。所有這些看似毫不相關的文化因素 ，在非常時刻卻成為導致悲劇發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和韓國的Power distance程度不相上下的幾個其他國家，如巴西，摩洛哥，和菲律賓，也是空難記錄“名列前茅”的國家)

2000年,為了全面改造安全操作，韓國航空請來了Delta Airlines 的David Greenberg 來主管 Flight Operations。這位美國專家在韓航引進的第一個改革方案是什麼呢？您可能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改革方案竟然是規定所有的飛行員必須用英文進行交流！！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對這個看似 controversial 的措施， 自有他的理由-- 他認為正是韓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導致了飛行員之間的交流故障；而唯一能夠打破這個  trap 的，就是讓他們“忘記這種等級身份”--而用英文交流，正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有效手段！當然，這裡需要解釋的一點是，英文是國際機場使用的共同語言，所以韓國飛行員本身就必須有一定的英文能力。但要求飛行員之間必須用英文交流，則是 David Greenberg  首創 (For more details of David Greenbergs reform at Korean Air, please see this link)。

這個 controversial reform 的結果如何呢？雖然我們不能將韓航在1999 到2006年之間完美的安全記錄完全歸功於的改革措施，韓航的安全記錄從此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卻是不爭的事實。2006年，它還獲得了Air Transportation World 的 Phonenix Award!!

要聲明一點的是，這個案例絕對不是用來說明韓國文化“劣根性”(在介紹 Hofstede 的cultural dimensions 的時候，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它的 value free 特質--也就是說，它純粹是一個描述性的學說，而不帶價值的判斷--在 Hofstede 看來，這些國家之間的文化價值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不存在優劣和對錯之分); 事實上，韓國經濟最近幾十年的發展，和韓國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傑出表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韓國社會對於教育和革新的投入，以及韓國傳統文化中的勤儉和吃苦耐勞的價值觀念; 但不可否認的是，韓國社會的“高權力距離”這個傳統價值正好在飛行員這個行業產生了非常顯著的“misfit ”。

正如Gladwell 總結的那樣, 我們每個人的成就,雖然和我們個人的聰敏才智和努力密切相關,但我們身上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卻無時不在影響我們的行為。這些“文化遺產”有不少是非常寶貴的,但也有一些會成為我們的負擔(或者像韓國文化的高權力距離這個文化特徵一樣，成為某種行業的負擔) 比如,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謙虛”美德，在推崇個人成就, 主張“blow your own horn" 的美國社會，就可能成為個人成就的包袱；因此, 我們必須要了解自己和自己身後那個群體的傳統,才能真正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讓它們成為我們的財富,而不是包袱.

網友歐陽峰在“亞洲傳統文化：包袱還是財富”一文中說得很好：

“但是，我們亞裔做父母的既然已經對這套文化價值有所領悟有所體驗，也不必全盤拋棄，從零開始學習“主流”的東西來教育孩子。而且，美國本來就是個多元的社會。如果我們的孩子比較集中於某些職業，也是正常的。除了父母本身的特長和教育方法外，作為一個種群的經驗和人脈，也是影響孩子擇業的因素。。。然而，
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亞裔教育就沒有反思的地方。雖然各種文化都各有長短，但每種文化都需要與時俱進。在農業時代，父母一生積累的經驗是孩子最寶貴的財富。所以孩子應該多接受父母的教誨，按照父母的指引成長。而在現代社會中（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社會環境日新月異，父母的知識和智慧都是相當有限的，而每一代面對的機會和挑戰都不同。所以父母的絕對權威不僅限制的孩子從別的渠道得到知識和經驗，而且造成孩子服從權威，缺乏創造性的性格，對孩子的成長不利。而且現代社會的職業和才能要求非常多樣化，再也不象古代那樣只有“學而優則士”這一條路。所以對於孩子的“因材施教”很重要，需要按照孩子的特長和愛好，與他們一起設計和探索成功之路，而不是把一個僵硬的標準(如“全A”,“AP課”等)套在所有人身上。這也是東西方共同面對的挑戰。所以，面對目前關於“亞洲式教育”的討論，我們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要固步自封，而是藉此作為自己反省，提高的機會，爭取在子女教育上更上一層樓”。

就以此結束這個關於“Outliers”的半介紹，半讀後感的系列吧. 希望這些有關智力，家庭環境，個人努力，和文化傳統對個人成就的研究和討論，對各位有些啟發。更希望在我們華裔這一代和後代中，出現更多的各行各業的“outliers”！

相關聯接：

成功不是偶然-- "Outliers" 讀後感(上)

成功不是偶然-- "Outliers" 讀後感(中)


職場心得：不要太謙虛！

歐陽峰：亞裔傳統價值：包袱還是財富？

我們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Better”讀後感(三)

The Jewish Bias of the Nobel 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