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两篇中，我着重介绍了Gladwell 在书中对先天智力，家庭环境和教育，后天努力，以及“生逢其时”这些内因外因对“超级成功”者的作用。在本书的后半部分，Gladwell 花了很多篇幅来论证另外一个外部因素对个人和群体成功的影响，这就是他称之为“Legacy”的因素--也就是一个人身后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对职业选择和成就的作用。

早期犹太移民的职业道路对下一代有什么影响？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在科学界，金融界，法律界，和艺术界都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犹太人为世界贡献了爱因斯坦，佛罗伊德，马克思，罗伯特-奥本海默(“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等天才和精英；虽然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不到2%，却包揽了美国人所得诺贝尔奖的35% (for details of "Jewish Bias of Nobel Prize, see the link)；他们不仅在科学和金融界成绩斐然，在文学艺术界也如繁星闪烁--上世纪鼎鼎大名的音乐家如奥伊斯特拉赫，海非茨，梅纽因，帕尔曼，伯恩斯坦，鲁宾斯坦，霍若维次等等，都是犹太人。

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犹太人的群体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据估计，犹太人的平均家庭收入一直大大超过其他族裔，犹太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从事白领或者“专业行业”的比例，也大大超过其他族裔(近年来亚裔群体大有在这两方面赶超犹太群体的趋势)。那么，美国犹太裔这个群体的“超常成就”，有多少是因为个人
努力的结果，又有多少与他们共同享有的独特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有关？

在 Gladwell 看来，犹太人的后裔在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绝对不是偶然；这中间除了这个群体本身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之外，他们的先辈早期移民美国后的独特经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大家知道, 犹太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而犹太新移民集中的地方, 则主要是纽约等地。和同时涌入美国的来自波兰，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的移民不同的是，犹太移民在欧洲的时候大多不是以耕地为生，而是从事各种小生意或者手工工艺(比如修理钟表)，而成衣厂的工作是不少犹太新移民曾经从事的行业。在当时的纽约，来自波兰和爱尔兰等地的移民往往因为过去的经验和本领(比如种地)没有了用武之地，而不得不从头开始新的职业，比如加入建筑行业，或者到人家家里做保姆等等；但来自东欧各国的犹太人，却“幸运”地发现，他们经营成衣生意的背景在纽约这个世界时装中心之一的大都市，却可以大有可为。于是，这些来自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犹太移民，纷纷开始了经营成衣店的生意，并渐渐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那么，犹太裔移民经营服装行业的生意，和与他们同时来到美国的其他欧洲移民，如波兰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主要从事的建筑行业和其他的“day laborer" 的职业相比，到底有多少质的区别？犹太早期移民在服装行业的职业选择，对他们的后代迅速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又有多少直接的作用呢？

对这个问题， Gladwell 的回答是，不要小看犹太人当年在纽约的服装生意，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工作，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以及快速的反馈能力！而这几个特征，正好是管理学上所谓“有意义的工作”所必须符合的条件(complexity, autonomy, and feedback)。相比之下，那些白天在建筑工地卖苦力，或者在富人家中做保姆的新移民，从事的工作的“meaningful-ness”程度就要差很多。而这种差别，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犹太移民和其他一些同时期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

早期犹太移民所从事的这种行业的特征，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财富积累，更使得他们很快有了掌控自己未来的自信；而这种经济上的进步和心理上的自信很自然地会对他们的孩子有直接的，正面的影响。加上犹太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犹太新移民后裔很快就脱离了父母小本经营的职业和生活模式，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顺理成章地进入法律，金融和医疗界等“high profile professions”，也就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了。书中引用了一位社会学家Louise Parkas对早期犹太移民家族的“家族树”的调查，很有意思--这些家庭的第一代移民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事成衣生意或者是shop owners，而第二代就开始出现律师，医生和其他的professional 职业；到了第三代就更绝了,几乎清一色地成为律师,医生,或者会计师！！！这里当然不是说后者这些职业就比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从事的工作高贵或者高尚,但从社会和经济地位来讲,后者比前者要高很多，则是毋庸质疑的。

当然，有读者肯定会问，类似的例子在别的族裔也存在啊,比如来自中国的早期移民,大都从事餐馆业；这与犹太裔从事的成衣业相比，似乎有不少共同点啊。为什么华裔后代没有像犹太裔那样在美国占据如此显赫的社会地位呢？对此,我想解释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犹太裔大规模移民美国要先于华裔(至少二十年吧)，所以假以时日，华裔的后代在美国的成就赶上甚至超过犹太裔，也许不是不可能(在音乐界和其他一些领域，亚裔已经崭露头角)；另外,犹太人这个群体的集体意识非常强烈，相互之间非常抱团。而这种“social capital ”，正是亚裔移民所缺乏的。所以，从犹太人身上，我们应该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Gladwell 对华人(尤其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华人)的数学才能的成因也非常感兴趣。在“Rice Paddy and Math Skills ”这章中,他认为中国南方人的数学天份和他们的先辈曾经以经营水稻田为生很有关系。和中国北方和欧洲等地农民主要依靠的麦子相比，水稻种植需要农人一年到头不停的耕作和呵护，而正是这种与犹太人的成衣店相类似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长期经营，养成了中国南方人精打细算，吃苦耐劳的“群体特征”；而这种群体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对这个conclusion，我并不是很 convinced，但也不妨作为一种视角来对待吧。

南韩航空公司的空难记录与“民族性格”？

在“The Ethnic Theory of Air Crashes”  这个章节中， Gladwell 用了大量篇幅描述韩国航空公司(Korean Air) 在关岛的一次恶性空难事件，包括空难发生前机长与副机长之间，副机长与机场调度(airport controller)之间的对话纪录。为什么要对这个空难事件进行如此详尽的描述呢？因为它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韩航在十年中多起恶性空难事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这里的恶性事件，指的是机毁人亡这样的所谓“total lost incidents”。这样的事故对韩航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因为在1988-1994年这短短的六年中，就发生了六次这样的恶性事故。这样的“记录”到底有多少见呢？比比其他的航空公司就知道了---在1988 到1998这十年中，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每四百万次起飞，会发生一次这样的严重事故；而同期韩航的记录则是每四百万次起飞就有17次恶性事故！！ 韩航的安全记录一度糟糕到了让韩国总统金大忠公开谴责这是“事关我们国家的信誉”的大事的程度，总统甚至宣布他不再乘坐韩航的航班，而改乘刚刚成立的韩亚航空！

那么，是什么内因外因造成了韩国航空这样的“超常表现”(这里的“超常”当然是负面的)呢？又有什么措施可以改变这样糟糕的安全记录呢？说来您也许不信，大量的调查和对比研究之后，专家的结论是：韩国的传统文化中的“high power distance" ，是造成韩航“超常”空难记录的主要因素！！

Power Distance (中文应该翻作“权威距离”吧) 是荷兰社会心理学家 Geert Hofstede  在1960年代提出的一个国家文化分析模型(national culture dimensions) 的dimension (层面)之一，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里的民众对权力分布不平均的接受程度。权威距离较高的社会里(HPD)，人们认为权力分布不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对社会地位较高的成员是必须表现出非常的尊重的；而权威距离较低的社会(LPD)，人们则更倾向于平权的理念，而且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对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也敢于挑战。他发现，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权力距离相对较高，而欧美国家的权力距离则相对较低(但也有例外，比如法国就是高power distance 的社会，这是法国文化有别于其他一些主要欧洲文化的主要方面); 而韩国文化中的权力距离，即便在亚洲也是最高的。这种对 social hierarchy 的重视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是韩语中的六个deference levels：Formal deference, informal deference, blunt, familiar, intimate, and plain. 韩国人从小就被培养“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也就是说他们在与人交流时的方式，一定要视自己与对方的地位和power distance 大小来决定。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韩国航空公司的机长和副机长在空难发生时的一系列交流对话,就不难理解了。在这对关系中,机长是拥有绝对权威的,而副机长虽然只比机长低一级，但在与机长交流时却必须遵守一定的 hierarchical orders 。但在事故发生的千钧一发的时刻，这种 approach 却往往是导致 disaster 的原因。而机场调度和副机长之间的交流，更是显现出两种不同文化(美国文化的权力距离相对较低)的冲撞。所有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文化因素 ，在非常时刻却成为导致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和韩国的Power distance程度不相上下的几个其他国家，如巴西，摩洛哥，和菲律宾，也是空难记录“名列前茅”的国家)

2000年,为了全面改造安全操作，韩国航空请来了Delta Airlines 的David Greenberg 来主管 Flight Operations。这位美国专家在韩航引进的第一个改革方案是什么呢？您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改革方案竟然是规定所有的飞行员必须用英文进行交流！！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这个看似 controversial 的措施， 自有他的理由-- 他认为正是韩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导致了飞行员之间的交流故障；而唯一能够打破这个  trap 的，就是让他们“忘记这种等级身份”--而用英文交流，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手段！当然，这里需要解释的一点是，英文是国际机场使用的共同语言，所以韩国飞行员本身就必须有一定的英文能力。但要求飞行员之间必须用英文交流，则是 David Greenberg  首创 (For more details of David Greenbergs reform at Korean Air, please see this link)。

这个 controversial reform 的结果如何呢？虽然我们不能将韩航在1999 到2006年之间完美的安全记录完全归功于的改革措施，韩航的安全记录从此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却是不争的事实。2006年，它还获得了Air Transportation World 的 Phonenix Award!!

要声明一点的是，这个案例绝对不是用来说明韩国文化“劣根性”(在介绍 Hofstede 的cultural dimensions 的时候，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它的 value free 特质--也就是说，它纯粹是一个描述性的学说，而不带价值的判断--在 Hofstede 看来，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价值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存在优劣和对错之分); 事实上，韩国经济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和韩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杰出表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社会对于教育和革新的投入，以及韩国传统文化中的勤俭和吃苦耐劳的价值观念; 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国社会的“高权力距离”这个传统价值正好在飞行员这个行业产生了非常显著的“misfit ”。

正如Gladwell 总结的那样, 我们每个人的成就,虽然和我们个人的聪敏才智和努力密切相关,但我们身上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却无时不在影响我们的行为。这些“文化遗产”有不少是非常宝贵的,但也有一些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或者像韩国文化的高权力距离这个文化特征一样，成为某种行业的负担) 比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虚”美德，在推崇个人成就, 主张“blow your own horn" 的美国社会，就可能成为个人成就的包袱；因此, 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和自己身后那个群体的传统,才能真正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让它们成为我们的财富,而不是包袱.

网友欧阳峰在“亚洲传统文化：包袱还是财富”一文中说得很好：

“但是，我们亚裔做父母的既然已经对这套文化价值有所领悟有所体验，也不必全盘抛弃，从零开始学习“主流”的东西来教育孩子。而且，美国本来就是个多元的社会。如果我们的孩子比较集中于某些职业，也是正常的。除了父母本身的特长和教育方法外，作为一个种群的经验和人脉，也是影响孩子择业的因素。。。然而，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亚裔教育就没有反思的地方。虽然各种文化都各有长短，但每种文化都需要与时俱进。在农业时代，父母一生积累的经验是孩子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孩子应该多接受父母的教诲，按照父母的指引成长。而在现代社会中（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环境日新月异，父母的知识和智慧都是相当有限的，而每一代面对的机会和挑战都不同。所以父母的绝对权威不仅限制的孩子从别的渠道得到知识和经验，而且造成孩子服从权威，缺乏创造性的性格，对孩子的成长不利。而且现代社会的职业和才能要求非常多样化，再也不象古代那样只有“学而优则士”这一条路。所以对于孩子的“因材施教”很重要，需要按照孩子的特长和爱好，与他们一起设计和探索成功之路，而不是把一个僵硬的标准(如“全A”,“AP课”等)套在所有人身上。这也是东西方共同面对的挑战。所以，面对目前关于“亚洲式教育”的讨论，我们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要固步自封，而是借此作为自己反省，提高的机会，争取在子女教育上更上一层楼”。

就以此结束这个关于“Outliers”的半介绍，半读后感的系列吧. 希望这些有关智力，家庭环境，个人努力，和文化传统对个人成就的研究和讨论，对各位有些启发。更希望在我们华裔这一代和后代中，出现更多的各行各业的“outliers”！

相关联接：

成功不是偶然-- "Outliers" 读后感(上)

成功不是偶然-- "Outliers" 读后感(中)


职场心得：不要太谦虚！

欧阳峰：亚裔传统价值：包袱还是财富？

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Better”读后感(三)

The Jewish Bias of the Nobel 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