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本土诈骗，有越来越追上台湾之势，两岸一家亲，同文同种技术交流无障碍。

诈骗犯都两岸合作了，两岸官方却因为政治阻碍，无法一起合作反诈骗。这是政治在害人、杀人。

还有大陆官方重视上级，轻忽下层百姓伤痛，让百姓被诈骗投诉无门，死了人案件爆开，才要来抢立功抓人，专制社会弊病，骗不了人的。

以下轉貼海森崴(独立评论员):”徐玉玉之死与监控国度”

山东临沂18岁穷家少女徐玉玉，因为遇上电话诈骗，升大学的费用9900元被骗走，伤心欲绝，郁结于心，最终导致心脏骤停，不幸离世。事件在全国引起极大回响，面对舆论压力，公安迅速破案，拘捕4名疑犯。害死徐玉玉的，骗子当然是直接凶手，罪无可恕，但是骗子是从何处取得徐玉玉的个人资料，是谁出卖了徐玉玉的个人讯息，这幕后者才是真正凶手。

像徐玉玉这样的悲剧，已不止一次发生，如果我们国家不尊重个人私隐，不认真保护个人资料，悲剧只会不断上演。可是，中国的执政者却是带头窃取个人讯息者，无处不在地监控着人民，要求其保护人民私隐，无疑是与虎谋皮。政治制度是徐玉玉之死的症结，我们国家的制度正在滋养着骗子，助纣为虐。

到底是谁泄露了徐玉玉的个人讯息？ 8月17日，徐玉玉的父亲带着女儿到区教育局办理了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申请。隔天，接到教育局电话，「说钱过几天就能发下来。」19日下午4时半，骗子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徐玉玉母亲李自云的手机上。问了一句，说今年你的家里面是不是有学生考上大学了？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这名男子就自称自己是教育局的，有一笔助学金要发放，听说是要「发放什么助学金」，她喊了女儿来接电话。正是这个「发放助学金」的消息骗取了徐玉玉的信任，也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助学金申请的讯息，只有区教育局掌握，仅仅两天后骗子就以助学金为名骗上门来，这是巧合么？公安部门必须彻查骗徒从何处取得徐玉玉的个人讯息，是否有人出卖学生的讯息。

虽然2015年11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已将泄露公民个人讯息入刑，最高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中国的特色就是法例完善，执行乏力。在网上我们轻易可以找到各种各类售卖个人讯息的数据，而且非常廉价，但执法部门却视若无睹，因为执法部门都肆意侵犯公民的私隐。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视保护公民私隐的国家，政府部门为了维稳随意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监视、截听、窃取电邮、跟踪⋯⋯无所不用其极。有一位境外记者朋友告知，近期一位安全系统的朋友找他，指其单位正准备建立大数据库，询问何处可以取得一些人物的数据，纵使买或偷都可以。

执法部门都可以如此毫无底线，我们还能寄望他们保护国民的私隐吗？保护公民私隐，首要就是将执法部门关进笼子里，严格监管执法部门截取公民私隐。科技愈来愈发达，取得个人讯息愈来愈容易，保护个人私隐迫在眉睫。

保护个人讯息，首要必须从执法部门做起，执法部门必须依法进行监控，并有第三者的监察。如果连执法部门都不尊重私隐，我们怎能要求民间机构尊重公民私隐，否则徐玉玉之悲剧只会继续上演。

以下转贴老徐(独立评论员):”骗子是怎样「炼」成的？”

最近骗子猖獗，短短几天时间先后电信诈骗成功，并「气死」了两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事情闹大了，使电信诈骗成为了网络热点话题。警方迅速出击，抓获了几名犯罪嫌疑人，还有几个在逃。事实证明在实名制的当下，电信诈骗其实是可以迅速破案的。

电信诈骗，全世界都有，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这样如此肆虐、如此疯狂、如此持久、如此根深蒂固。环顾我们的社会，除了电信诈骗，以高息揽存为诱饵的金融诈骗，以养生保健为噱头的医疗诈骗，以高大上为幌子的学术诈骗……这些骗术都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令人们防不胜防。骗子无所不在，骗子无所不能。

那么，这些骗子是怎样「炼」成的呢？

第一，骗民不骗官。在中国，执政党掌控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想要办成任何事情几乎是易如反掌，关键看愿意不愿意办。电信诈骗之所以这几年肆虐猖獗，就是因为绝大部分案件，骗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难以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加上取证难、办案成本高，所以最后都不了了之了。这次如果不是因为出了人命，这样的事情恐怕就如同千千万万个普通诈骗案件一样，最后都石沉大海了。

第二，公权力不作为。在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下，官员如果要升职，关键是顶头上司说了算。所以官场上只唯上、只唯官的现象司空见惯。老百姓被骗了，立个案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警方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几千、上万元的小案子去兴师动众。这次在舆论的压力下，警方迅速出击抓获了几名犯罪嫌疑人。公权力只要肯去作为，电信诈骗其实是可以遏制的。如果一开始每起电信诈骗案件，警方都能够这么快地抓获嫌疑人，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那么这些个悲剧还会发生吗？因此公权力不重视、不作为是骗子飞扬跋扈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有学者质疑：为何维稳可以天罗地网，诈骗却可以畅行无阻？纳税人的钱应当往什么地方用？

第三，最大的骗子在官场。官场上的腐败分子就是最大的骗子，台上都是「孔繁森」，台下全是「王宝森」。官场上假学历、假文凭、假数据、假大空的文章满天飞，为社会上的骗子作出了榜样。社会上的骗子与官场上的骗子狼狈为奸、珠联璧合。相对于社会上的骗子，官场上的骗子危害性更大。

第四，骗术看似复杂，其实十分简单，就是大海撒网式的欺骗，重点针对三种人：太善良的、太愚蠢的、太贪婪的。

第五，骗子违法成本低。现有刑法对于诈骗罪的量刑过轻，像这两起「气死」人的案件，如果依据诈骗金额量刑，显然不足以震慑罪犯。应该考虑对造成恶劣影响的罪犯，可以适用死刑。

去年荣获「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作品里，有一部小说名叫《骗子》，作者是西班牙的哈维尔‧塞尔卡斯。小说主人公恩里克‧马尔科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佛朗哥独裁统治和民主过渡等重要历史时期。他通过伪造历史，以纳粹暴行的见证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反抗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者等身份大肆宣传自己的「英雄事迹」，社会地位也扶摇直上。然而，就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谎言被彻底揭穿，从一位平民英雄瞬间沦落成爱慕虚荣的骗子。主人公的弥天大谎只是小说的表面题目，作者着意谈论的是被炒作的历史回忆以及隐藏在人性深处的见不得人的东西。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社会，骗子是怎样「炼」成的，恐怕也能够从中得到许多反思。公权力不能去造假，否则上行下效，骗子就会如鱼得水。公权力不能不去作为，否则骗子横行霸道，社会风气败坏，最终倒霉的肯定是普通老百姓。

骗子不可怕，产生骗子的土壤和环境总不改变，这才是最可怕的。只要官场上只唯上、只唯官的体制继续存在，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之类的说法，就永远是一个美丽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