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被判無罪 堪稱教科書級案例

文：格致夫

人在美國的中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周立波，於2017年1月爆出涉毒持槍案，經當地法院歷時一年又4個月前後11次過堂，昨天法官判犯罪嫌疑人周立波無罪。但他承認開車打手機，故以交通違章罰款150美元，其它包括持槍等四項指控罪名都不成立，甚至沒有提及涉毒！該案以這樣的結局落幕，讓不少人感到非常意外。

其實，這個案子在美國，並不算稀奇，新聞價值也不大。這倒不是因為美國人不知道周立波是只什麼“鳥”，而是“劇情”和結局都太乏味！即使有11次開庭，也都是些程式化的東東，沒人對這類老生常談感興趣。所以，海外關注此事的基本限於中文媒體，當然，主要還是國內媒體。

但這一點也不意味着該案應該忽視。在筆者看來，這個案子對正在致力於建設法治的中國而言，值得好好說道說道。考慮到國人可憐的法治意識，周案不是一般地有意義，而是堪稱教科書級的案例！

那麼，教科書級的案例應該具備哪些特點呢？

—— 案情應簡單明了，過於複雜的案子不適用於“教學”，有過教書匠經歷者都清楚這一點；

—— 案情應具典型意義，過於特殊的案例，亦不適合納入教科書，否則，學生們可能八輩子也用不上；

—— 結局宜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這才能有醍醐灌頂范兒，給學習者留下難忘印象；

——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案例必須體現最先進的法治理念，這一條如果還要強調，就等同於廢話了。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周立波案是否具備這四方面特點。

1】該案案情非常簡單。2017年1月19日凌晨，紐約州警方在長島某地，將開車“蛇行”並打手機的周立波攔下。警方在車上搜出一把手槍，以及兩袋毒品。警方隨後將周立波和副駕駛座的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唐爽帶回警局。

無疑，僅僅從這個事發過程，並不能得出案情簡單的結論，其背後完全可能隱藏着無法想象的複雜內容！例如，毒品是怎麼來的？這個來源問題就可能情節極其曲折，甚至可能牽出驚天大案。兩位嫌疑人是否吸食過毒品？癮君子的經歷更不排除劇情非常複雜的可能。同理，手槍是怎麼來的？屬於合法持有？還是非法私藏？有子彈上膛嗎？警方的這兩大繳獲就足以讓劇情演變的跌宕起伏！

這還沒提到兩位嫌疑人的關係、他們深夜出行的目的，此前的經歷，等等。如果你的想象力足夠發達，或者具有偵探天才的素質，案情可能的發展簡直沒邊沒沿。

可惜，案情的現實發展，並沒有給出色想象力多少空間，特別是最後的結局，讓水面下的冰山永遠沒有機會露出！這就保證了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案例，無需“同學們”浪費太多腦細胞在弄清複雜案情上。

2】名嘴周立波先生一不小心就給國人貢獻了一個典型案例。即使影視劇看得不多的人，也不屬於整天沉浸在文藝作品中的文青族，對於警察攔下可疑車輛，並發現武器和毒品這類老套劇情也會耳熟能詳。你能想象出比周案更典型的案例嗎？

3】吃瓜群眾最津津樂道的是波波同志的結局。而絕頂聰明的波波也確實不含糊，為洗刷罪名，先後換了三位律師。第一位，據稱是美國華人圈頂級大律師，考慮到波波不差錢，不請最牛的律師才不合邏輯。但案子在該律師經手期間的“期望值”，居然是重罪——面臨最多41年、最少3-5年的刑罰。

第二任律師名叫丹尼爾。隨着案情的發展，在該律師努力下，第二位嫌疑人唐爽的案子被撤銷。據新的預測，周立波可能走認罪協商路子 ，這樣或許無需坐牢，但要做社區義工。

但牛叉的波波不願善罷甘休，又請了大神級的第三任律師斯卡林。不服不行，大神就是不同凡響，辯護“標的”竟然是：無罪！等一下！那啥毒品、手槍等證據，都可以無視嗎？

沒錯！在這位律師面前，那都不是事兒。這老兄把矛頭對準了警察。搜集證據的過程不合法，證據統統無效！不服？你警察能拿出搜查當事人車子程序合法的證據嗎？你們有搜查證？還是有當事人的現場簽字畫押？都沒有，很好！他是口頭同意的嗎？很遺憾，我的委託人就聽不懂英語！你們拿什麼證明他同意了？拿不出證據？很好！哪還有什麼好說，我的委託人無罪！

事情就是這麼個事情：波波車裡有子彈上膛的手槍，還有兩袋毒品。波波還牛叉地打着手機，在馬路上開車“扭秧歌”；法理就是這麼個法理：由於警方搜查車子程序有瑕疵，攥在手裡的鐵證也就無效，案件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不靠那張把死鴨子說活再跟他比誰嘴硬的嘴，周立波也能無罪！這是不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4】最後，簡單提一下該案審判理念先進在何處。法庭上，控辯雙方打證據戰，如DNA檢驗、電話公司手機通話記錄等，都是最老套的程序，這裡就不值得提了。在中國法庭上也每天都在上演。但是，證據再鐵，它是怎麼來的？取得過程合法嗎？如何對待這類程序性問題，才是體現法治水平高下的又一個關鍵！程序正義不是擺設、更不是空話。它不僅是刑訊逼供的天敵，在真正的法治社會，被告與公權力互動的每一個微小環節，都應該不折不扣地體現出來。周立波案正是在程序正義一絲不苟的體現方面，足以成為國人的教科書。

或許有人會糾結，按照美國這種審判路數，豈不是給真正的罪犯提供了逃脫法律制裁的機會？沒錯！這種負面效應肯定存在。例如，美國最著名的辛普森殺妻案,有證據指向辛普森殺人了，也是僅僅因為取證程序瑕疵，導致證據無效，辛普森被無罪釋放。

對於這個問題，必須算一筆賬，即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的比較。因為程序正義的絲毫不妥協，導致極少數罪犯逃脫法律的懲罰，這是維護高水平法治的社會成本。而堅守程序正義的社會收益是，每個社會成員在面對強大的公權力的時候，都能指望獲得公正、有尊嚴的對待！包括沉默權。顯而易見，這個社會收益之大，讓因此付出的社會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當然，對於程序正義這個事情，也並非完全沒有思考和異義空間。程序正義不應是絕對的，理應有一定的界限。片面地一味追求程序正義，而忽視實體正義，也並不可取。或許應在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之間建立一種平衡性規則。在必要的情況下，容許犧牲一定程度的程序“非正義”（瑕疵），而首先保障實體正義的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