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就盛世腾飞，闭关守旧就国困民穷，屡试不爽既然如此，为何中国历朝历代，还是一直出现闭关守旧，复古、复屁的思想，夹杂在爱国、爱中国、中华的呼声中，甚至蔚为风潮
说穿了就是阶级思想、自私自利作祟，专制、独裁政权，权力是掌握在皇帝、诸侯、贵族手中，中国向外开放是全中国人民、国力获利、增长，但是不代表皇帝、诸侯、贵族的利益会一直增长，这二方面有冲突时，你觉得皇帝、既得利益者，会如何抉择?闭关守旧、复古的呼声，在掌权者的操控下，就很奇葩的风行起来，结果当然是国困民穷、民族性扭曲...等等奇怪、不可思议的丑事一一现形....呈现出全球人眼中，奇怪、神秘的中国人......，好像外星人，吸引著外国人，哈哈
以前一段时期还绑著奇怪的辫子，後来辫子剪了，却有一条无形的专制辫子拖在脑後，真够奇怪了......，还是让全世界人惊奇的国度:中国
告别传统，「改编」西方思想以救故国：《世纪中国》选摘(ZT)尽管清朝覆亡时政治局面动荡不安，整个国家还是处在一种相对繁荣的状态。少了清廷官僚的桎梏，新的贸易商业活动频繁昌盛。自晚清开始的铁路修筑计画现在持续进行，即便这些计画有外国投资参与其中，中国的企业家仍然因此获得新的机会，得以低廉而快速的大量运送货物和原料。生意人很快就从美孚洋行（Standard Oil，或译为标准石油）或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abacco Company）这样的公司行号学会西式的广告技巧与促销手法。广泛销售的进口煤油和石油，再加上国外资金投注兴建的发电厂，都是新颖且具备扩充厂房潜力的能源。
如商会这样的民间社团组织，自清末开始兴起，此时的发展来到新的高峰；通常这类商会的会长会照管所在城市的大片区域，支持民间对城市新基础建设的投资。路灯和电话的设置，使得城市生活更加安全，商业贸易往来也更为简便。尽管此刻能供汽车行驶的马路为数不多，但是改良型的人力车，搭配可充气式的轮胎，加快了人们在城市里移动的速度，并且给予数万名工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些工人中，有许多是革命後被剥夺财产的满人。
中国商业菁英人士的教育程度比从前更高，他们通常在家乡就读外国人兴办的学校，或留学海外大专院校。化学教育使得盐业及其相关产业开始转型，从而在纺织纤维染色和加工、玻璃制造和钢铁生产等领域取得了技术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同样也对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起了刺激效应，因为许多在华西方人士被徵召回国加入军队，使得一整个新世代的中国技术人员有机会接手西方人留下的管理职务空缺，这些技术人员都是由外国技师训练出来的。此外，由於大战爆发的缘故，船运由远东海域召回，以及欧陆补给品与备用零件的欠缺，都激发中国工程师的创造力，并导致替代品的进口。
如此增长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发展出一批为数众多的工业劳动力量。虽然传统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但是新的就业机会出现，加上农村地区因为爆发零星战斗而导致的困难情形，促使农村人口移往某些较大的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在这些城市里，他们与传统手工业行会的成员，以及当地匠师不安地共处，这些匠师扎根在地已有多时，对於经济商机和孰先孰後有更准确的判断。随著中国日益坚定地融入国际商业和贸易的世界，其农业生产受到世界经济不稳定周期的影响，导致难以事先预料的危机，特别是在那些从原来维持生计的农作，改为栽种利润诱人的经济作物（如丝绸、棉花或烟草）的农民，更是如此。
清朝覆亡後不久，各省大片地区逐渐落入军阀掌握，却未阻碍经济活动的成长；同样地，动荡的局势也未对思想界造成束缚或限制。事实上，中央政治权威的衰弱，使得中国思想界得以大放异彩，以至於有一种说法，称这段时期为第二次文艺复兴，堪与十五世纪时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但这是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说法，因为中国的情形，并不只是重新发掘古典时代被遗忘的元素，然後将其嫁接在当前的思想体系上，用以创造出一个新形态的文化来。相反地，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是从全世界的文化中汲取养分，将自身文化与各式各样的外来概念作比较，挑战从传统继承而来的认定与信念。同时他们深信：唯有因应中国的需要，创造性地改编、学习外来思想，才能将国家从军阀和列强肆虐的分崩离析局面中解救出来。
语言本身也是与这些思想上的追寻相关的面向。传统中国所使用的文言文极难掌握，因此只有少数菁英才能精通运用。只有那些有大量时间学习、思考的人，才能领略文言文的精微之处，而随著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开始有学生和学者倡议放弃传统文言文，甚至放弃中国原有的表意文字。有些人建议改采世界语（Esperanto），或彻底将中国文字改为罗马拼音，又或者运用注音符号系统来进行所有语言表达。最後终於拍板定案：文言文的书写形式，应该改为模仿口语或白话的语言模式。如此一来，复杂深刻的理念就可以传递给庶民大众。白话文的兴起促成小说、诗歌和政治理论著作出现的新契机，学者文人在实验各种替代的韵律和结构时，很快就掌握了运用白话文的窍门，并创造新词来表达新思想。有若干学者文人哀叹白话文失去了文字的典雅、精确和优美。然而对年轻一辈来说，这样的改变却是重新唤醒国家民族的象徵，也是让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大文化并驾齐驱的契机。
在1910年代後期，数以万计留学海外的男女学生归返故里，将他们带回国内的新思想发扬光大。采用西方课程标准教学的中学和大专院校继续增加。很多新的文学、科学和政治期刊开始在全国各地贩售进步刊物的书店里传播，这些期刊大受年轻读者欢迎。在这类新期刊、乃至於近年来读者群快速扩展的白话报纸上刊载的广告，也带来各种外国生活方式的讯息与想像。大量外文小说作品（尤其是法文、英文和俄文小说）被译介为中文，同时还有许多关於社会与政治理论的深奥之作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有许多篇首先刊载在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要编辑群的《新青年》杂。探讨那个时代的社会乱象，以及试图深化个人精神认知的作品，特别受读者欢迎。譬如易卜生（Ibsen）的戏剧呈现出个人意志在社会中作用的新概念，以及中产阶级家庭中女性受束缚的困境。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著作介绍了人类潜意识中欲望、动机与行为的力量。经由对马克思以及各种形式的行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简单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播。西方科学的重要性受到详尽讨论，而那些类科学或科学思想——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提出调整社会结构以适应时代压力，避免过时及其後遭淘汰的必要性——一时之间也蔚为盛行。
到了1917年，由於《新青年》杂风行一时，加上那群年轻、大都在海外留学的教职员的声望，使得北京大学成为重要思想与思辩的中心。北大在其思考灵活、度量宽宏的校长蔡元培带领下，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主动，聘用了不少拥护新思潮的青年男女为师。蔡元培曾经到德国修习政治哲学，因此接受过西方思潮洗礼，但他同时也在科举中取得最高等级的进士功名，是清朝末年传统学问的重要学者。正因如此，蔡得以运用其经验，提倡以新的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北大的教员阵容济济多士，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献的专家，钻研上古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学者，以及历朝历代史上的文学遗产，他们研究的对象从唐、宋的伟大诗人到十八世纪影响深远的小说巨著，像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想、信仰和社会行动主义彼此激荡，在「五四运动」的大旗下交会在一处。「五四运动」名称的由来，是为了彰显发生在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各种戏剧性事件。
在「五四」爆发前几个月，北大的文化思潮与国际间的外交折冲，以及国内混乱复杂的军阀政治碰撞在一起，而产生了强烈的化学效应。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国正式宣战。传统中国的外交及外交政策很少越出国境，也从来不曾尝试涉入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所以这次对德宣战可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中国虽然宣战了，派往战场参加战事的却不是战斗兵员，因为西方认为，中国的军队不具备在战况惨烈的西欧战线──机械化战争中作战的能力。但是中国可以提供另一种服务，因为在1917年时，英国军队正面临人力短缺的重大危机。
中国加入法国、英国、日本等协约国阵营，於1917年参加一次大战，促成此事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他本人之前也是军阀）有许多难以告人的动机。表面上，段准备向日本政府大举借款，以实施赴欧洲参战。但实际上，段将这笔钱拿来巩固自己在北方的地盘，然後策动麾下部队挥戈南下，以武力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作为偿还贷款的抵押，日本在中国获得修筑铁路、架设电报网路的特许权利，同时得到设置银行、采矿、贩售军事装备，以及未特别指名的「修复项目」中，取得特惠权。在1918年，段再次向日本贷款後，将原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各项权利让予日本（自1914年起，日本即出兵占领山东）；同时，段还开放东北、内蒙给日本驻军，并在自己军中聘用日本军事顾问。
在巴黎和会於1919年初协商条约期间，段祺瑞之前私下做的各种交易，现在都公诸於众，使得中国外交官於驻在国颜面扫地，在国内则引发舆论的熊熊怒火。其结果便是，在1919年5月4日这天，北京发生了一连串愤怒且参杂暴力的反政府示威，这股浪潮很快席卷其他城市，学生、教师、城镇市民、商人和工厂劳工纷纷加入。接连出现的示威游行迫使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最终未签署《凡尔赛和约》。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报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