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世间一切事物，都会如钟摆一样，不能只向一个方向行走。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在六十年代后期，终于遇到了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挑战这种理念和制度的，正是芝加哥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佛里德曼。佛里德曼首先对凯恩斯对30 年代大萧条的成因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大萧条的原因，与凯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之后，佛里德漫又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观点，对凯恩斯关于“政府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通胀和失业混合比例”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而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也为佛氏的理论提供了实际的验证。在里根总统就职的1981 年(正好是肯尼迪就职二十年后)，美国经济又一次面临危机 -- 经济连续四个月负增长，高达12%的通胀率，失业率在7%以上，而且还有雪上加霜的高利率(prime rate 高达15-20%)。 为了打破这个困境，里根采纳了佛里德曼的经济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和投资，并在各个行业推行deregulation，鼓励自由竞争(以前一直被大公司垄断的一些行业，比如金融，电讯，交通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打破垄断的)， 最终在1986年将通胀率降低到1%， 并实现了GDP开始稳健上升，失业率和利率下降的目标。可以说，佛里德曼的经济理念充分展现了“小政府，大市场”政策的精髓，它在美国经济中产生的成就，也是“自由市场”原理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的主要原因(比如拉美国家就曾经照搬佛里德曼的学说，在智利等国家制造了所谓的“拉美奇迹”)。

里根之后的二十年，美国虽然经历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的阶段，但在经济体制上，基本上是延续佛里得曼的理念。 他的“自由市场”理念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美联储主任格林斯潘奉行的“少监管” 和“低利率”政策了。不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二十多年来的“自由放任”，其实正是造成金融业失去控制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何在今天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下，“加强政府监管”的呼声甚嚣尘上的因素。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的道理，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上来说，都应该是适用的。奥巴马一手抓银行，一手抓医改，似乎也的确有纠正美国在佛里德曼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久而造成的“失误”之意。也许真的到了奉行萨谬尔森的“中间主义”的时候了？看看奥巴马最近对银行的频频出手的同时，又对中产阶级进行“拉拢”，许诺减少他们的税赋负担(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提出的这些针对中产阶级的“好处”，实际上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值得一提)，似乎和肯尼迪当初的手段有些一致。有意思的是，奥巴马目前的经济总顾问，前哈佛校长萨莫斯，正好就是萨谬尔森的侄子！这只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

“面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支配者，我能够提出哪些简明扼要的建议呢？基于我对微观-宏观理论以及经济史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必须建议：中国将来应该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的经济体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间路线是将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等自由论者所钟爱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排除在外的。

“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中间路线要求对市场和企业进行民主监管。虽然理性监管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个优于其它的目标。

“就定义本身而言，中间路线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之所以向中国未来的管理当局和选民推荐中间路线，并非因为我无法在左右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选择。 每个地区和社会都必须为自己设计出中间路线所需的折衷方案。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中间路线的适度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实行中间路线，并试图干预市场活动，进而想对收入和财富进行近乎平等的分配，那一定会削弱任何市场体系的活力。通过遵循民主多数原则的集体讨论，有望减少极端的不平等性。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但如果出于非理性的理想主义而忽视了现实主义，那就会扼杀中间路线，并使人类回到左翼和右翼的老路上，或者回到某种糟糕的组合路线上。

“作为一个长期浸淫其中的经济学家，我努力信奉现实主义，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中国未来的成功可能会受到美国爱国人士的欢迎。经济绝对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财富的增多未必会以美国财富的减少为代价。请诸位务必记住最后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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